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0期，原文标题《
《DAU》究竟是什么？一场大型真人秀，一轮打破真实和虚构的行为艺术，一组社会学、政治学长程微观实验，一个全景式监狱的纪录片，一个没有安全词的施虐受虐游戏，还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邪教实践？
特约撰稿/顾草草（发自柏林）
《DAU》剧照：天才列夫·朗道
人们也许会忘记202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得主其实是伊朗电影《无邪》，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忘记，在这一年初春的柏林，乌克兰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的鸿篇巨作《DAU》（《列夫·朗道》）系列电影。
十多年来试图接近《DAU》项目的追踪者，期盼柏林电影节重回巅峰的影迷，捍卫城市正义性的柏林市民，苏联文化研究者，以及渴望流量风暴的媒体，甚至那些不知道是关心政治还是艺术的旁观者，无不赞叹：选择《DAU·娜塔莎》（以下简称《娜塔莎》）入选主竞赛争熊、邀请《DAU·退化》（以下简称《退化》）进行特别展映，是在70周年大庆这一年入主柏林电影节的新任艺术总监卡罗（Carlo Chatrian）绝对天才级别的策展手笔。
柏林电影节开票当日，除了德国本土名导名角的作品《温蒂娜》《我的妹妹》等，所有放映场次中电影票最快被秒杀的，就是《DAU》系列的这两部。当天，在波茨坦广场的柏林电影节官方售票站一眼望不到头的买票长龙中，就有不少人在讨论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和他疯狂而庞大的项目。《娜塔莎》145分钟，《退化》355分钟，通常这样的长片难以卖座。但是柏林的观众早就被赖纳·法斯宾德、拉夫·迪亚兹这些名导的皇皇巨作培养了好耐心，根本不怕坐穿电影院的椅子，只想着抢到票见证《DAU》系列首映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什么是《DAU》
在艺术电影节的电影院中，观众们往往见多了大尺度的场面。但是《DAU》系列播放时，都有观众因为恐惧真实地发出尖叫，因为画面和情节过于血腥和反人类而选择离场。《娜塔莎》的媒体放映场，当电影中审判大戏一开幕，我就目睹了有记者因为恶心和抗议开始不断离场。有一幕，阿兹波要求娜塔莎脱光衣服，自己将一个空酒瓶插入下体，此时离场人数达到高峰，有些记者几乎是奔跑着逃出了电影院。
让人趋之若鹜，又落荒而逃，《DAU》究竟是什么？
《DAU》可以说是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主导的一个大型艺术项目。2005年，赫尔扎诺夫斯基凭借处女作长片《4》在鹿特丹电影节获最佳影片大奖，但并没有一举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影坛的明星。之后他在寻找创作素材的过程中读到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的妻子的回忆录，迅速对这位公共形象和私人生活有巨大反差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产生了狂热的兴趣。
列夫·朗道是凝聚态物理学的奠基人，在反磁性学、超流态、超导物理等领域有突出贡献，也曾因反革命罪被苏联克格勃逮捕入狱。
但是和这些看上去严肃崇高的成就形成反差的，是朗道精彩又神秘的私人生活。他对于爱和性的观念十分超前，极早地预言了1967年旧金山发生的史上最大规模嬉皮士运动“爱之夏”。他和妻子实行开放性关系，并为此私下专设“互不侵犯的配偶法案”。1962年他在莫斯科发生车祸，在床上昏迷了两个月，于是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干脆是在他的病榻边举行的。
这样传奇的一生，是拍人物传记片绝好的素材。但是随着筹备工作的展开，赫尔扎诺夫斯基的野心越来越大，一部传记片企划逐渐发酵为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庞大艺术项目：他要在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修建一座小城，重现朗道所在的乌克兰技术物理研究所（l’Institut Physico-technique d’Ukraine），让角色们真实地生活其中，复刻上世纪30到60年代苏联社会一隅，从而进行影像的记录和拍摄。
这个戴眼镜的圆脸犹太男人似乎有着非凡的魅力，他很快拿到了富商谢尔盖·阿多尼耶夫的巨额投资，并且和欧洲的制片人们签订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合同：这个项目不设定终止日期，并不设定预算上限，赫尔扎诺夫斯基拥有最终解释权。
项目被命名为“DAU”，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的最后三个字母。
