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親的概念的問題，我們通常認為和親是嫁公主、饋財物這些。實際上我們從史書對"和親"一詞使用的場合的分析來看，和親，應該只是從字面上理解和平、友好的相處。史載"神爵二年九月峭可年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
這一時期，宣帝並沒有嫁公主於匈奴，而僅僅是重啟了被漢武帝中斷的對匈奴和平外交而已。因此，從此記載來看，"和親"只意味著和平、友好，只體現與戰爭狀態相反的兩國狀態。
關於漢初對匈奴實行的和親政策，古往今來，無論文人騷客還是學者鴻儒，論述可謂已濫矣。不過這些論述大都持批評態度，以為是恥辱外交的典型表現。近者，唯李大龍先生著文對漢初和親政策進行了新的解讀與診釋，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本文正是在李文的立論基礎上對漢初和親政策進行進一步的"翻案"。
眾所周知，漢初，中原王朝剛剛經歷了秦末農民起義、楚漢戰爭這些戰火的洗禮，經濟一片凋敝景象。很多學者以此來論證漢在與匈奴的交戰中實行妥協政策的必然性。而本文認為，即使如此，漢初那場漢匈的最初交鋒而導致的"白登之圍"也還是偶然性比較大。《史記·劉敬傳》明確記載：
漢七年公元前年，韓王信反，高帝白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十肥牛馬，但見老弱及贏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口'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贏瘩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己逾句注，二十徐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口"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自登，七日然援得解。高帝至''武，赦敬，口'杆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己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一號為建信侯。
正是因為那次漢高祖劉邦的驕傲輕敵刁'導致了整個戰爭的最終結果，而又由於漢初的漢初的經濟困境，之後漢再也無法形成對匈奴的有效攻擊。
漢初統治者由於實行黃老無為的政策，在軍事上處於守勢的戰略規劃下，主要精力恰恰用來發展生產。而遊牧經濟我們知道其天然的脆弱性'，所以實際上即使在漢初漢朝的經濟實力也已經超過了匈奴。這一認識是漢匈雙方都承認的事實。《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載"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同書九十四《匈奴傳》也載"初，單于好漢增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漢帝國所以軍事上處於弱勢，主要因為在冷兵器時代，中原農業經濟狀態下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性較之於遊牧經濟下所產生的特有的騎兵戰術而處於先天性的不利地位'，這一農業國家面臨的先天性困局，不僅漢初有，以後的歷代中原王朝甚至古代歐洲如東西羅馬等這些農業國家都曾面臨過。因此，我們不能以軍事上的勝利與否作為衡量國家間力量對比的絕對標準。同樣這一標準也不適用於現代。
匈奴與漢的經濟實力對比或者說落差，為政權雙方所公認。漢高祖最初欲將其親生女兒送往匈奴的時候，呂后涕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一個"棄"字，反映的不僅是當時漢人對匈奴風俗習慣的偏見，恐怕更重要的就是對其經濟條件落後的看法。甚至到了漢元帝時期，呼韓邪單于到漢朝請婚的時候，很多人仍視為畏途，所以"昭君自願前往"的這一行為就顯得格外偉大，原因也正在於此。
還應該看到，秦漢時期，人們還保留了戰國時期秦國、楚國等這些地域文化的那種積極進取的奮發精神。這個時代的人們處於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而且，對周圍的異民族，他們有著很強的民族優越感的，這樣民族精神狀態下像宋那樣"擅淵之盟"那樣屈辱、軟弱外交不可能產生。更何況，匈奴的經濟生活條件在漢人眼裡那是極其落後野蠻的，除了政治失意的官員以及被裹挾的普通百姓，正常人是不會願意去投奔匈奴的。
在論證了當時沒有產生軟弱外交的經濟實力、民族精神的溫床之後，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考慮的就是和親政策當做何解釋本文以為，和親政策包含了三種戰略考慮：
1、 通婚,
以聯姻的手段從而實現在匈奴統治階層內部找到甚至培養漢朝的利益代臺'人的目的。關於通婚的意義，劉敬表述的非常明確"陛下誠能以迪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闊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漢家出身的闊氏、漢女生的匈奴王子其最起碼的政治態度是傾向於兩國和好。當然，漢統治者的期許是希望匈奴的承繼者能夠倒向漢王朝。無論如何，這樣的對漢友好的匈奴政權繼承人的培養、出現，就意味著漢朝楔進去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這當然是一個很宏大的戰略構想。如果我們仍然固守送女人就是軟弱的偏見，再退一步而言，即使漢武帝時期，漢帝國也依然執行和親的政策。只不過，這次和親的對象是烏孫。漢武帝先後派出了細君公主、解憂公主，目的是爭取西域大國如烏孫這樣的國家以"斷匈奴右臂"，後來解憂公主在烏孫確實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漢元帝時期，漢在百年來的漢匈戰爭中終於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的時候，依然同意了呼韓邪單于的請婚，重啟了自漢武帝之後已中斷的和親政策。從其結果來看，王昭君及其子女確實起到了如劉敬當年希望的作用。不僅如此，之後的歷代中原王朝，尤其是唐，對其周圍少數民族多次實行嫁公主的策略，而且效果的積極作用也是很明顯、很深遠的。因而，歷代統治者奉行的通婚這一外交手段的歷史事實說明，通婚並非我們過去以為的那樣，是妥協、恥辱的表現。事實上，在帝制時代，通婚是兩個政權實現友好或結盟最有效的手段。不僅中國歷史上有，歐洲歷史上個君主國家也對這一手段情有獨鍾。因此，認為通婚即恥辱外交的觀點其實是一種極大地偏見。
