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濮陽戚城
田聚常/文
郭沫若
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詩人、劇作家、學者、社會活動家。他一生雖未到過濮陽，但對濮陽的歷史文化卻情有獨鍾。在20世紀的30年代，郭老曾潛心研究戚城出土的青銅器銘文；60年代，郭老又精心組織對戚城古遺址進行考古調查。
破譯戚城青銅簋銘文
中國古史系統對史前文化的記載是比較紊亂的，自宋至清都不斷有人對這種古史系統提出質疑。近代，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辯派曾明確地提出應該推倒傳統的古史系統，借重考古學重建中國古代史。從此，哪裡有新出土帶有文字信息的文物，便成了研究古文字和中國上古史專家學者們喜愛的香餑餑。
大約在清朝中後期，有人在濮陽戚城遺址出土了一件春秋時期的禮器簋（以下稱“戚城青銅簋”） 蓋，立即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禮器也稱為“彝器”，是周代天子及王公貴族進行祭祀、喪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禮儀活動時所使用的器皿。有的沒有銘文，部分有銘文的也很難看出禮器的主人。戚城出土的禮器簋蓋質地為青銅質，形狀為圓形，高10.4cm口徑為22.9cm。簋蓋下面還鑄有二十二字的銘文，通過銘文可以看到此禮器的歸屬，這在當時發現的青銅器中實屬鳳毛麟角，於是眾多金石專家競相研究。
銘文
清至民國間有十多位金石學家對戚城青銅簋蓋銘文進行考釋，收入自己的著作。如：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吳式芬《捃古錄金文》、方浚益《綴遺齋彝器考釋稿本》、孫詒讓《古籀餘論》、朱善旂《敬吾心寶彝器款識》、鄒安《周金文存》、吳闔生《吉金文錄》、於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郭沫若《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等書籍中都錄有戚城青銅簋銘文的釋文。
眾多金石學家對於戚城青銅簋的內容考釋大致相同，即：“
這是什麼字？
林父作寶簋，用享用孝，祈眉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意思是孫林父祈求長壽，子孫興旺，永享富貴。但對銘文第一字分歧較大。有人釋為“孕”字、有人釋為“仔”字，有人釋為“卓”字，亦有人釋為“孫”字。郭沫若先生認為：此銘文的第一個字應釋為“孫”，此簋應是衛國重臣孫林父所擁有的禮器。他在《西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中說：“ 舊或釋孕，或釋仔，或釋卓均不確，餘意當是孫字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邾討鼎》子孫字作與此同意。又金文每有同字異作之例。本銘兩孫字亦同字異作，不足為異。孫林父乃衛獻公時人，與蘧伯玉、吳季禮同時”。這種解釋得到了很多專家學者的認可。
關注戚城遺址的發現
1963年，曾在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工作過的廖永民，偶然發現戚城遺址地表有裴李崗、仰韶、龍山各個文化時期的陶片。於是，他利用工作之餘收集了部分陶片裝箱後寄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引起了當時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的重視。
郭沫若釋文
戚城是我國古代史上著名的城邑，《荀子·儒教》中有“朝食於戚，暮宿百泉”的記載，說明商末武王伐紂時戚城已是聞名遐邇了。在已發現的甲骨文中，有“乙酉卜：貞於戚燎？”的卜辭，說明商代商王在戚城舉行過對天神或自然神的燎祭。據《春秋》、《左傳》等典籍記載，從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不足百年中，各國諸侯在戚會盟達7次之多，可以說戚是春秋時期多個國際峰會舊址，在中國歷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1963年，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見到來自戚城的文物後如獲至寶。當他得知地地面上還保留著春秋時期的古城遺址時，十分高興。他深知古戚城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當時中國科學院人員少，基建任務重，實在抽不出人力到戚城古遺址進行考古調查。這個問題不解決，成了郭老的一塊心病。
組織戚城遺址的考古調查
1965年，郭沫若先生得知北京大學考古系李仰松老師要帶領北京大學考古系畢業生到河南安陽碼頭澗文化遺址進行田野實習時，非常高興。因當時濮陽縣屬安陽地區管轄，於是郭沫若先生親自給李仰松交代了一個特殊任務：畢業生在安陽實習結束後，你帶他們到濮陽戚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並在濮陽找以下古帝丘的地望。
1965年11月，北大李仰松老師帶著8名學生從安陽來到濮陽，開始了對戚城古城址內鑽探勘查。他們在戚城古遺址內，每10米見方打一個探眼，採取拉網式將戚城古城址內普遍進行了鑽探。由於設施簡陋加上戚城古城址內古文化層上面覆蓋的淤土層厚，所以收穫不大。李仰松又帶領學生在古城東城牆缺口（疑為東城門）外兩個大土丘南10米處開挖了2×10米南北向探溝一條。由於出土文物豐富，他們又在原探溝中間向東開挖了一條2×5米的探溝（兩條探溝實為一條丁字形探溝）。兩條探溝共出土五蒲包（蒲草編織的袋子）文物。
對戚城的田野考古結束後，李仰松等人將出土的文物陶片進行了整理，有的能修復的進行了修復，並將在戚城考古調查的情況，寫成書面資料，向郭老彙報後在《北京大學學報上》公開發表。後來，由於文化大革命，有關人員對戚城的考古、調查、研究工作被迫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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