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這種東西，在古代大概就是統治者對某些文章或著作（也可能是著者）不滿意，便從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然後施以罷黜官職、肉刑或是砍頭等懲罰。需要注意的是文字獄與因言獲罪並不是一回事，因為後者所涵蓋的範圍更大些。比如商末的名臣比干因強諫紂王而被剖胸挖心，就是因為他的言論或觀點而倒黴，屬於因言獲罪，跟文字獄沒啥關係。
華夏文化，尤其是文字的博大精深，有時候也會成為讓人倒黴的緣由
史上的第一場文字獄，大概要安在西漢楊惲的頭上。他在寫給老友孫會宗的私信中管不住嘴巴信口開河，沒想到因為遭到抄家使之公之於眾。結果漢宣帝劉詢一怒之下將楊惲腰斬，老孫也受牽連被罷了官。需要注意的是，這位老楊是大名鼎鼎的太史公司馬遷的女婿，他的老丈人曾因為肆無忌憚的在史書中直指皇帝之非，差點搶了女婿的這個頭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此後的朝代中文字獄也偶有發生。比如曹魏年間，“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因《與山巨源絕交書》得罪了權臣司馬昭，結果被處死；爆發於北魏的“國史之獄”中，太武帝拓跋燾不但砍死了主犯崔浩，連其宗族、姻親等都遭到了族誅，始開株連這個惡劣的先例。
而首先在一個朝代大規模爆發文字獄的，居然是文風昌盛、對士大夫極為優待的宋朝。宋朝的文字獄之多簡直堪比清朝，比如奏邸之獄、烏臺詩案、同文館之獄、車蓋亭詩案、胡銓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僅宋高宗趙構一朝，據統計相關案件就不下20起。不僅如此，兩宋300多年間禁書、焚書等事件也多有發生，其中民間所著的私史成了重災區。類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壇禍事在兩宋屢見不鮮，比如《唐鑑》、《東齋記事》、《晁補之文集》等都在禁燬之列，連後來被儒家推崇備至、堪稱宋明理學奠基人的程頤的著述都沒有逃脫毒手。
烏臺詩案讓蘇軾貶謫黃州，於是才有了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以及寒食詩等千古不朽之作
只不過宋朝的文人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避暑漫抄》宋·陸游）這一“祖訓”護體，皇帝的刀子一般砍不到他們頭上。因此宋朝的文字獄雖層出不窮，但倒黴蛋們的結局大都是罷官免職或遠竄地方了事，所以沒有掀起太大的風波。
不過在清朝，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文明上的落差、文化上的不自信是導致清朝文字獄迭出的主要原因。
滿清入關繼而席捲天下之後，滿人在經歷了從最初的驚訝、狂喜之後，剩下的可能只有恐懼和不安。
在清初之時，其在關外故地“從龍”的總人口應該僅有百萬上下，其中大部分還是漢、蒙等族裔。純粹的滿人應該只有20萬出頭，其中丁壯可從軍者不過幾萬人；在文化上，滿文初創還不到50年，本族的歷史全靠口口相傳以及神棍的胡說八道；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相較於有著數千年悠久歷史的華夏，滿人的那些玩意簡陋粗糙到可以說啥都沒有。
滿清入關與其說勢不可擋，不如說遭到的抵抗孱弱至極，因為他們真的沒有多少人馬
因此可以認為滿人入主中原，是諸多巧合因素疊加在一起之後的結果。然而在以蛇吞象這一結果已成事實的前提下，面對萬里河山和數以億計對其充滿敵意的人口，滿人在事實上已經無路可退，唯進取一途可行。
於是他們先是靠瘋狂的殺戮，通過製造威懾來掩飾自己的恐懼、壓制無法避免的反抗；然後幾乎全盤照搬了前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制度，試圖彌合族群差異、穩定自身的統治；等到國內形勢基本穩定之後，清朝的統治者開始在思想和文化上進一步加強控制，塑造他們的正統地位。
