10346字|閱讀約30分鐘

近日，沉寂已久的考古與盜墓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因“考古匯”微博下方的評論又重新燃起些許火焰。起因是山西運城最近發現一座晉國晚期高等級大墓，其屬於“上郭城址和邱家莊墓群”的一部分，自1974年以來山西省對該遺址群進行過五次發掘，出土過一大批重要珍貴文物。上世紀90年代以來，該墓地一直遭盜墓賊瘋狂盜掘。2018年以來，開展“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取得一系列成果。最近盜掘該遺址的盜墓賊被抓住，去考古現場給考古隊指認了地點。有評論就建議將盜墓賊犯罪分子收編，更有甚者，討論起了盜墓賊與考古人的智商高低問題。

然而，是否應該將盜墓賊收編到正規考古隊伍，盜墓是否和《盜墓筆記》描述相似，考古到底是不是國營盜墓？這些在12年已爭辯許久的話題，今天我就來系統地談一談。

首先，讓我們先回溯一下12年在微博上的爆發的“考古圈”與“盜墓圈”的歷史性大討論。起因是一位名為螺旋真理的博物館行業的從業者發了一條微博，內容為“順手舉報了@盜墓中國 這個賬號。盜墓違法，以盜墓為幌子吸引眼球亦當禁止。文化遺產保護，從我做起”，一時間評論與轉發者甚眾，從而引發了一場圍繞考古與盜墓而展開的歷史性激辯。

《中國文物報》在2012年12月21日第5版為此事件刊載一篇《微言大義：考古與盜墓的微博大討論》：

“‘盜墓中國’是一個微博賬號，一開始是發表和盜墓類小說相關的內容，之後開始發表一些盜墓故事，介紹盜墓技術和工具。網友的爭論從以‘盜墓’這一違法行為的名稱作為賬號、自我介紹為‘職業盜墓者’，這些出現在公眾媒體平臺是否合法、是否有教唆之嫌，到後期擴展到對盜墓文學的性質、考古與盜墓的關係、考古是否有違喪葬倫理等議題。其中，不乏一些‘考古與盜墓兄弟關係論’‘盜墓非物質文化遺產論’等言論。”

這場有關考古與盜墓的爭論發生之後，《中國文物報》專門邀請高蒙河、許宏、徐堅三位考古專家發表自己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其中時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任二里頭工作隊隊長，擁有豐富的一線考古經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許宏老師在《由觀戰引發的對公眾考古的思考》一文中主動反省了中國考古學家對公眾普及考古學知識方面的不足：

“田野考古和研究的專業性、學科傳統上的封閉性，導致我們這個日益引人關注的學科在與社會的溝通上存在著缺乏透明度、信息不對稱、語言不易懂等問題。最大的問題，恐怕還是心態不開放。譬如考古與倫理這類話題，是西方公眾考古的議題之一，但在我們國家也還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

最終該事件以南派三叔的發聲而告一段落：

“你們放心吧，我會做的比你們想像的更好。我們有大量文物保護的專家做內容顧問，以後小說都會在序言印製前言提醒。沒有分級制度下IP發展越好，我們會越自律。具體我們的做法會陸續發佈。遵守法律，傳播正道，一起加油。”

