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會想到“莎劇電影”《王子復仇記》，要從上個月剛結束的奧斯卡說起。《寄生蟲》作為罕見的集三大影展最高獎（戛納金棕櫚）與奧斯卡最佳電影於一身的“現象級”電影，自然讓觀眾更多關注起這種有趣的“紀錄”。而
歷史上第一次集奧斯卡與三大影展的最高獎於一體的電影，是勞倫斯·奧利弗的《王子復仇記》。1948年勞倫斯·奧利弗執導並主演的的電影《王子復仇記》，改編自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首《哈姆雷特》，同時獲得了第21屆奧斯卡最佳電影和第9屆威尼斯影展國際電影大獎（Grand International Award）。一般說來，側重產業意義的奧斯卡獎與凸顯藝術成就的歐洲影展，代表著兩個不同維度的認可。
而頗為有趣的是，影片因為改編自莎劇，有著注重形式、舞臺化的特點，常常使得現代觀眾食之無味。在此，我們不單純地將目光侷限在莎翁的劇本意義（哈姆雷特的性格悲劇、愛情命運與歷史更迭的主題），更要將視點與思緒放在電影作為一種文藝作品帶來的多角度的觀影趣味之上。簡單地說，作為一名看慣了現代電影的觀眾，要如何正確打開一部純真、古典、舞臺範濃厚的“莎劇電影”？
01
觀賞古典莎劇電影的方式：感受舞臺化電影中的表演特色。
與現代審美中觀眾偏愛的“真實性”、“以情動人”不同，當下的很多表演注重對現實人物的還原、真摯情感的表達，古典莎劇電影中恰恰是強調舞臺的虛擬性與動作的假定性；從表演的角度來看，即是演員與角色保持距離感，秉持一種高於角色的理性、成熟的控制力，也讓觀眾保持一種更冷靜的觀賞心理。
莎翁的文本——詩化的臺詞與現實本身的距離也給這種“疏離感”與“形式感”提供了一種依據，最明顯的便是臺詞對心理活動的藝術化加工：“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去忍受那狂暴命運的無情摧殘，還是挺身去反抗那無邊的煩惱”，此類內心獨白是無法存在於現實空間中的。
欣賞這種表現方式，對中國觀眾來說並不難。因為在莎劇影像化的同時，中國的話劇、戲曲等也被電影導演攝製成舞臺藝術片，例如岑範導演的越劇電影《紅樓夢》、崔嵬陳懷皚執導的京劇電影《楊門女將》。評劇電影《花為媒》中，趙麗蓉“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頭”的唱段亦深入人心，戲曲程式化的一招一式也顯出與生活化動作迥異的極具形式感的魅力。
不同於現代電影中，嫻熟的剪輯技巧可以一定程度掩蓋表演功底的不足，莎劇電影臺詞節奏、唸白輕重、語氣強調變換以及身段、形體、動作的要求，是對演員表演功底的檢驗。
02
在中文與英文的對照互動下，體會語言的韻律美與無盡意蘊，是莎劇電影的一大趣味。莎劇電影不同於一般商業片的原因在於，商業片的情節在於故事，觀眾只需要通過一連串的“視覺轟炸”去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與“每一段的小情節最終導致了什麼結果”，而莎劇電影的趣味正在於語言、臺詞、對白自身的獨特韻味。
語言之間無法被完全翻譯、精準轉化的細微與曼妙之處，正是莎翁的文字魅力所在。莎翁的語言囊括範圍廣泛：從鮮活可愛的民間口頭俚語、上流社會精心雕琢的遣詞造句，不同程度的冷僻詞與意蘊豐富的鮮活表達，都在詮釋出英語不同層面的韻律感與趣味性。
莎劇中的語言不會刻意追求深刻冷僻而失去趣味性，巧用暗語、借代、委婉、諷刺、雙關等英語修辭手法，語言風格多變且符合人物的個性與心境。
例如，《王子復仇記》的開頭，毒害兄長、謀權篡位的現任丹麥國王克勞狄斯，發表虛情假意的演說“我同我的長嫂——當今的皇后，我們以苦中作樂（defeated joy）的心情——猶如喪葬同喜慶開舉、悲喜交集使他們彼此相應相和、結為夫婦。”儘管中文翻譯已經可以看到克勞狄斯的偽善與混餚視聽、冠冕堂皇的說辭。但莎翁英文中的一些更為細膩精準的用詞mirth in funeral（葬禮上的歡樂）、dirge in marrigae（婚禮中的哀歌）、更為微妙的句式結構是無法被傳遞的。
03
捕捉人物性格的多面性與文明更替、社會發展、人性本質普遍的悲劇色彩。
作為莎翁四大悲劇之首，《哈姆雷特》集合了愛情與家庭、權力與金錢、忠誠與背叛、復仇與救贖、罪惡與懺悔等貫穿人類社會的嚴肅命題。在電影《王子復仇記》中，王子哈姆雷特為被暗殺的父親“復仇”成了貫穿全片的主要行為邏輯，在後來的《勇敢的心》、《角鬥士》等好萊塢主流商業片、流行文化中的“復仇模式”，主人公通常是比較理想色彩的正面品質化身——正直、勇敢、堅毅、不屈，反面角色通常具有明顯的人格缺陷，這樣更能煽動觀眾心理對主人公（個體英雄）的崇拜與情感認同。
《王子復仇記》中的哈姆雷特恰恰是“反英雄式”角色。他追求完美、心存理想，卻因為父親死於謀殺、母親背叛父親屈從叔叔，養成了憂鬱沉悶、善於猜忌的性格；正因如此，他對奧菲莉婭的愛情也開始異化成對她的利用。
