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陵之戰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戰役，是戰國時期魏國由盛轉衰、齊國進入強盛的重要標誌。但一直以來，關於馬陵之戰的地點存在諸多爭議，聚訟紛紜。影響較大的有元城說（今河北大名）、鄄城說（今山東鄄城、河南範縣、山東莘縣一帶）、郯城說（今山東郯城）。
元城說。最早為馬陵之戰的“馬陵”作註釋的是東漢學者高誘，他為《戰國策·齊策一》“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作注云：“馬陵，齊邑也。齊殺魏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故曰‘魏破，韓弱’。”高誘的註釋僅交代了馬陵屬於“齊邑”。
持馬陵“元城說”的學者是西晉杜預。《左傳·成公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杜預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繼杜預之後，東晉學者徐廣也認為馬陵“在元城”。《史記·魏世家》：“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均註釋“馬陵”為：“徐廣曰：‘在元城。’”
杜預對“馬陵”的位置給予較為詳細的記錄，但他是為馬陵會盟的馬陵作注。後來徐廣認為馬陵之戰的馬陵即馬陵會盟的馬陵，裴駰、司馬貞為《史記》馬陵之戰作注時採納了徐廣的觀點。
鄄城說。持馬陵“鄄城說”的是東晉學者虞喜。前引《史記·魏世家》關於馬陵之戰，張守節《正義》引虞喜《志林》雲：“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張守節配有按語：“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張守節認為馬陵之戰在鄄城，否定了徐廣“元城說”。從今天的地理位置看，河北大名、山東莘縣、河南範縣、山東鄄城依次毗鄰。而且在歷史上，這四個縣之間行政區域有過多次的整合。
郯城說。黃寶先《馬陵戰址莘縣說與郯城說之比較》（《歷史教學》1993年第5期）一文指出，“郯城說，最早見於史書的是明萬曆十六年刻本《沂州志》，其《山水志》載：‘馬陵山在州東九十里，與郯城接，狀如奔馬，直抵宿遷……齊伐魏，孫臏勝龐涓於此。’”“郯城說”出現較晚，但有五個有利條件。
第一，據《左傳》關於會盟的記載可知，春秋時期，兩國或多國會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常常是某一國家或少數國家順服於主盟國。在這種情況下，會盟地點都在順服國的國內或順服國附近。“莒服故也”是馬陵會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馬陵可能距莒地不遠，有利於“郯城說”。
例如，《春秋·成公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杜預注：“蟲牢，鄭地。”《左傳·成公五年》：“冬，同盟於蟲牢，鄭服也。”鄭國順服於他國，會盟地點選擇在鄭地。再如，《春秋·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杜預注：“辰陵，鄭地。”《左傳·宣公十一年》：“夏，楚盟於辰陵，陳、鄭服也。”陳國、鄭國順服於他國，會盟地點選擇在鄭地。《左傳》中關於此類會盟的記載還有幾例，會盟地點都在順服國的國內或順服國附近。
由《左傳·成公七年》“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可知，馬陵會盟的原因是“尋蟲牢之盟”，也是因為“莒服”的緣故，所以會盟地點“馬陵”可能在莒地附近。再聯繫郯城距莒地較近這一事實，以及前述徐廣等人認為馬陵之戰的馬陵即馬陵會盟的馬陵等觀點，可推測馬陵之戰的馬陵有可能在莒地附近的郯城。
第二，郯城出土的大量兵器可能是鞌之戰郤克軍隊遺留，《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郤克曾率晉軍“追齊至馬陵”，這有利於“郯城說”。
20世紀50年代以來，郯城馬陵山附近出土了大量兵器，有銅箭鏃、銅劍、銅戈等。李學勤在《孫臏兵法暨馬陵之戰研究》（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中撰有《郤氏左戈小考》一文，他指出：“郯城馬陵山一帶出土文物，引起我很大興趣，特別是其中一件郤氏左戈，相當重要。……戈上的‘郤氏’，依照這類銘文的體例，乃是地名……由上所論，郯城大尚莊這件戈應該是魏軍的兵器，年代也能與馬陵之戰相合，這是有利於馬陵郯城說的。”文中認為戈上的“郤氏”是地名，“這件戈應該是魏軍的兵器”，似可商榷。該文還有“由此推想，郯城大尚莊的‘郤氏左戈’也不會早於戰國中期”之語，李學勤在《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前言”第14頁還有“銘文人名不應有氏”之語，這也值得商榷。《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鞌之戰晉軍（主將郤克）追齊軍至馬陵，無論兩軍在馬陵開戰與否，都可能在那裡遺留兵器，而“郤氏左戈”有可能是郤克的兵器。吳良寶《十四年上郡守匽氏戈考》（《華夏文化論壇》2012年第1期）一文認為：“近見一件私家收藏的有銘戰國秦戈……內部正面刻有2行11字：‘十四年上郡守匽氏造，工鬹’……從形制與銘文來看，戈的鑄造年代比較早，應是秦惠文王時的兵器。戈銘中的‘匽氏’，可與上引青川木牘、珍秦齋藏兵器的銘文相對照，視為同一人應無問題。”吳鎮烽《新見十四年上郡守匽氏戈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2年第2輯）一文指出：“匽氏，上郡郡守，此戈的監造者。”這兩篇文章可否定“銘文人名不應有氏”的觀點，也可旁證“郤氏左戈”中的“郤氏”可能是人物而非地名，且吳良寶認為“上郡守匽氏戈”年代為“秦惠文王時的兵器”，也與郤氏左戈（可能為郤克兵器）的時期相當。