然而人們的成見是一座大山，這場歷史性大討論雖然影響了一部分人，使一部分人對考古行業有所改觀，令考古從業者也進一步思考公眾考古的發展與普及的問題，但考古=國營盜墓，盜墓=《盜墓筆記》這一固有偏見，在某些人心中依舊默默生根發芽，雖然隨著近些年《我在故宮修文物》、《如果國寶會說話》、《國家寶藏》等考古文博類節目的播出在國內引發了考古文博熱，大眾逐漸走進考古文博這個行業。但是在現實中，卻仍有一部分人在對考古行業一知半解，亦或是看了《盜墓筆記》等盜墓類小說之後浮想聯翩，便主觀臆斷式的將考古與盜墓聯繫起來，將自己從影視劇或小說所瞭解的非常淺顯的考古與盜墓知識應用到與他人關於文物考古等的討論之中，在內行人看來不免有些滑稽，然而現實卻仍有一些人會相信，而且受眾往往不在少數。雖然我們倡導每個人都應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謹言慎行的態度，不做“鳥籠效應”的踐行者，但現實卻不盡如人意。而這樣的現實令我們反思，公眾考古還要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還需要有哪些發展與進步？對於公眾考古的發展問題，我不便作過多評述。而針對網上熱議的幾個話題，希望能夠憑藉個人淺顯的學識嘗試著進行回覆。

一、考古=國營盜墓？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明確一下考古的性質是什麼。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對於“考古學”的定義是：“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

“金石學者，以文字為主幹。……惟既名曰金石學，必於金石之界限，詳為劃分。而所謂甲骨陶玉木竹各類之有文字者，自不能混合於金石之中。”

從廣義來講，兼古器物學、金石文字學而推廣之。馬衡先生在《中國金石學概要》一書中指出：

“金石者，往古人類之遺文，或一切有意識之作品，賴金石或其他物質以直接流傳至於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種材料作客觀的研究以貢獻於史學者，謂之金石學。古代人類所遺留之材料，凡與中國史有關者，謂之中國金石學。”

現如今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中國考古學與金石學存在著些許區別與聯繫，正如李濟先生所言：“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建築在現代考古學與民族學組織的田野工作所蒐集的材料上'”。雖然古代金石學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例如呂大臨元祐七年（1092）編撰完成的《考古圖》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且較有系統的古器物圖錄，王黼於宣和五年（1123）奉敕編纂的《宣和博古圖》，朱德潤的《古玉圖》，“乾隆四鑑”等等，但都存在著一定的侷限性。現代考古學與只偏重於金石文字的研究而忽視田野調查與科學論證的傳統金石學有所不同的是其採用西方近代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的實證方法，從研究資料、獲取資料的技術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闡釋理論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等不同層面，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統的學科體系。

從學科分類這一點來說，

考古學按照年代可分為：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

按照研究的空間範圍可分為：歐洲考古學、中國考古學、沙漠考古學、海洋考古學等

按照研究對象可分為：宗教考古學、美術考古學、紙草學等

按應用手段可分為：田野考古學、水下考古學、實驗考古學、航空考古學

另還有其他考古學分支，如：類型學、古文獻學、考古地磁學、古文字學等

在進行考古學研究時，也有一些常用到的學科，例如：第四紀地質學、體質人類學、古動物學、古植物學、物理學、化學等。

按照考古學涉及領域，又可劃分為理論考古學、公共考古學、田野考古學、文化考古學等。

可謂是劃分之細，研究之精。許宏老師總是強調，考古學研究的不僅僅是物，更是研究歷史文物背後的context。通過對遺址的發掘來還原古代的社會面貌、衣食住行等狀況。舊石器考古學更是涉及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這一人類終極問題，並在考古學家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學術進展。然而盜墓分子的終極追求是什麼呢？答案就一個字，“錢”。用炸藥等工具將墓穴鑿開，將其中自以為有價值的文物偷盜出來，賣掉換錢。完全不顧遺蹟的歷史價值，更有甚者將其毀壞殆盡。在十年浩劫期間，由於考古工作的被迫中斷，令盜墓分子有機可乘，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文物流失與歷史遺蹟的破壞，令無數有研究價值的文物和考古遺址喪失了其本應具有的作用。為人類還原歷史，解讀文物背後的context增添了不少阻力。80年代之後，考古工作陸續恢復正常，對於歷史的解讀也隨著考古工作的逐漸深入與科技的不斷髮展變得清晰明朗起來。然而這一切歷史文物背後的意義，古今無數的盜墓分子卻一概熟視無睹，只為著自己的終極追求“錢”而“前赴後繼”，逐漸造成了如今“十室九空

