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新冠肺炎疫情是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最嚴重公共衛生危機。”圖片來源：CBS截屏）
隨著疫情肉眼可見的惡化，歐洲的政治氛圍已經不復兩週前的冷靜。新冠肆虐帶來的驚恐、夏天疫情自消美好願望的遠去，帶來了巨大的挫敗感與憤怒情緒。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朗斯13日發表的“群體免疫”說，立刻引爆了全球輿論。
這場爭論的焦點究竟是什麼？這場爭論是否會成為全球抗疫策略分化的標誌？最後，我們的憤怒究竟是為什麼？
“群體免疫”爭論的四個維度
有關群體免疫帶來的巨大爭議，各方評論甚至爭論已經很多。有三個事實能夠幫助大家理解相關的爭議：第一，3月12日召開的緊急會議上，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佈英國進入抗疫“延遲”階段，並通告了在該階段政府將要採取的舉措。需要強調的是，鮑里斯所宣佈的政策不是“新聞”。3月3日，英國政府已經出臺了28頁的國家防疫行動計劃(Coronavirus (COVID-19) Action Plan)，政府已經和即將採取的措施全部包含其中。
在整個行動計劃裡，英國政府將自己的行動概括為四個階段，控制（containment），延遲（delay），研究（research）和緩和（mitigate）。從一個階段進入第二階段是防控措施的升級而非放棄，第二階段內部還有三個管控層次，包括隔離在內的各種管制選項只會越來越嚴而非相反。這意味著帕特里克·瓦朗斯所說的乾脆讓60%民眾感染新冠以提升群體免疫力的觀點，現行政策根本不支持。英國衛生大臣馬修·漢考克15日也再次強調，“群體免疫並非我們的目標或政策”——這是對瓦朗斯爭議言論的危機攻關，不過他的觀點同樣基於國家防疫行動計劃。
第二，帕特里克·瓦朗斯擁有“英國首席科學顧問”的頭銜，他的“群體免疫”說肯定也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也代表了政府的某些考慮。瓦朗斯的說法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種病毒很可能會變成季節性流感般的存在，每年都會再次出現”。目前我們對新冠病毒的研究既不能排除也不能證明這種可能性。徹底把瓦朗斯言論扔進垃圾桶裡，需要先說明，如果新冠流感化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的社會能否承擔每年一次的大規模管控措施？我們有沒有Plan B?
瓦朗斯的觀點反映了部分科學家面對新冠病毒的悲觀態度。
在抗疫大戰來臨之際，散佈這種消極情緒似乎有動搖軍心的弊病。但是，科學家們的憂慮不能說全無依據。當然，包括《柳葉刀》雜誌和世衛組織在內的防疫專家對其言論的批判，同樣有科學依據。基於單純的醫學觀點看，可惡的是新冠病毒的不確定性，而非專家基於現有研究得出的差異結論；不聽不想聽的，也不是科學的態度。
第三，有官方身份的瓦朗斯講了“群體免疫”，是不是意味著它可能變成一種現實或是官方政策？首先，英國的疾控原則確實存在牛津大學陳錚鳴教授所說的“近乎冷酷的理性冷靜”：英國政府的通常做法是先通過模型推算出最壞的結果，然後反推一步步的防控措施。這種做法與我國越到危機時刻越強調正能量激勵的做法確實差異很大，但過去幾個世紀執世界牛耳的大英帝國一直就是這麼玩的。
1996年“瘋牛病”危機時，英國政府也發出了死亡人數最壞會突破100萬的估計，但1996年到2002年5月實際確認的死亡人數是89人。從最壞結果考慮有助於政府和公眾都做好充足準備，目前的危言聳聽並不一定就會變成現實。
