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分為北宋和兩宋兩個階段。
公元960年，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宋州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到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汴京，導致靖康之恥，北宋滅亡。
公元1127年，康王趙構在商丘即位，建立南宋。公元1276年，南宋君臣向元朝投降，南宋滅亡。公元1279年，南宋逃亡小朝廷與元軍爆發崖山海戰，小朝廷軍民二十餘萬人盡皆葬身海上，南宋徹底覆滅。
宋朝兩次滅亡，一次亡於東北崛起的女真族金國政權，一次亡於草原崛起的蒙古族大元政權，兩次皆亡於異族政權，古代中國第一次由少數民族執掌國家政權。
為何宋朝兩次亡於異族政權？兩宋敗在哪裡？
這是一個關於民族與政權之間關係的問題。
國家有四大要素：國土、民族、文化、政府。這是對近代西方傳入的民族國家說詞重新解釋。在古代中國，政權與國家並非是劃等號的，民族的劃分也與血緣沒有關係。
一：在古代中國，政權指的是並非是國家政權。
政權，在古代中國，與政府是不劃等號的。古代中國的國家，指的是與州一級行政並立的地方政權。這是自漢朝推行郡國制度的一個延伸。
在宋代，中國存在著多個政權並立的局面。除了趙宋政權，還有西夏、遼國、回紇、大理、交趾、大理、吐蕃諸部，後來回紇退場，金國、蒙古兩個政權相繼加入。
這種各民族政權並立的局面，不僅是漢朝郡國制度的延伸擴大，還是唐朝的羈縻州以及都督府的行政區劃的遺留。即：唐朝君主除了是漢族人的皇帝之外，還是各個少數民族的天可汗。
隋唐易代，造成大量的人口損失，唐朝建立後，拓展版圖，不僅不移民設郡縣，反而無視“五胡亂華”的歷史教訓，將大量少數民族人口內遷，補充內部人口損失。
例如，燕雲十六州之所以會成為安史之亂的策源地，之所以在五代之時脫離後唐的版圖，根源就在於這個地區的民族成份十分複雜，漢族是主體民族，但是吐蕃族、党項族、朝鮮族、吐谷渾、奚族這五大部族的人口占比也十分高。
遼國建立後，為了與中原後周、趙宋政權抗衡，又大量將東北各族遷徙到燕雲十六州，其中女真族、渤海族、朝鮮族佔絕大多數。燕雲十六州成為了漢、吐蕃、党項、朝鮮、吐谷渾、奚、渤海、女真、契丹九大民族的匯聚之地。
在唐朝時，吐蕃、党項、吐谷渾三族都是生活在青藏高原，隨著唐朝崛起，各族百姓跟隨天可汗征戰四方，這三族就是在唐太宗以及唐高宗兩位大帝征討高麗之時，遷入燕雲十六州的。
二：在古代中國，其民族定義與現在民族定義是不同的。
從燕雲十六州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無論是趙宋，還是西夏，或是遼國，其實都不是單一的民族政權。其民族劃分，依靠的不是血緣，而是地域。遷入燕雲十六州後，不管以前是什麼民族，都一律會被視為漢族。
例如，遼金易代之時，遼國殘餘勢力裹挾草原各族向西逃亡，進入西域後，建立西遼政權。北宋政權被金國所滅之時，向南逃亡的，除了北方漢人外，草原的蒙古人、達旦人、契丹人，這些沒有跟隨遼國殘餘勢力逃亡的各族，後來竟然跟隨趙宋政權向南逃亡。
以契丹人為主體的西遼政權進入西域後，只是國名仍為遼，但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都被看作了回紇人。趙宋政權在南方建立南宋後，無論是漢人、還是北方其他各族都一律被視為南人。女真族建立金國，遷都至燕京後，便以漢人自居，或自稱中國人。仍生活在東北的女真族各部，依然還是女真人。
古代中國的民族和近現代的民族，有著根本性不同，這種不同並非是以血緣劃分，而是以地域劃分。
弄明白了古代中國民族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後，就很容易知道宋朝兩次被異族政權所滅的原因了。宋朝兩次被滅，僅僅是古代中國，在唐朝崩潰之後，從各地區的大氛圍割據，走向局部統一，最後完全實現大一統的過程。
從這個大視角看待宋朝兩次被滅，那麼宋朝的滅亡就屬於改朝換代的內容了，其滅亡就是改朝換代的必然結果。
一般來說，改朝換代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內部的民族起義或者農民起義，如秦漢易代、元明清三代更迭就是如此；另外一種則是內部的政變或者禪讓，如漢魏晉易代、隋朝代北周而建、唐朝代隋，這三者就是如此。
如果還有第三種改朝換代的方式，也只是前兩種方式的交替進行。唯有宋朝的滅亡，不屬於前兩種，也不屬於第三種，而是成為了朝代更迭的一個特例，從而引起歷史學家們巨大的爭議。
當然，有的歷史學家將宋朝之後，朝代更替的原因總結為異族滅亡模式。元明清民國四代，就屬於這種模式，蒙元漢明滿清，在朝代之前都帶有鮮明的民族性質。到了民國，孫中山建立的民國就是漢族的民國，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
辛亥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與這個口號還是有一定關係的。雖然後來孫中山改口五族共和了，但依然遭到其他民族的質疑。外蒙脫離中國，雖然有列強幹涉的原因，但也不能完全無視這個口號的影響。孫中山電令外蒙王公前往南京開會述職，就遭到拒絕。