其二，考古學之所以稱之為科學，考古工作之所以能夠在國家支持下有序開展，便是擁有一系列與盜墓大相徑庭的考古工作規範與細則。

在進行考古發掘之前，都必須要進行考古調查，它是田野考古工作的第一步，能為考古發掘和研究與文物保護提供一定的科學依據。考古調查則是指在基本不破壞遺址現狀的情況下，通過對遺址表面的實地踏查或勘查，發現和獲取古代遺存資料的科學行為。考古調查主要包括普通調查、重點調查兩種工作方式，是中國長期以來採用的田野調查方式。普通調查指對也地區不同時代的所有遺存進行全面調查。首先在調查前要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對於該地區的縣誌、考古報告等相關資料要有全面細緻的瞭解，帶好相關工具，制定好調查路線並與相關部門取得聯繫。在進行實地調查的時候，要到四勤：口勤、眼勤、腿勤、手勤。也就是多問問當地居民、多在調查區域轉轉，注意每一處細節，多動手勘探。在發現古代遺址後，還要圍繞分佈範圍、堆積狀況、所在位置、地理環境、保存狀況等項內容，深入瞭解遺址的詳細信息。

正是因為這樣的實地調查與當地生活常態太過於“格格不入”，所以許宏老師的隊員乾脆編了一個順口溜：“遠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問是社科院的，原來是文物調查勘探的”，雖比較戲謔，但也較為符合。而重點調查又稱專題調查，是指為了解決特定學術課題對一個地區的某類遺存專門開展的地面勘查。其中又細分為文化譜系調查、大遺址調查、環境考古調查、遺址資源域調查、冶金考古調查等等。在調查結束後，進行調查資料的整理，依舊具有行業規範性。

（1）首先對實物資料進行技術處理：首先是先將遺物進行去土和去鏽等清潔工作，然後進行遺物的拼對與修復，以恢復它們的原來形態。

（2）然後對資料條理化和分析研究：

①首先是對每個遺物編號和寫號，並對遺物進行必要的斷代，然後進行遺物的分類統計，最後對遺物進行繪圖、照相、文字描述和登記信息卡。

②然後便是對記錄資料的整理：在進行記錄資料整理的同時要注意以下三點：a.檢查核實b.必要分類c.深入分析

③最後便是編寫調查報告，調查報告也分為兩種：

a.簡報：將調查資料和認識進行簡要報道和公佈。

b.正式報告：對調查資料和認識進行全面公佈。

報告內容主要包括工作過程、調查資料和調查認識三個部分，簡報和正式報告可根據實際需要予以酌情表述。

然而不幸的是，考古學者孜孜不倦甚或終其一生為考古行業，為人類的歷史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考古調查的遺址卻無數次遭到盜墓賊的盜掘。在十年浩劫時期，部分盜墓分子更是進行肆無忌憚的盜掘，使得中國文物遭到又一次的遺失。然而考古工作者不僅要與盜墓賊作鬥爭，更要面對公眾的不解，在“盜墓”被美化的一種畸形文化下，公眾考古的歷史使命任重而道遠。雖然考古行業有這樣一句戲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但“動手動腳找東西”找到不僅僅是文物，不僅僅是遺蹟，找的更是文物背後的歷史價值，找尋的是人類文明的終極意義。

其三，我們來談一談考古人的情懷。

而討論到情懷，不得不談的就是薪資問題。在談論考古行業薪資之前，我先為大家講述19世紀一位著名的德國“考古學家”——海因裡希·施裡曼的故事。

海因裡希·施裡曼

海因裡希·施裡曼

而1995年美國曆史學者大衛·威廉姆斯（David Traill）的著作《Schliemann of Troy: Treasure and Deceit》指出：

所謂施裡曼從小立志找到特洛伊、精通近20種語言、為了未來考古事業準備而累積財富、慧眼獨具主張希沙利克就是特洛伊等等都是後來穿鑿附會的浪漫故事。實際上施裡曼只是一位對考古有興趣的有錢人，他從英國考古學者弗蘭克·達拉邦特（Frank Calvert）手中搶走了發現特洛伊的功勞。