而他們使用的手段依舊簡單粗暴，那就是文字獄。
順治皇帝福臨即位後，立即仿照前朝開科舉以收士人之心。結果在順治二年的河南鄉試中，有舉子在試卷中將多爾袞這位“皇叔父”寫成了“王叔父”，惹惱了這個權傾朝野的“太上皇”。於是考官歐陽蒸、呂雲藻等人被革職，交由刑部問罪——這是有史可查的清朝第一場文字獄事件。
清朝最早的文字獄與其說是發生在順治朝，不如說是多爾袞搞出來的
順治皇帝福臨在位18年興文字獄7次，數量雖然不少但處置並不怎麼嚴苛。像《變記》案中，身攜記錄反清志士事蹟書稿的和尚函可要是擱在幾十年後，能痛痛快快的被砍死恐怕都是一種奢望，最終只是流放關外了事；在大學士剛林發起的坊刻制藝序案中，事涉滿清正統的“不赦之條”，最終主犯毛重倬不但僅被關了3年，還被准予繼續參加會試；在張縉彥詩序一案中，哪怕順治皇帝親自下旨要求處斬，最終的審判結果還是免死革職、沒收家產，然後以流放寧古塔告終。
是不是跟我們想象中的文字獄動輒人頭落地、一株連就一大片人倒黴的情況不一樣？這是因為文字獄雖然看似簡單粗暴，其實是個很高級的玩意，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素養和權謀手段打底（這東西本來就是擅於此道的漢人發明的），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玩不明白。
比如在性格比較“馬大哈”的蒙古人看來，文字獄這種東西壓根就不存在（誰聽說過元朝有文字獄？）。在元初時有個叫樑棟的人嘴巴比較大，閒著沒事亂講話，結果被告到官府說他題反詩，“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這可是反詩哎，堪稱文字獄的大殺器，不弄死一地人或逼反幾個大賊頭，好意思管自己叫反詩？可蒙古人的腦洞顯然跟別人不一樣，壓根就不拿這玩意當回事：
“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至正直紀·卷二》元·孔克齊）
連“謗訕”這種事，“天朝”都覺得無所謂，所以寫了“反詩”的樑棟繼續活蹦亂跳，蒙古人壓根懶得理他……
草原有多大，蒙古人的心就有多大……
清初的情況大體也是如此，滿人比蒙古人小心眼些，但也沒覺得這是什麼大事。不過順治朝以後，清朝皇帝的文化水平蹭蹭往上漲，情況就變得不一樣了。
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也就是我們熟悉的康熙皇帝不僅是位罕有的雄主明君，在漢學上的造詣讓人絲毫看不出有任何出身“蠻夷”的影子，就連歷史上的漢家皇帝能在勤學苦讀上超過他的也寥寥無幾：
“五齡即知讀書，八齡踐祚，輒以學庸訓詁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後愉快。日所讀者，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及四子之書既已通貫，乃讀尚書，於典謨訓詁之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清聖祖實錄·卷一百一十七》）
玄燁之後，胤禛、弘曆無論在雄心、政績還是學問上亦是清朝皇帝中的佼佼者。這樣的皇帝在需要的時候，漢家故智自然會信手拈來，絲毫不費力氣。於是在康雍乾這個清朝統治者最需要穩定人心的“盛世”期間，文字獄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玄燁在位60年搞了20多起，胤禛比他老爹能幹，13年也搞出20多起。到了乾隆年間清朝的文字獄達到了最高潮，自大狂兼重度疑心病患者愛新覺羅·弘曆折騰出了130多起文字獄，嚇得文人學者要想治學只能在訓詁和考據等“安全領域”瞎琢磨，沒想到還搞出來“乾嘉之學”這麼個怪胎。