“DAU”系列影片《诺拉与母亲》剧照：镜头凝视中的女性
《DAU》的官方网站（dau.com）上清楚地给出了一连串的数字：整个项目使用了400个非专业演员“出演”核心角色，1万个临时“演员”，为此举行了30.2万场面试/试镜，使用了4万件衣物，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建立的场地占据了1.2万平方米。拍摄从2008年持续到2011年，三年最后出产了8000小时的谈话录音，50万组摄影作品，700小时的35mm胶片素材，14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作品（其中最长的达九个小时）——《娜塔莎》和《退化》就是其中第十二部和第十三部。
一位名叫米盖尔·伊道夫（Michael Idov）的记者从十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神秘的项目，在2011年10月发表过一篇名叫《被自己吞噬的电影片场》（The Movie Set that Ate Itself）的报道。这位记者因为常年对《DAU》项目坚持不懈的追踪，终于被赫尔扎诺夫斯基请到片场参观。他在这座人工小城生活了三天，见证人们穿着苏联风格的衣服，吃着苏联口味的食物，交易对外不具有任何效力、只在城内流通的货币卢布，甚至使用着为了配合录音收声而专门设计的马桶，过着入戏而自洽的生活。
外界没有人能弄清楚这个史上最大的行为艺术项目究竟花了多少钱。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在本片开拍前，预算就已经高达600万欧元。但是400多个人三年内的吃喝拉撒、用水用电、监听监控——哦，不对，是影像和声音的记录——所需花费一定是远高于600万欧的天文数字。但赫尔扎诺夫斯基似乎并不担心钱，每次金库告急，他就带着团队坐着豪华的私人飞机飞往俄罗斯、德国、法国和瑞士等地，搞定一个又一个富商。
《DAU》系列剧照。项目参与者的待遇天差地别,权力阶层笼络知识分子，过着奢靡的生活
《娜塔莎》与《退化》
在那份非凡的合同上，规定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雇用和解雇任何人。这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几乎让他成为了这个小城绝对的王。
赫尔扎诺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决定，他不要全套演员班底，这个科学研究所里的角色都是天才，那么就应该都由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天才来扮演。他在为数不多的采访中说过：“天才方能演天才，权势者才能演权势者。”
在名人之外，《DAU》项目的参与者，更多是各种面貌的普通人。他们有些人有电影学院背景，在参与一段时间之后，发现《DAU》并不是一个临时项目的真相，举家搬到了片场小城。有些人原本从事和表演毫不相关的职业，但是通过试镜之后，辞职、放弃了原本的人生轨迹，全情投入其中。在三年的拍摄中，这个人工小城里的人们完全忘记了外界生活，也忘记了自己在表演，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坠入爱河，丧葬嫁娶，结缘或者反目，进行科研，发表论文，这里甚至还生了14个孩子。
在哈尔科夫的小城里，《DAU》是片场，是一个社会实验场域。2019年底至2020年2月中旬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展映时，它更接近于当代艺术和剧场表演。在柏林，它是什么？
《娜塔莎》聚焦女招待娜塔莎，她就职于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内一个类似食堂的餐厅里。影片结构非常简单，由三四场大戏完成情节叙事，让人通过娜塔莎的生活了解了研究所的人员结构。娜塔莎和她的女招待同事奥尔加互相不对付，经常吵架打架，但是不得不一起工作。在封闭的研究所内，人们对于性的观念颇为开放。人到中年的娜塔莎和年轻貌美的奥尔加都和当时的院长有染，但娜塔莎暗恋着研究员阿里克谢·布利诺夫。某次深夜醉酒之后，娜塔莎在奥尔加的怂恿之下和来自法国的研究员卢克有了一夜情，没想到却因为此事被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阿兹波抓去严刑拷打。
电影中和娜塔莎发生醉后床戏的法国科学家卢克，在现实生活中是象征主义学的知名学者。饰演娜塔莎另一位情人布利诺夫的则是使用本名的英国实验性新媒体组织Raylab的创始人。而严刑拷打娜塔莎的阿兹波，曾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校，服役于哈尔科夫监狱在西伯利亚设立的拘押所——许多人在观影的时候感受到这部分审讯内容过于真实，主持审讯军官娴熟的心理操纵、冷血的暴力手段，让人感觉这种事他似乎做过一百次——他真的做过一百次，甚至不止。