其實對於施裡曼的故事，只需關注三個字就可以了，那就是“有錢人”。考古一度被戲謔為“貴族考古”，簡言之，就是貴族才能支持的下去的行業。之所以舉這個例子，也是為了說明，考古行業平均工資不高。雖然能夠勉強養家餬口，但想要發財就不要來考古。相比盜墓分子倒賣文物賺取的鉅額利潤，考古工作者更顯得生活清苦，有從業者指出：“我都來考古了，你還跟我談錢！”可見考古考的不僅是遺址，更是那份對考古赤誠的熱愛，用愛發電，用情懷續暖。盜墓賊還真幹不了這行，將盜墓賊收編到正規考古隊伍，興許他自己都受不了。被利益矇住的心，無論如何都無法守得住這份清苦，無論如何都不會用愛發電。

其四，我們來談一談考古對人類進步和歷史探源的意義。

考古專業畢業的著名小說家張承志先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彷彿這個滿身泥土的學科，有一句嚴厲的門規那就是：或者作為特殊技術工人告終，或者攀援為思想家，在這條路上探索沒有止境，我們還在前行，我們企圖透物見人，也就是透過那些冷冰冰的遺物，來窺探它背後的古人，探知他們的行為甚至思想。”

考古學並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學科，而是有溫度的，是透過冷冰冰的遺物去觸摸遺物背後歷史的溫度，去探知他們的行為和思想，去與他們進行跨越時空的交流，感受其一言一行的溫度。這是考古學的魅力，也是無數考古學學者前赴後繼，孜孜不倦的終極追求。

考古不僅能夠感受還原歷史的魅力，也在不斷的嘗試著回答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這一終極問題。無數舊石器考古學家在世界各地進行發掘，試圖解決人類起源與演化的問題，試圖繪製人類遷徙與擴散的足跡，也許我們無法像科技創新那樣看到它日新月異的變化，無法如衣食住行般感受其切實的轉變，但正是一代代考古人憑著一股“傻勁”孜孜不倦地進行考古發掘與研究，才逐漸使我們的歷史脈絡變得更加清晰，使我們逐漸知道了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一終極問題。也許“歷史沒有真相，只殘存一個道理

現代人擴散模式

二、盜墓=《盜墓筆記》？

在談論這一話題之前，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盜墓的起源與發端。

早在舊石器時期，根據一些考古資料便可以發現存在一些有意識的對墓葬的破壞。史前時期受到生產力條件的限制，墓葬規模小，隨葬品不僅少而且價值也比較低，以生活中常見的陶器等物件為主。隨著社會發展，在氏族晚期階級分化出現時才逐漸出現了以禮儀性質的玉器等。加上這一時期以物物交換為主的經濟狀態，隨葬品的使用價值因受到生產力水平的影響而極為有限，從而不會對當時的人們產生太大的吸引力。因而，可以推測史前時期極少有以獲取財物為主要目的的盜墓活動。

以獲取財物為主要目的的盜墓，其興起最直接地是與厚葬習俗有關，背後則與生產力發展和階級分化息息相關。正因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春秋時期會是大規模盜墓現象的興起時期。

《呂氏春秋·節喪》中就有記載：“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可知當時厚葬已經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成為了一種社會普遍現象，而正是這種厚葬習俗的普遍化，再加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亂世紛爭以及“禮崩樂壞”，使得盜墓賊一時興風作浪，而乃於“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