明史案、南山集案、“維民所止”案、曾靜呂留良案、胡中藻詩獄、徐述夔案等等這些史上最有名的文字獄事件均發生在這一時期；而像“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等這種牽強附會致人冤死的故事也非市井傳說，而是確有其事。更可怕的是，相對於順治朝時在文字獄案件上的高舉輕放，到了康雍乾時不但殺得人頭滾滾，而且大肆株連，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最為黑暗恐怖的一段時期。
康雍乾是清朝的治世，但在思想文化上則是亂世
不光是漢人因為被懷疑“反清復明”而倒黴，連純粹的滿人都跟著遭殃。
出身滿洲正紅旗的禮部侍郎郎世臣擅詩文且性疏狂，一句“霜侵鬢朽嘆途窮”大概就惹得自負文采風流的弘曆滿腹妒火，又一句“秋色招人懶上朝”讓他抓到了把柄，再看還有“應照長安爾我家”，於是弘曆就把可憐的老郎打發回了他真正的老家黑龍江。而廣西巡撫鄂昌更慘，因為在與友人詩文唱和時稱蒙古人為“胡兒”，弘曆就非說老鄂是在罵他，逼著人家自盡。
而在清朝諸多文字獄事件中，《大義覺迷錄》一書的頒行和禁燬，是一段頗值得一說的故事。
胤禛覺得光殺人不是辦法，就想拿一部《大義覺迷錄》解決問題。
雍正六年秋，湖南有個不第秀才叫曾靜的，派他的徒弟張熙跑到西安，打算投書策反陝西總督嶽鍾琪。
曾靜這個失意老學究天真的認為，老嶽這貨是南宋嶽武穆的後代，與身為女真人後裔的滿洲人必然有著血海深仇。而且胤禛剛剛乾掉了嶽的老上司年羹堯，嶽兔死狐悲之下未必就沒有反心。
曾靜不過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土鱉學究，真正給了他策反嶽鍾琪勇氣的不是梁靜茹，而是呂留良
可惜老嶽自認深受皇恩難以為報，哪裡肯反？於是立刻逮捕倒黴蛋張熙嚴刑逼問。不過小張是個堅定的反清志士，打死也不說，可這怎麼能難倒嶽鍾琪？人家老嶽是名將，凡是能當上名將的就沒一個缺心眼的。所以老嶽改用欺騙的手段矇蔽了天真的小張，從他的口中套出了主謀老曾。
嶽鍾琪立馬上奏胤禛，讓皇帝趕緊去抓老曾——因為這件事情十分可怕。曾靜策反嶽鍾琪的書信內容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據說其中列舉了胤禛這傢伙“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用佞”、“誅忠”這十大罪狀，雖然大都是老曾自說自話式的胡說八道，但單就他徹底否定胤禛繼位合法性這一條，簡直就讓老嶽不寒而慄，這絕對是當朝第一大案啊！
胤禛這傢伙收到老嶽的急報，當場被氣哭了：
“朕覽逆書，諒訝墮淚覽之，夢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論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此等逆物，如此自首，非天而何？朕實感沃祖之恩，昊天罔極矣。此書一無可隱諱處，事情明白後，朕另有諭。”（《大義覺迷錄·陝西總督嶽鍾琪奏摺之硃批》）
這下老曾還能有個好？自然被火速拿下、馬上審問。話說當時去抓他的官兒心裡可能還有畏難情緒——敢去策反朝廷大將還能把皇帝氣哭的傢伙，起碼也是個硬骨頭、純爺們，何況他的弟子就很有種，當老師哪能是三木之下就能輕易招供的？
誰知板子還沒落到曾靜屁股上，這貨就跟死了老子娘似的又是鬼叫又是嚎哭。不但問啥說啥，還主動交代說自己都是被呂留良這個大壞蛋寫的書教壞的，而這些書都藏在嚴鴻逵、沈在寬那幾個小壞蛋家裡。
曾靜就是“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典型代表
於是呂留良的家眷（呂已死）、嚴鴻逵等人第一批倒黴。
不過多疑的胤禛覺得老曾坦白得太利索，一定另有隱情，於是再派刑部侍郎杭奕祿、都統海藍和湖南巡撫王國棟再審。這回曾靜的態度依然是老實的，坦白也是誠懇的，可惜沒啥新料，三位大員不耐煩了，於是大刑伺候。被打得鬼哭狼嚎的曾靜這回徹底沒了底線開始胡亂攀扯，恐怕連隔壁跟他眉來眼去的小寡婦都成了反賊以後，大員們終於滿意了。
最終在曾靜一案中遭到株連的達數十人之多，已死的呂留良、呂葆中和嚴鴻逵遭戮屍，沈在寬凌遲，呂、嚴親族16歲以上男子全部斬首，婦女幼童發往東北邊疆為奴。不過首犯曾靜和張熙居然啥事沒有，還領著賞錢組團去江南等地當眾懺悔認罪，替皇帝洗清冤屈。