《退化》虽然没有明确交代时间点，但是很明显故事发生在《娜塔莎》之后。50年代左右的研究所里，已经根本看不出娜塔莎、卢克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可以想象他们大概成了“大清洗”中的牺牲品。奥尔加其时已经和研究所一位领头的科学家结婚，过上了科学家太太的特权生活。阿兹波成为国家安全局局长之后，荣升将军军衔，但他并不满足，用桃色丑闻逼走了研究所总监，自己成为了研究所负责人。在他的高压统治之下，研究所科学家和女秘书、餐厅厨师和女招待之间的性爱游戏只得转入地下。一群由马克西姆领头的年轻人被邀请进入研究所，作为样本参与“超人”制造试验。但是他们的到来，让研究所内部性和权力的平衡发生了改变，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在《退化》中几乎本色出演实验对象马克西姆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臭名昭著的俄罗斯新纳粹分子马克西姆·马尔辛克维奇(Maxim Martsinkevich)，他是头号后苏联恐怖主义者，曾经因为种族仇恨的罪名多次被判刑入狱。最近一次是2017年6月27日，他因为攻击伤害合成大麻贩售者，被判十年劳改，目前正在服刑中。他被邀请进入小城，参加实验和拍摄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也正是他，在影片《退化》中，在镜头前进行了真实和虚构的多重杀戮，完成了整部影片中最血腥、暴力、反人类的部分，几乎给所有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娜塔莎》一片，甚至还没有涉及核心人物列夫·朗道，只是展示了研究所生活的冰山一隅，就展现出悚人的黑暗和绝望。娜塔莎作为研究所生态圈中的底层人物，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迫、侮辱和暴力。她被拷打的那场戏，以近乎纪录片的质感震慑人心，充分体现人如蝼蚁的悲剧。
在《退化》之中，列夫·朗道才真正出现。但是区别于人们想象中锐意进取的科学家形象，本片中的朗道已经是口不能言、行动迟缓甚至瘫痪、几乎老年痴呆的形象。他全程只是一个被人随意粗暴摆弄、曲解思想的研究所吉祥物，参加会议、出席晚宴、接见拜访者。如果不是他胸前挂满了勋章，人们几乎忘记了，他才是整部作品、整个项目的核心人物。
在拍摄现场的伊利亚 · 赫尔扎诺夫斯基。片场的所有人都穿着量身定做的苏联时期衣服
两极的舆论
两个多小时的《娜塔莎》和六个小时的《退化》，放映时都不提供任何休息的时间，逼着我们这些观众马拉松式地和角色们一起被关在研究所的空间之中。角色们在一个个长镜头中吃饭、喝酒、争吵、打架、做爱，如此真实可感，尽管他们都被畸形的社会环境压抑得心理变态，观众还是对他们产生了理解和共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娜塔莎被审问，马克西姆在镜头前将画有大卫星标志的猪斩首，观众才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恐惧和恶心。
但是，这样主题庞杂、规模宏大的项目，由于其题材的特质，涉猎历史时代和地点的属性，生产出的电影必然有相当的情色暴力戏份，注定口碑两极。
艺术至上的人拜服于导演的非凡手笔、强大执行力、敏锐的创作感知。而坚守道德原则的人，对这个项目的立项原则和银幕伦理穷追猛打，毫不犹豫地加入作者论和私德论两条价值序列的博弈战争。
英国《卫报》首席影评人彼得·布莱德肖（Peter Bradshaw）在看过《娜塔莎》之后给出了五星满分，并在评论中强调，这部电影不能单以本身论，必须放在《DAU》这个我们未能窥见全貌、或许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的庞大项目的框架中来理解。
德国《每日镜报》的六位影评人则集体以低分抗议，除了一位给出了“一般”的评价，其余五位都怒给“糟糕”和“非常糟糕”评分，明确表示和这种操纵演员的艺术创作者势不两立。
英国《银幕》杂志的场刊评分，也非常能体现影评人观点的严重分裂情况。一共七位国际影评人，给《娜塔莎》打出了一个“一星”，两个“两星”，两个“三星”，两个“四星”。这代表了主流观点：作为电影看，《娜塔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流作品。作为项目的一部分看，人们要求这部电影的创作者受到道德审判。但是无论人们站在哪一边，整个柏林电影节最热门的谈资一定是这两部电影。
我在电影节路遇《好莱坞报道者》的影评人尼尔·杨（Neil Young），随口问起他对于《娜塔莎》的观后感。他耸耸肩，表示自己在看过赫尔扎诺夫斯基的处女作《4》以后就已经有了深重的心理阴影，他这辈子都拒绝看赫尔扎诺夫斯基的任何电影。
伦理困境
其实甚至不需要看《DAU》系列的任何一部电影，光是看项目简介，人们就不禁想对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提问：为什么要有《DAU》？为什么要以这样彻底的方式、以这样奢侈的代价实现《DAU》？对于一段黑暗的历史，为了批判它，真的需要复制它吗？