伍子胥挖掘楚平王的墓的傳說也是流傳至今，據《史記·伍子胥列傳》記載：“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伍子胥藉助吳國之力驅逐昭王后，挖掘楚平王之墓並進行鞭屍行為，這是對於楚平王的極大的侮辱，而這正是伍子胥用來報仇的手段，其所為的不是財物，而是出於個人情感的宣洩。這同樣也是盜墓的一大重要原因。

再加上大量春秋戰國時期墓葬的被盜，諸如吳王闔閭，齊桓公以及管仲等等的墓葬均不能免於難，尤其是吳王闔閭的墓葬據《漢書》記載不到十年便被盜掘。（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鹹盡發掘暴露，甚是悲也。）是可以很明白看出當時盜墓是多麼猖獗而普遍的現象了。也無怪乎王子今在其《中國盜墓史》中認為：“先秦兩漢時期，是我國喪葬史上厚葬的第一個高峰，也是全部盜墓史的發端。”

由此可見，盜墓並不是一個現代性行為，其淵源可追溯至先秦兩漢時期。然而在一些人看來，這些文字則是為盜墓增添了些許歷史與神秘色彩，對於盜墓類小說更是增添了幾分興趣，憑藉著從盜墓類小說中瞭解的些許淺顯的盜墓與考古知識，以及在其魔幻色彩的薰陶之下，對盜墓更是浮想聯翩。然而，盜墓真的等同於盜墓類小說嗎？考古是如何被盜墓類小說搶佔認知高地的？接下來，我們便細緻的聊一聊。

《盜墓筆記》等盜墓題材的小說、電視劇的大熱，在迎合廣大觀眾的視覺享受和好奇心之餘，也對公眾認知考古的工作性質產生了誤導，也不利於公眾考古的開展。但是，一個現象興起定有原因，接下來我將以《盜墓筆記》為例，分析盜墓小說的特徵以及興起的原因，並且在此基礎上從公眾考古學角度出發，分析盜墓小說等作品對考古事業的影響，最終並解答“盜墓=《盜墓筆記》？”這個問題。

（一）盜墓小說的興起及其特徵。

盜墓小說是網絡時代下網絡文學興起的產物之一。中國大陸的網絡文學發展至今已有十餘年，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為網絡文學的一種類型小說，盜墓小說在繼承一般網絡文學特點的同時，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體特點和內容要素。

以《盜墓筆記》為例，網絡盜墓小說通常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空間設置。盜墓小說大多設置了二元空間的共存，一是有生命的現代人的現實空間（即主角盜墓者的真實現代背景），二是無生命的已死之人的墓穴空間或有所謂“生物”存在的“異度空間”（如《盜墓筆記》中的秦嶺神樹，七星魯王宮等）。連接這兩個空間的通常是真實存在的墓穴，主人公在對墓葬進行探索挖掘的時候實現在兩個空間內的穿梭。

第二，人物塑造。盜墓小說設置的主人公（即盜墓者）大多基於現實，在言行中體現著現代人的行事作風，但又有著不為人知的歷史背景，如《盜墓筆記》中吳邪的家族盜墓史和張起靈的神秘血緣背景。

第三，主題表現。盜墓小說相較於其他同時流行的網絡小說（如玄幻小說和穿越小說）而言，主題較為深刻。主人公去發掘古墓都帶有明確目的，如《盜墓筆記》中吳邪尋找因故失蹤的長輩，《鬼吹燈》中摸金校尉受陳教授委託打撈國寶秦王照骨鏡等，並且在墓穴空間與現實空間的穿梭中，表達對生死觀的體悟，對當下價值觀的拷問，都具有深層次的研究價值。

第四，語言方面。盜墓小說的語言在具有淺顯易懂，簡短通俗等網絡小說的語言特點的同時，還具有其獨特的特點。一是運用盜墓術語，為小說增添了濃厚的神秘色彩。二是真實與虛構共存。盜墓小說多以歷史、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等為基礎進行想象虛構，營造真實與虛構並存的故事情節，形成“虛擬美學”敘事風格，如《盜墓筆記》中的“戰國帛書”、“八重寶函”等真實存在的文物，西王母則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人物。