其次，國家防疫行動計劃(Coronavirus (COVID-19) Action Plan)規劃出四個階段，代表著頭三個階段有失敗的可能。英國的防疫計劃核心是拖延疫情峰值到來的時間，等待疫苗研發的成功。溫和的拖延政策可能擋不住疫情蔓延，疫苗可能研發失敗。到了這個時候，瓦朗斯的“群體免疫”作為不是辦法的辦法，是有可能出現的。畢竟，國家防疫行動計劃對第四階段對緩和（mitigate）（也可以翻譯為止損）該怎麼辦的描述是最模糊的。
不過，由於英國醫療體系在歐洲乃至世界範圍內屬於較為強大的存在，因此一旦“群體免疫”變成國家政策，那應該不是英國一個國家的失敗，而大概率是全球醫療體系一次大規模崩潰。
大社會的慣性與代價
“群體免疫”這一概念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放在新冠病毒的特定背景下醫學和社會風險顯而易見。
不知道病毒機理如何，沒有有效治療手段，到底能不能形成抗體還在研究之中，為了達到60%的門檻會付出多大的犧牲，哪個群體會首當其衝？一系列問題涉及到巨大而敏感的社會倫理問題，有挑戰人道主義底線之嫌。因此，哪怕是首席科學家，也無法對其做出武斷的判斷。
這也不奇怪，瘟疫的防控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問題。如果疫情可控且規模較小，公共衛生體系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消化之，這種時候疫情受政治和社會因素的干擾就比較小。可是一旦疫情超過一定規模，公共衛生系統出現過載現象，防控工作就會因為各國治理體系和社會狀況不同而出現路徑差異。就目前的全球防疫狀況而言，沒有哪家不借鑑中國模式，也沒有哪家完全借鑑中國模式。 我們只有在理解制度差異的背景下，才能夠理解帕特里克·瓦朗斯拋出“群體免疫”說的緣由。
首先，深受洛克、亞當斯密影響的英國，形成了非常典型的大社會、小政府的治理模式。英國社會本質上是高度自我管理的，社會自由度高、自我維繫能力強，悠久的政治傳統基本上劃定了政府幹預在範疇和強度上的邊界。翻看英國的國家防疫行動計劃，裡面的策略通篇都是要“減緩對社會的衝擊”“降低對醫療體系的壓力”等，絕無破釜沉舟、不惜一切等詞彙。你可以把它理解為英國政府心存僥倖，但更真實的解釋是，英國政府根本沒有權力要求它的醫生、護士、商人、居民、甚至被感染者不惜一切代價去達成一個哪怕最高尚的目標——制止疫情的蔓延。
比如，中國、韓國、新加坡的抗疫經驗中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嚴密追蹤潛在感染者的行動軌跡，確定可能的感染範圍，進而對危險的人群儘快檢測。英國目前開放了二十多個檢測機構，每天檢測能力一萬左右，單從能力看與韓國相去不遠。
英國的真正問題在於，追蹤和公佈一個公民（哪怕是潛在的感染者）的詳細行蹤甚至其他隱私（韓國公佈了新天帝教信眾名單）是一種極為嚴重的逾矩甚至違法行為，面臨巨大的法律風險。政府的困境因此就出現了：沒有前期精確的追蹤，那多大的檢測能力都不可能有的放矢，最終誤檢了大量因為恐慌實際未感染的民眾，檢測能力浪費且導致醫療機構不堪重負、未戰先疲；但要強制追蹤了，那麼政府要解決海量的法律和程序難題，且可能面對激烈的社會反彈——畢竟，太多人是真有小秘密不願也不能和別人分享的。
如果沒有疫情，那麼看過《愛國者遊戲》《伯恩的身份》、喜歡使蘋果手機、經常被精確營銷電話騷擾的我們，應該很容易理解保護隱私的重要性。英國公眾當然對疫情懷有恐懼，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同時相信“凡可以由例外突破的規矩將面臨更多例外”。
英國公民社會是被一系列政治傳統、法律體系和制度結構嚴密包裹的堅硬存在。一些場合下，公民社會保護了英國人，一些情況下，公民社會鼓勵了得過且過、缺乏勇氣和想象力的守舊之舉。
重要的是，只有公民社會自身才能決定是不是需要因為某個高度正當的理由，重新修正它的原則和邏輯。所謂“自由不是無代價的”，只有在這個時候讀出來你才能知道它裡面的沉重甚至冷酷。英國民眾享受了比東方社會更多的自由，這個時間節點，要付出代價了。
小政府的政治動員