這是咋回事？
原來胤禛在研究了曾靜案的案情以及熙朝以來若干文字獄的背景以後，認為漢人之所以對清廷不滿、執著於“反清復明”，核心就在於“華夷之辯”的問題。而要想消除這種民族隔閡與仇恨，僅靠殺戮是不行的，還需要從改變思想觀念入手。
想拿筆桿子講道理的辦法擺平那些打算搞“反清復明”的傢伙，基本沒有任何可能性
於是他先是親自審問曾靜，針對他的指控逐條擺事實、講道理的加以批駁，並勸告老曾“改過自新”——話說此時的老曾恐怕連他小時候尿炕的事蹟都懺悔過一千遍了，還有啥不能改的？於是乎老曾突然間又想起來他的那些大逆不道的瞎話，其實都是允禩、允禟等幾個老阿哥的門下散佈的，與皇帝陛下的判斷“不謀而合”。
胤禛很滿意，所以很快嘁哩喀喳的又是一堆人頭落地。
然後他就放了曾靜和張熙，還賜銀千兩作安家之用，並讓老曾到湖南觀風衙門聽用，當上了公務員。搞定了曾張，胤禛馬上發動了輿論戰——雍正七年九月，他將曾靜等人的歷次口供、悔罪的書面材料，皇帝發佈的上諭以及審理此案的往來文書彙編成冊，並親自命名為《大義覺迷錄》。該書一經刊刻便頒發全國各地，凡官員、士子與百姓均需學習並領會精神，同時在各州府縣學收藏供覽，敢有違反者從重治罪。
在《大義覺迷錄》一書中，胤禛主要想跟他的臣民講明白三個道理。
首先，他認為漢人所秉持的“華夷之辯”思想是錯誤的。一個國家和皇帝的好壞在於是否“行天道”、愛百姓，能為民之主，而不在於他是華是夷。一句話，天下唯有德者可居之：
“上諭：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歡心……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臣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更殊視？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大義覺迷錄·雍正上諭》）
其次，重申清之得國並非奪之於明朝，而是得自“闖賊”。而明朝之亡，實亡之於流寇，而非亡之於清。
明亡於清還是亡於“流寇”是一筆糊塗賬，可以怎麼說怎麼有理，也可以怎麼說怎麼沒理
最後，他還拿晚明之亡國氣象與清初的太平治世相比較，以向天下表明前朝政治昏亂、民生凋敝，亡之有理；相反清朝撥亂反正、再造太平盛世，臣民應該接受現實，不要總想著反清復明。
在《大義覺迷錄》的最後，胤禛還以曾靜之名，親筆代他寫了一篇名為《歸仁錄》的懺悔書，以證明這貨已經“迷途知返”。於是胤禛再大度的將曾張二人釋放，以示皇帝的寬仁與盛德，不得不說真真是個好手段。
拿刀子講道理的弘曆一發狠，老子算什麼？《大義覺迷錄》說禁就禁！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這位老童靴吧，真不知道讓人說他啥好。
他是出了名的自大狂，東拼西湊的給自己整出來個“十全武功”、自號“十全老人”，其中不少都是丟人現眼的敗仗和得不償失的廢仗。但光是將天山南北兩路納入版圖並命名為“新疆”這一條，就讓以開疆拓土為能並流芳青史的漢武、唐宗等霸道雄主也只能淌著哈喇子瞠目其後。雖然在他的晚年昏聵怠政導致清朝國運中衰，還養出了和珅這樣的國之巨寇，但無可否認的是在弘曆執政的中前期，正是所謂“康雍乾盛世”最為輝煌的年代，人口持續暴增（中國史上官方人口統計超過2億、3億兩大關口都是在乾隆年間實現的）、外戰捷報頻傳（清朝1300萬平方公里疆域就成於弘曆之手，其拓土之廣在清朝12帝中無人能及）、大部分百姓據說都能吃飽肚子——這樣的皇帝說是個明君絕對錯不了，但管他叫敗家子也差不到哪兒去……
弘曆絕對是是非功過最難以評說的皇帝之一
就連他被人詬病已久的酷愛寫詩但水平極臭、號稱“打油詩之王”這件事，其實也是褒貶難言。畢竟人家活了89歲就寫了4.5萬多首詩（一部《全唐詩》收納了2千多詩人的名作也不過才4.8萬首），就算從娘肚子鑽出來開始就一天不落的寫到死，也得一天寫出1.5首來，還要啥自行車？而且能寫出《述悲賦》這樣名作的，天下有幾人？
更何況人家的主業是當皇帝，寫詩不過是業餘愛好而已。