異族滅亡模式，除了元明清三代之外，遼金元明顯也是這種模式。唐遼金元明清，六朝一脈相承，朝代更迭用的就是異族滅亡模式。遼金元是這種模式的形成階段，而元明清直到民國，則是這種模式的延伸階段。
之所以導致產生這種異族滅亡模式的朝代更迭，根源就是文明中心的轉移。
文明中心即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是首都所在地，是各個地區生產生活的唯一標準。
中華文明，自黃帝時代起，文明中心一直在河南地區。這個地區被稱為中原。人類文明的起源，一般來說都是在大河流域沖積平原，而且是溫帶地區或者亞熱帶地區。熱帶以及寒帶地區是不行的。動植物生長週期穩定而且繁盛，能夠帶來充足而穩定的食物來源，這是文明興起的必要條件。
隨著文明的發展，鐵農具得到普及，除了大河流域，小河流域也能得到開發。由此東夷或者西羌也有了興起的經濟基礎。華夏文明向東西方向延伸。由此帶來了關中地區的崛起。
在周朝，關中地區以及河南地區同時作為文明中心存在，這是兩個比鄰的文明中心，被稱為王畿之地。為了加強兩個文明中心的溝通，周朝還修建了古代中國第一條直道。所謂直道，就相當於現在的高速公路。
到了漢朝，封建制被郡縣制取代，王畿之地被稱為司隸。其後，兩漢魏晉隋唐，不管朝代怎樣更迭，國家怎樣分裂割據，中國都是以這司隸為中心重新統一。首都不是長安，就是洛陽。
到了東漢末年，隨著鐵產量提升，鋼製農具得到普及，北方寒冷地帶長期被冰封的凍土以及南方的丘陵山地，都能得到開發，變成耕地。由此，中華文明的範圍向北向南兩個方向延伸。
傳統的文明中心擁有相當的人口基礎，較早地得到開發，所以在經濟基礎上有先發優勢。隋唐由此保證了國家統一，但新崛起的燕薊地區和江南地區，這兩個地區卻因為其地理位置，經濟發展能力更強。
高句麗崛起以及經濟中心南移就是中華文明南北方向延伸的有力證明。隋唐兩朝，只能依靠隋唐大運河，才能維持傳統文明中心的統御地位。
隨著其他地區經濟的不斷髮展，中華文明的文明區域不斷向外拓展，傳統的文明中心已經無法維持如此龐大的帝國。
文明中心不斷向燕薊地區、江南地區轉移。是唐朝行政區劃的實際要求，唐朝中後期之所以採取節度使制度。根源就是，除了這個制度，無法維持龐大的帝國版圖。
作為文明中心的燕薊地區，是草原、中原、東北，這三個一馬平川的地區之咽喉所在。而這三個地區的生產方式並不一樣。草原是遊牧經濟，東北是漁獵經濟，而中原是純農耕經濟。
不同的生產方式，帶來了不同的上層建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
而一個國家，其版圖的擴張，都是其經濟生產方式的對外延伸。燕薊地區，三種生產方式都是具備的。元明清三代的更迭，實際上是草原、中原、東北三個地區輪流執掌國家政權的情況。
作為文明中心的燕薊地區，其成長是需要時間的。隋唐時為了壓制東北，燕薊地區就成為了軍事重鎮。到了宋遼對峙時期，遼國在燕雲十六州推行兵民合一的軍屯，進一步加快了這個地區的開發。
到了金國時期，燕薊地區最終成為了文明中心，成為了首都所在地。其所能夠統御的地區不斷擴大。到了元朝時最終確定下來，有了統御整個中國的能力。從而，一直延續到今天。
新的文明中心成長需要時間，傳統的文明中心衰弱也需要時間。新舊文明中心之間的牽制，南北兩大文明中心之間的牽制，成為了宋金元明清五朝主要的政治色彩。
其政治角逐都是圍繞著文明中心之間爭奪首都所在地。汴京與臨安、燕京與汴京、北京與南京，當一個文明中心因為某些原因衰弱之時，另外一個文明中心就會崛起強大的政治勢力。
汴京在元朝末年，率先出現了一股政治勢力，與元朝相對抗。其後，南京也崛起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結果是汴京失敗，南京崛起的朱明政權取得勝利。明朝定國之後，又發生了靖難之役，這也不過是北京與南京之間的角逐。結果是北京勝利了。
綜上所述，從民族與政權之間的關係、朝代更迭的方式、文明中心的轉移這三個方面看，就可以理清楚宋朝興亡的邏輯問題了。
首先，唐朝之時，中華文明向南北兩個方向延伸，文明社會的區域不再侷限於中原。中原只是大唐版圖的一部分。唐朝崩潰後，北宋所統治的地區只是中原和南方，北宋實際上是一個地區性割據政權。
其次，割據政權都是內控型政治，內控型政治產生的原因就是各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同，各地區有自身的經濟生產目的，局部統一才有利於社會生產。
再次，不管各個割據政權有多麼強大，民心士氣都是向文明中心靠攏。兩宋的滅亡，實際上是燕薊地區作為文明中心，其統御能力不斷加強的結果。作為割據政權，兩宋滅亡是必然結果。隨著各地區開發完畢，國家需要統一，匯聚最強大的力量對外擴張版圖。
最後，兩宋之所以被異族政權所滅，根源在於最強大的文明中心不在宋朝境內。如果在宋朝境內，宋朝就不是被異族政權所滅了，而是被內部的農民起義所推翻了。其滅亡時間只會更早。
兩宋的歷史，告訴我們，觀察歷史，不能依靠近現代西方傳來的人文視角。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是以文化為紐帶的文明，而不是以血緣為紐帶。民族衝突，在古代中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地域之間，不同生產方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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