第五，文本結構方面。盜墓小說通常有著較長的篇幅，動輒幾百萬字，圍繞環環相扣的線索進行古墓盜掘。

最後，敘述方式方面。小說多通過自然地理位置大跳躍來完成對盜墓的圍繞敘述，如《盜墓筆記》中出現的長白山、秦嶺、廣西巴乃等跨度極大的地點。同時，小說多運用插敘的手法補充追述背景故事，由於時間的沉澱更增加神秘感。另外，盜墓小說對時空的轉換十分注重，現實空間與墓穴空間通過盜洞相連，盜墓者通過墓穴與古代歷史形成對話，用超強的想象力營造出神秘、懸疑、驚險的氛圍，增強了吸引力。

盜墓小說在通過這些手法塑造出一個神秘驚險的世界的同時，也展現出一套價值觀，這也是它吸引眾多讀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生死觀。在中國歷史上，古代帝王將相為了追求長生之術，通過招募煉丹術士，聽信風水玄學修建工事等活動來企圖長生不死。盜墓小說則通過描述對古代帝王將相之墓的盜掘展現了這一現象，在盜墓過程中盜墓者也經歷了種種生死考驗，從而使對歷史的認識和感慨更加深切，更多的是對古代統治者勞民傷財異想天開的諷刺，對生死觀的深刻認識，對自然規律的尊重，對生的珍惜和對死的正視，對價值的追求。

第二，鬼神觀。盜墓這一題材不可避免的涉及了鬼神觀。古已有孔子云：“子不語怪力亂神”、對鬼神“敬而遠之”的態度，但古代神話故事和封建迷信的傳說從未缺少對鬼神的描述。在新時代唯物主義史觀的指導下，“建國以後不能成精”也成為戲談，由此可見大眾對鬼神仍有獵奇心理，而盜墓小說也迎合了這一心理，從而獲得大量關注。但在盜墓小說中雖然有很多關於鬼神的描寫，極力渲染恐怖神秘陰森的氛圍，不斷提及殭屍異獸等事物的存在，但是這些僅僅是為了渲染故事的神秘色彩，並不是主幹，並且大部分時間鬼是不存在的，多是盜墓者緊張的心理作用，從中也可看出對鬼神存在的否定。如《盜墓筆記》中王胖子常掛在嘴邊的就是：“第一，世界上沒有鬼……”。

第三，道義觀。從很大程度上來講，粉絲對盜墓小說的喜愛是對其中人物魅力以及故事中充滿感情的情節的喜愛。道義在盜墓者身上體現在對生命的尊重，對同伴的珍惜，對責任的擔當上。無論是《盜墓筆記》還是其他盜墓小說，都體現著盜墓者以及盜墓者對他人的道德關懷。如《盜墓筆記》中鐵三角之間的信任與幫扶，張起靈性格淡漠卻時常捨己為人、直擔重任，潘子的忠心耿耿等，這些無不體現著一種道義觀。從而加深了其對大眾的吸引力。

以上大概就是盜墓小說能吸引大眾的原因。不可否認的是，盜墓小說憑藉其魅力和可讀性在豐富大眾文化生活的同時，雖然引起了一部分人對考古事業最初的興趣，但也給公眾對考古的認知帶來極大的誤解。下面就從公眾考古學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

（二）從公眾考古學角度看待盜墓小說對考古認知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盜墓小說的盛行以及相關作品的影視化，“文物、考古、盜墓”成了熱詞。由此我們會產生疑問：盜墓類文學對考古知識的大眾傳播是否有借鑑意義？考古是如何豐富歷史、為歷史添加細節的？大部分社會公眾對類似的與文物考古相關的問題了解得一知半解，甚至對於某些問題存在著誤解。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這種考古與盜墓的認知偏差無形中被放大。從公眾考古學角度，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又應該做些什麼？