哈姆雷特的悲劇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亂象叢生、風起雲湧的封建王朝，權力傾軋、爾虞我詐的宮廷鬥爭中，哈姆雷特作為文藝復興時期受新文化薰陶的理想主義者，他不缺乏勇氣與智慧。劍術過人、英勇善戰的哈姆雷特經常被時下流行的觀點看成是一種“懦弱”，這在我看來是有失偏頗的。
哈姆雷特復仇過程的猶豫與優柔寡斷，癥結在於他內心潛在的一種質問自我、感知生命苦難的悲憫。一方面，他看到仇人叔叔克勞狄斯的懺悔，他心中開始質疑自己復仇行為（以暴制暴）是否是完全的符合正義。另一方面，他自發地對生命意義進行追問，在洞察了封建王朝的罪惡與醜陋，他無法與之同流合汙，又無法真正獨善其身、達到一種絕對的理想化的自由。
隨波逐流還是屈從現實？堅守理想、正義與善念、反抗迂腐墮落還是委曲求全、明哲保身？世俗枷鎖與理想港灣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正是哈姆雷特困境的根源所在，這也是為何他的悲劇色彩又具有一種超越時代的普遍性的原因。
王子生母喬特魯德王后一角的悲劇性，則被賦予了另一層社會因素。比起性格的軟弱與現實壓迫下的屈從，她的悲劇根源在於她的“失語”——自己不具有選擇與決定的話語權，她需要通過封建權力的擁有者、依附男性來獲取穩定的社會地位和生存資源，她甚至沒有對愛情概念的認知，她所能做的只是委曲求全、通過不斷地忍讓妥協、約束裝飾自己來獲得暴戾丈夫的認同、以取得表面上的光鮮與明麗。她的可悲之處，更多在於封建時代的女性無法通過社會職能分配、價值塑造來建立獨立人格與思想。
奧菲莉婭的悲劇是喬特魯德的另一種變體，她所面臨的困境仍舊是封建貴族女性所無法解決的，屈服於父親、兄長的意志，在一切關係中處於絕對的被動局面。純真無暇、不諳世事、皎潔如月的她，甚至成了哈姆雷特復仇的工具，她最後的反抗便是以瘋癲與精神失常來逃離病態的社會。
04
觀察電影介質的特點：莎劇電影絕不同於舞臺戲劇的錄像，舞臺色彩濃郁但仍舊體現著電影特色。
最直觀地體現在景別間的轉換。城堡內的封閉空間，採取了推拉搖移結合的運鏡方式，輔以深焦攝影與景深構圖，強化了古堡的陰森、幽暗、空曠、壓抑；而門、窗與走廊的通道則串聯起了不同的時空。
影片還含有大量的哥特（Goth）元素，沉寂的暗夜、漆黑的城堡、草木叢生的神秘河流、走廊的深淵，滋生著無窮無盡的孤獨與絕望；此外，逝去國王的靈魂在午夜時分於塔頂現身、並告知哈姆雷特真相，象徵著一種恐怖的超自然力量。
與此同時，影片結構的嚴謹性也是建立在意象的首尾呼應之上，這些意象貫穿全片、反覆被強調。煙霧氤氳的曠野，暗喻了封建王朝烏雲密佈的局勢；盤旋的階梯，是哈姆雷特百轉千回險象叢生的復仇之路寫照；空置的椅子，是哈姆雷特優柔寡斷、充滿顧慮的性格體現；閒置的床，見證了權利的鬥爭、母子的心理博弈。
關於奧菲莉婭的意象多與自然界的花木有關，紫羅蘭、苧麻、雛菊、長頸蘭，最終她也在仰天哼唱中墜入河流之中隨著花草一同漂流，她的生命在自然中消逝。
在克勞狄斯調撥雷歐提斯與哈姆雷特決鬥、並密謀塗藥試圖害死哈姆雷特之時，在一組正反打鏡頭之餘，影片採取了兩個拉鏡頭（即攝影機逐漸遠離畫面主體人物）變成了一種俯視全景鏡頭的“上帝視角”，而這種堪稱巧妙的處理方式，將人類之間的勾心鬥角、權力博弈置於一種窺視視角下，正可謂“沒有不透風的牆”，正義終將不會缺席。
05
豐富完善自己的審美能力，堅持個人的感受與思考方式。
“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看似老生常談的名言，其實投射出的是一種普遍的文藝鑑賞思維，也是莎翁對文學、藝術審美本質的一種通俗闡釋。文藝作品之所以魅力無限、發人深思、給人以無盡美的感受，關鍵在於它給人以思想啟迪，打破現實世界的陳規陋習、保守觀念的枷鎖桎梏，讓人在感受文字、攝影、表演、影像魅力的同時，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王子復仇記》獲得了第21屆奧斯卡最佳電影后，勞倫斯奧利弗又將《理查三世》搬上銀幕。在隨後的影壇，《羅密歐與朱麗葉》、《奧賽羅》等知名莎劇被以各種方式改編、風格化再現。而莎劇於後世的意義所在正是在於：它並沒有給悲劇的標準做一個僵化、刻板的定義，而是作為一種經典範本，給後人提供各種自由解讀、詮釋、重新建構的空間。
它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形形色色的社會萬象、各不相同的人生體驗，在唇槍舌劍的思想交鋒之中、在思緒飛揚的情感張弛之中，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視角與思維中看到了不同的生命困境、多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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