观看过影片的人，一定会对电影模糊虚构和真实的做法感到心惊。以人对他人境况的体察，多数观众都会倾向于做出角色扮演者确实在杀戮、或者确实在受到折磨的判断。
和娜塔莎上演真实床戏的法国学者卢克（Luc Bige）说起那一夜，表示自己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身边人灌醉了，第二天早上全身赤裸地醒来，不看电影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确信，整件事情都是按照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的设计发生的：“他没有剧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设置好一些情况，一些足以使事情发生的倾向，这样他就可以操纵我们了。”
娜塔莎的扮演者娜塔莉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在项目中是在真实地生活，摄影机只是如实地记录，他们没有剧本，对导演也有完全的信任。但很多伦理争议正是来自于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的拍摄手法。赫尔扎诺夫斯基在整个小城片场布满微型摄像头和窃听装置，自己和助手没日没夜地坐在控制室里看人们的隐私和表演。他甚至在采访中坦白，他们像克格勃一样在人们家中的顶灯、台灯里装了监听器。人们为了不让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发明出了一套暗语，反窃听在片场是一种真实的文化。
为了确保电影的年代感，赫尔扎诺夫斯基的团队列出了一个“禁忌词汇表”，用克扣薪水等惩罚方式来约束人们不要使用现代词汇。具体的监督方式？当然还是靠窃听。
赫尔扎诺夫斯基甚至要求项目参与者签署保密协议，声明发生在片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前苏联科学研究所的事情，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秘密，谁对外泄露等同于泄露国家机密。
在柏林电影节《退化》的映后对谈中，主持人也就媒体针对《DAU》项目的负面报道向赫尔扎诺夫斯基进行提问，希望他能对于影片中的强奸场景是否真实做出正面回应，赫尔扎诺夫斯基表示，当下人们提出的所有质疑都来源于对这个项目片面的了解：“这些只是整个项目1%都不到的内容。我个人认为，时间是一个关键的要素，人们必须花很多时间才能看到这个项目的全貌，理解这个项目的复杂性。”
在《娜塔莎》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也就项目进行、影片拍摄过程中产生的性骚扰和厌女工作环境对赫尔扎诺夫斯基猛烈发问。赫尔扎诺夫斯基间接地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反驳：人们所有的信源都是各种俄语媒体书写的匿名举报故事，其他媒体将这些吸引眼球的“故事”扩写成为报道的核心，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苏联式”的构陷方式，“所有这些指控者都没有名字”。
他解释道：“人们对于这部电影及其背后的项目提出了很多质疑，我认为电影或者我们的项目中，所有人都在非真实的情境中产生了真实的情绪、情感。《DAU》是在两种现实交织之中的交互媒体世界。我们建造的30万平方米场地，本质上就是一个舞台。我们复制了一个独立但起源于30到60年代之间的时间段。人们在那里真实地工作和生活。来参与这个项目的人，没有人是专业演员。即使有设计，大家都是在真实地反映。当然这其中有暴力，但是和历史上不一样，我们的暴力是被严格控制的，就像我们用自己的货币一样。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项目成为大导演，这不是好莱坞。这是一个诚实的项目，关注人们如何清醒自主地选择一段艰难却丰富的人生旅程。”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尽管有保守的国际评审团当家，但他们实在无法绕过主竞赛最大的话题之作《娜塔莎》，于是敷衍地将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颁给了本片的摄影师于尔根·俞格斯。
赫尔扎诺夫斯基也不会在乎一个奖杯。一个艺术电影节，似乎不是他真正的战场。他想要的，或许是对准笼罩整个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阴影挥拳重击。但亲手打造了一个深渊，亦和深渊对峙太久，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自身成为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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