“公眾考古學”這一概念，有些學者認為來自西方。20 世紀中葉，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最先提出“文化資源管理”的概念，公眾考古學（CRM：The industry of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即文化資源管理）隨之而產生。公眾考古的概念雖是從西方而來，但實踐公眾考古的行為在中國可謂起源甚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右殷墟發掘時，為了消除居民們對考古隊的誤解就組織過當地民眾參觀出土文物；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蘇秉琦先生根據新中國大規模建設的現實和考古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意識到考古工作不但需要配合基本建設，而且還是群體性工作，於1953年在天津《進步日報》上發表《如何使考古成為人民的事業》一文，首次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業

盜墓小說作為文學創作，與現實有所差異是無可厚非的，從文學欣賞角度來看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從專業角度看，首先我們就必須要明確一點：考古不等於盜墓。盜墓和考古有著本質區別。盜墓是基於利益驅動的違法行為，無論文物是否上交給國家，都對文物古蹟破壞性極大；而考古則是在儘量不損害文物古蹟的基礎上挖掘並考究其中的歷史遺存、發掘更多史實真相。

時至今日，由於廣大人民群眾對考古的工作性質、工作方法不夠了解，對文物價值的認識不夠正確，因此時代向公眾考古提出了新的任務：

第一，是要消除公眾對考古從業人員、考古工作的誤解，要讓公眾知道考古發掘的意義所在，我們為什麼進行考古發掘，我們怎樣科學開展考古發掘，對於發掘出的文物我們會如何保護、處理。

第二，公眾對文物價值的認識有現實性，形成正確的認識需要考古人員不斷強調、長期堅持，當務之急是讓公眾瞭解專業人員對文物的認識，即考古不是挖寶，考古人不藏寶，考古人員對出土文物是一視同仁的態度。

第三，公眾對文物古蹟有了正確認識之後，調動他們參與文物保護的積極性，讓他們主動參與到當地古蹟的保護中來。為了完成這三點任務，考古從業人員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

考古人員需要注意的是準確定位自己的工作性質，科學嚴謹地工作以樹立良好形象；正確認識公眾考古，注意正確的宣傳和普及；把學術化轉向趣味性的普及工作，用更淺顯易懂和有趣的方式吸引更多人關注。做好了充足的科普工作，讓考古知識不再神秘，成為社會常識的時候，考古與盜墓的誤解自然會逐步消失。

考古不是探寶，不是國營盜墓，更不是盜墓類小說的虛構，而是對以往生活的一種探測與尋找。英國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Gordon child）曾說：“考古學引起了歷史科學的變革，它擴大了歷史科學的空間範圍，猶如望遠鏡擴大了天文學對空間的視野一樣。它把歷史的視線往後伸展了一百倍，就像顯微鏡為生物學揭露了隱藏在巨大的軀體內的最微細的細胞生命。”是的，考古學就是如此之美好。

參考文獻：

[1]賈寬濤.網絡盜墓小說的文體特徵及其價值探究[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6(02):36-41.

[2]凱特琳E.馬瑟. 開展公眾考古學的重要性:面向兒童考古學和童年考古學[A]. .文化遺產與公眾考古（第四輯）[C].: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2017:7.

[3]連曉芳. 公眾別誤解了考古[N]. 中國文化報,2017-09-14(005).

[4]袁曉. “公眾考古熱”背後的思考[N]. 中國文物報,2016-08-26(007).

[5]戈登·柴爾德：《進步與考古學》，山東教育出版社《歷史科學概論》，1985年

[6]王子今，《中國古代懲治盜墓行為的禮俗傳統和法律制度》，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

拙文一篇|願得斧正

關注我|每日分享考古、歷史、詩詞等知識

閱讀更多 國學菌 的文章

關鍵字: 倫理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