前述徐廣等人認為馬陵之戰的馬陵即馬陵會盟的馬陵，而馬陵會盟與鞌之戰又都發生在春秋時期，故馬陵之戰的“馬陵”有可能是與鞌之戰相關的“馬陵”。這樣，郯城出土的大量兵器尤其是“郤氏左戈”有利於“郯城說”。
第三，《漢書·五行志》記載，鞌之戰晉軍“追亡逐北，東臨海水”，顏師古注曰：“謂逐之三週華不注，又縱之，入自丘輿，擊馬陘，東至海濱也。”郯城距離海濱較近，亦有利於“郯城說”。
《漢書·五行志》記載：“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於鞌（師古曰：謂成二年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鞌，齊地），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師古曰：謂逐之三週華不注，又縱之，入自丘輿，擊馬陘，東至海濱也）。”“馬陘”即“馬陵”，如《左傳》對鞌之戰記載為“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史記》對此記載為“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裴駰《集解》引徐廣的觀點對“馬陵”的“陵”註釋為“一作‘陘’”）。結合顏師古註釋及前文，郯城馬陵更符合晉軍追齊“東臨海水”“東至海濱”的說法。
第四，《史記·魏世家》記載，龐涓和魏太子申追擊孫臏的途中經過外黃（今河南民權），外黃與郯城之間的距離有利於“郯城說”。
《史記·魏世家》外黃徐子對太子申說：“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申聽後想撤軍，但被其御勸阻，於是繼續追齊軍。太子申與徐子對話，當在龐涓、太子申“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之前。因為按常理說，他們“棄其步軍”，縱輕騎“倍日並行”（晝夜兼程）的過程中，不太可能中途會客。因此，魏軍晝夜兼程追趕齊軍可能是過了外黃以後的事。通常情況下，騎兵一晝夜行七百里是沒問題的。《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就有“去長安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之語，而外黃到鄄城、範縣只有三百里左右，到莘縣、大名也只有四五百里，其距離應不足以龐涓、太子申率輕銳“倍日並行”。況且龐涓、太子申晝夜兼程可能不止一日一夜。
與前述鄄城等地相比，郯城距外黃較遠，兩地之間的路程更適合魏軍輕銳“倍日並行”，且據文獻可知，大梁到郯城之間（外黃在兩地之間）的交通較為便利，《史記·楚世家》有“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之語。交通便利，也是魏軍長驅直入齊地的重要原因。而此前龐涓在桂陵（從外黃看，桂陵與鄄城、大名方向大致相當，它們距離不遠）受過伏擊，若再往曾遭受伏擊的方向追擊，應有所顧忌。因此，外黃與郯城之間的距離有利於 “郯城說”。
第五，齊軍誘敵路線“大梁西—大梁—外黃”有利於“郯城說”。
當代很多馬陵之戰的研究者認為馬陵之戰時魏國國都在大梁，但魏都那時還在安邑（今山西夏縣）。如《史記·魏世家》記載：“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安邑近秦，於是徙都大梁。”《史記·商君列傳》記載：“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瞭解當時魏都在安邑，對研究齊魏雙方的行軍路線有價值。若《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所載“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和龐涓所言齊軍“入吾地三日”屬實，則可知當時齊軍已深入魏國腹地，而“過而西矣”很可能是指齊軍已經過大梁，向西（魏都安邑方向）進軍，“直走魏都”（《資治通鑑》周紀二）。
馬陵之戰沒有爭議的是，魏軍的行軍路線肯定是尾隨齊軍。既然齊軍已經過大梁西進，前述魏軍在追擊齊軍的過程中又經過外黃，那齊軍誘敵的路線肯定有一段是“大梁西—大梁—外黃”，這一路線大致是由西向東走向，而鄄城、範縣、莘縣、大名幾乎在外黃正北方。如果孫臏在龐涓的“追擊”下，選擇在鄄城等地設伏，齊軍就要在外黃附近拐彎，拐近乎直角的彎，才能到達鄄城等地，這有悖行軍常理。
總之，在以上諸說中，馬陵之戰“郯城說”論述充分、合理，筆者贊同此說。
（作者：王佳偉 陳兵枝 作者單位：綏化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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