2、 互市、饋贈
以漢朝精美財物來腐蝕匈奴人的戰鬥力且通過互市從而實現匈奴對漢王朝的經濟的強烈依附。前文己述，遊牧經濟的最大弱點就是其經濟的脆弱性。專門從事匈奴史研究的學者現在已形成共識，即匈奴對漢地邊疆郡縣多次的"侵擾"大多發生在其遭受風雪等自然災害而經濟生活遭到極大地打擊的情況下。事實上，儘管漢匈多次處於戰爭狀態，但漢匈之間的貿易始終不曾中斷。這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匈奴對漢這種貿易的依賴性。史載：
孝文前六年前吸年，遺匈奴弓口'長孺、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傷具帶一，黃金犀昆一，繡一十匹，錦一匹，赤娣、綠結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渴者令肩遺單于。'……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白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對漢匈貿易怎麼看，學界有兩種看法一種仍然以為是恥辱外交的體現，不僅沒有起到阻止匈奴"侵擾"的目的，還給自己增加了沉重的負擔二種則認為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匈奴日漸依附於漢朝的經濟。本文側重於認同第二種觀點，但本文也承認第一種觀點的部分合理性。本文認為這是這一經濟政策自身具有的弊端，朝的即肯定增加漢王朝的經濟負擔。關於這一政策背後的戰略意圖，當時漢王"叛徒"中行說最為清楚，所以才有"初，匈奴好漢增絮食物，'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贊漢也。中行說日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齡漢矣。"，這段對話。這段話恰恰揭示了漢主張互市、貿易的真正意圖。而從史料記載來看，應該說這一意圖得到了實現。
3、 使者往來、辯論
以漢王朝的意識形態來實現對匈奴的"和平演變"關於對漢匈間使者往來的重要意義，一直以來措意者甚少。可貴的是，李大龍先生在這一領域有開創之功。他專文論證了使者外交在漢匈之間起到的重大意義，為我們現今更好的把握、理解漢初和親政策的真貌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實際上，漢初出使匈奴的使者還擔負著向匈奴輸入漢朝意識形態、價值觀的責任。這一責任，主要通過兩國使者間的辯論來實現。《史記》曾記載了漢使者與匈奴單于的信臣、漢朝的"叛徒"中行說關於匈奴風俗習慣優劣與否的辯論。這些其實就涉及到了對方內政、價值觀取向的問題，而作為客使的漢使者能夠在對方的政權中心指責對方的風俗習慣不合倫理道德，很明顯，這自然是受了漢王朝統治者的命令。這也就說明劉敬的"使辯士風喻以禮節"並非空言，更說明漢的和親實在是"包藏禍心"的。而且，這樣的辯論應該是經常發生'，以致於匈奴看到著儒冠的漢使者便以為要進行辯論。史載，"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
所以我們說，關於和親，我們過去的理解是外交軟弱、屈服的體現，實際上並非如此。它同漢王朝的軍事防禦一樣都是積極而非消極的措施，只是它是以守勢而非攻勢的面目體現。綜上所述，我們對漢初和親可以有一個全新的理解和親政策所包含的通婚、互市、饋物、使者辯論這幾方面內容，同當代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所提出的"和平演變"策略實際上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在對敵對方沒有壓倒性優勢的力量態勢前提下采取的策略。
但是，我們也得承認當年劉敬給漢高祖設計的這一和親戰略其預期設想與實際情況還是有很大的偏差。不僅漢王朝始終沒有在匈奴統治階級內部培養出理想的利益代言人，而且漢匈之間的貿易後來也日漸成為漢王朝財政的沉重負擔，由於中行說的"出賣"，匈奴獲悉了漢使者所肩負的使命，如此，漢使者也並沒有實現顛覆匈奴意識形態、價值觀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匈奴也並沒有停止對漢邊郡的"侵擾"。因此，漢王朝內部對和親政策的批評也越來越多，《漢書·賈誼傳》載賈誼給漢文帝的上疏稱：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鰻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一卜患，至亡己也，而漢歲致金絮採蹭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宜倒縣而已，又類闢，且病排。夫闢者一面病，癢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隧不得臥，將吏被介胃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大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系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氦，不搏反寇而搏一畜冤，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因此，到漢武帝時期，放棄和親政策也就成為必然。但這一切並不意味著，漢初和親政策天然就是一無是處的屈辱、軟弱外交政策，這並不符合實情。我們有必要拋開歷史的成見，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閱讀更多 關於歷史的那些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