如果英國強大的社會傳統和慣性繼續保持沉睡的狀態，即便是鮑里斯這樣有著賭徒性格的異類首相，能做的也不是很多。要知道，在東方，集中全國醫療資源到一個地區叫守望相助，在西方，那是僭越地方自治權利。
筆者不太贊同英國目前消極抗疫的說法，英國政府作為一個典型的小政府，目前竭盡所能要做的工作其實是喚醒公民社會的沉睡態度，啟動其應急能力。從國家防疫行動計劃來看，英國政府所準備的策略籃子和世界各國並無大的區別，但是這些政策工具到底能發揮多大程度的作用，就要取決於其政治動員能力了。
從這一角度來說，無論是鮑里斯“許多家庭將提早失去他們的摯愛親人”的警告，還是瓦朗斯的“群體免疫”說，引發爭議、刺激民眾本就是題中之義：不這樣說，社會根本不會對政府第二階段的舉措進行配合。在沒有成熟的疫苗及廉價的接種體系的情況下，“群體免疫”的冷酷性不言自明。無數家庭可能的遭遇會比鮑里斯的滔滔雄辯更加刺痛整個社會，這會促使社會向鮑里斯內閣進行更大的賦權，對下一步可能的激進舉措有更多包容。激勵或誘導公民社會對政府賦權，而不是命令公民社會賦權，這是小政府最基本的套路。筆者看不出這其中有什麼新鮮的地方。
當然，這種政治動員方式也有嚴重的問題：它有可能在資源明明充足的情況下卻耽誤太多的時間，使英國及其以外的世界付出更多的代價。焦灼的國人已經為抗疫付出巨大代價，現在形勢大好卻又面臨新一輪城門失火之險。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就是，為什麼社會財富和醫療水平顯而易見勝過我國的西方世界，總是放任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群體免疫”之問後面其實包含了我們的疑問：為什麼不能好好抄作業呢，你們明明抄得起。
英國“後反勁”式的政治動員並不偶然，我們還可以列出美國、丹麥、瑞典……一長串的名單。有兩個角度有助於我們建立對這一問題的解釋：第一，完美的政治是不存在的。沒有完美的公眾，也沒有完美的政治家。從鮑里斯操作脫歐的“黑歷史”看，這位首相不可能在民意還沒炒熱的時候自己先登場，用一波強硬操作讓選票流失，他熱情鼓動脫歐卻耐心等到留歐派都疲憊到只求有個結果時才登臺執政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即便鮑里斯願意當雷鋒，英國民眾就會在四周前配合精確追蹤、全面隔離的策略嗎？英國首席醫療官克里斯·惠蒂在闡述第二階段策略時明確表示了擔憂，他指出英國政府只能等到傳染高峰前夜再採取大規模隔離措施，是因為早了的話，英國民眾可能“過早進入疲勞甚至孤獨、抑鬱的狀態，沒辦法應對我們測算的傳染高峰階段”。說白了，就是他不敢賭民眾的耐性。誰敢說惠蒂的擔心是無的放矢？
第二，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國家包括英國，都在為疫情的長期化儲備餘力。中國填好了第一張試卷，我們忍受了痛苦，遏制了疫情，熬過了高峰。但是，即便有經驗如中國也還沒有完成第二份試題，我們能否讓經濟復甦，能不能扛過全球疫情的輸入，怎麼應對可能到來的新冠病毒流感化？如果今天重新熱鬧起來的街頭幾個月後再次封閉，我們以怎樣的態度和政策應對？有沒有可能，我們對“群體免疫”的憤怒，來自我們可能的無可奈何與無能為力？
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竭盡全力消滅疫情，是負責任的政治選擇。基於科學把情況預計得更壞些，多做儲備，也不是壞事。
今天，哪怕是身居崇山峻嶺之中，人們也會更加深刻地領悟到全球化的真正涵義，休慼與共絕不是說說而已。多體諒彼此的難處，認真思考哪怕像“群體免疫”這樣的危言聳聽，不要動輒把觀點之爭上升到誰更愛國這樣扯淡的命題上，才是真正團結一致的樣子，才是攜手合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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