又跑題了，趕緊扯回來——話說胤禛之所以能當上皇帝，據說是因為玄燁覺得他有個“好聖孫”。弘曆也跟他爺爺親，即位後不但處處以其為榜樣，還經常寫詩作文表達緬懷敬仰之情，甚至在皇帝當了60年後就果斷退位幹起了太上皇，以示不敢超越其祖。
不過他跟自家老子胤禛的關係顯然就不怎麼融洽了，甚至處處對著幹。比如雍正朝施政嚴苛，乾隆朝就改以“寬嚴相濟”；比如胤禛把自己的幾個兄弟往死裡整，弘曆一上臺就替他們平反；再比如弘曆死後也要跟玄燁一起埋在東陵，一定要離他老子遠遠的。
胤禛跟他孫子顒琰（嘉慶帝）埋在清西陵，玄燁跟他孫子弘曆埋在東陵
所以胤禛剛死，弘曆就迫不及待的凌遲了早已“改過自新”的曾靜和張熙，並下令禁燬他老子的得意大作《大義覺迷錄》，就不顯得有啥奇怪的了。
可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首先是胤禛釋放曾靜、張熙當“悔過自新”典型的算盤已經破產。早在雍正八年，湖南士子就相約九月十九將曾賊沉潭，湖南巡撫不得不將其藏匿保護，到了兩年後才讓他繼續正常上班。雖然苟活了下來，但曾張二人的名聲在士林、民間已經臭大街了，非但起不到“教化”民眾的作用，反倒讓胤禛的謀算成了笑柄。在這種情況下，弘曆只好隨便找了個惡語中傷先帝的罪名把這倆貨給弄死了。
其次是弘曆對於他老子所謂的“殺人不如講道理”的理念非常不認同。他認為道理不會越辯越明，只會越辯越多和越辯越亂，只有拿刀子講出來的道理，才是大道理、硬道理，才是讓人無法辯駁的“真道理”。
原因很簡單，那些想要繼續張嘴講道理的，都被他拿刀砍死了——從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案開始，弘曆興起的各類文字獄達到130多起，佔到清朝同類案件的70%以上。也就是說，平均每5個月他就要對那些大嘴巴文人刀斧伺候一次，因此受到株連的人物遍及全國，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弘曆操起刀子大殺四方，還真就把文字獄給殺絕跡了
不過弘曆看似簡單粗暴的辦法，顯然要比他老子文縐縐的拿嘴巴和筆桿子講道理效果要好得多。嘉慶四年正月弘曆病逝後，他的兒子顒琰立刻大赦在乾隆間因文字獄涉案人員，此後清朝幾乎再未有類似案件發生。為啥？因為不服氣的都被弘曆幹掉了，沒幹掉的都被嚇破了膽子，集體跑去研究訓詁、考據等絕對不會犯毛病的學問去了。
這也是世間有“乾嘉之學”，卻無“康雍之學”的原因。
既然弘曆跟他老子道不同，自然不相為謀。他認為胤禛一本正經的跟自家的奴才、無德的小民講道理不僅是幼稚、無能的表現，還損害了皇家的尊嚴。不過弘曆即便再看自己老爹不順眼，也不敢把他老人家從墳墓裡挖出來鞭屍，只好拿這本讓愛新覺羅氏丟盡了臉面的《大義覺迷錄》出氣。於是下詔在全國範圍內禁燬此書，有敢收藏、偷看的統統弄死。
最後，從清朝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大義覺迷錄》一書中胤禛對於“華夷之辯”的解釋尤其是對曾靜指控的“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中，揭露了太多本不應流傳於世的皇家秘聞醜事。比如熙朝末年皇子間爾虞我詐的奪嫡、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的爭權等等，既損害了皇室的形象又洩露了朝廷機密，不僅起不到“覺迷”的效果，反倒有了自我抹黑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算弘曆跟他老爹感情再好，也只能痛下殺手，將胤禛的“大作”當劈柴扔進灶膛。
《大義覺迷錄》開清宮八卦之先河，給了後來的影視文學作品無數靈感
從此，《大義覺迷錄》這部絕世罕見的由一位皇帝陛下親筆撰寫的御（ba）制（gua）國書，便湮沒於世。直到200年以後才得以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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