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為在歷經新冠疫情之後，伴隨著“醫療新基建”的提出，我們會根據這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狠狠的“清算”和“惡補”。但實際上看，這次財政投入到醫療衛生產業的金額，令人大失所望。
新基建的醫療衛生投入，到底是多還是少？
根據國泰君安報告的數據顯示，在29省總投資規模為17.6萬億的存量PPP項目中，傳統的鐵公基（鐵路、公路、港口、碼頭、機場、隧道等）佔比41%，房地產、土儲合計佔比20%左右。而在疫情之下備受人民關注的醫療衛生，只有3000億左右的項目，佔比1.7%。
除了感嘆醫療衛生系統的投入與老基建完全不是一個量級之外。不禁會想，3000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投入數字？到底多還是少？
我們看看幾組數據：
● 2017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63.2萬億，其中衛生系統只有5243億，佔比不到1%。
● 2018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為 90.03萬億元，而全國財政預算安排醫療衛生支出15291億元，中央對醫療投入僅佔GDP 的1.7%，如加上地方投入與個人消費，醫療總支出約為GDP的6%。
● 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
2017年世界各國的醫療投入佔GDP的平均水平為10%。我們基於上面的數據可以判斷出，如果我們要趕上世界的10%的平均水平，我們至少每年要新增加3.6萬-4萬億的投入才能把現有的醫療體系提升到較發達的水平。
如果只靠這3000億要想補齊我們目前的公共衛生短板，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在本次新冠疫情當中，最凸顯的問題無疑是兩個關鍵：一是疾控系統的崩潰，二是醫療裝備的嚴重不足；而這兩塊，皆與醫療衛生投入息息相關...
有人說，我們國家的疾控中心越來越成了擺設，雖說不太客觀，但也不無道理。其實我國的疾控中心一直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財政撥款不足，二是人才流失嚴重。
疾控中心政府投入佔同級財政支出的比例呈現下降趨勢，從 2002 年的 1.27‰ 下降到 2012 年的 1.05‰。國家財政支持的不足，還可以從體檢和疫苗收費來維持自身的運轉，而2017年國務院下令取消一部分收費，這使得疾控中心更加難以承擔公共衛生的重任。
某地方疾控中心人員更表示，“河北某縣級防疫站，50 多個人，只有 12 個人是有編制的，其他的人工資都是需要通過市場上去找，如果切斷疫苗的利益，他們會尋找別的方式來掙錢。”這也導致很多非專業人員作為臨時工流入疾控中心，使其喪失了疾病防治的能力。
另外我們看到疫情早期武漢的醫院向全國請求醫療物資的援助，凸顯了我國醫療裝備能力不足及物資儲備短缺的難題。其實當時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就提出了：動用中央儲備、修復並提升產能等措施，口罩、防護服等生產企業復工提升產能很好理解，那麼中央儲備有多少呢？這也只有有關部門知道了...
事實上03年非典以來，中國關於醫療物資儲備的制度設計早已完成。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儲備防治傳染病的藥品、醫療器械和其他物資，以備調用。而應急儲備工作由全國各級疾控中心負責，主要儲備應急器械、生物製品、診斷試劑、消殺藥品、防護用具等。但是前面已經提到，從中央到各地的疾控中心都因為政策的不重視，逐漸萎縮，難以擔當疾病防治的重任，那麼對於應急物資儲備，想必也是力不從心。
關於基層醫療機構裝備能力，大家可能會說分級診療等政策曾經對行業有增加一些投入的，可以肯定的是，縣級醫院是做了一輪投入的。這當然也要分地方，當地財政有錢的、醫保相對寬裕的地方政府，買的東西可能就比較多。但是經濟壓力較大的地區，可能就買的少或者根本買不起。總體來看，縣、市級可能比較好，到鄉、鎮、村級可能就比較差。
那麼，造成中央/地方財政“搖旗吶喊”說要加大醫療衛生投入卻“雷聲大雨點小”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醫療衛生產業帶動GDP的效果有限？
一是投入基建的政績展示，比投入醫療衛生的成果展示，有著感官評價的差異，二是老基建投資帶動GDP的手段屢試不爽，同樣的，上層也一定程度上對投入醫療衛生帶動GDP的效果認識不足。
所以這次的“新基建”，從投入的方向來看，看起來更像是要刺激經濟，而不是補短板。按照此前經濟學家們的預測，如果3月底疫情被控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至少在1%，按此計算2020年中國GDP增速將為5.2% 。
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5.2%這個數字，大家普遍的心理底是6%，其實近十年來我國GDP增長率一直在下降，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讓這種下滑速度更快，這本身就不是對趨勢本身的改變。
1、基建投資對經濟拉動效率越來越低，且不具備可持續性
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自1981年至2017年全社會投資累計完成490萬億元，年均增長20.2%。在如此強大的投資力量拉動下為什麼我國GDP增速還在一直放緩？核心原因在於投資效率在遞減，同樣的刺激力度，但對經濟拉動的幅度越來越小、且持續時間越來越短。
一個國家不可能持續的靠基建拉動GDP的增長，如造橋、高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它有一個標示完成的進度條，完成狀態達到100%之後，意味著從事這些行業的企業會大規模的減少。相反，如果是投資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業，只要人類文明還在，就需要服務，並且沒有明顯的週期，是可持續產生利潤並且帶動GDP的行業。
2、相對基建，投入醫療衛生系統帶動GDP的效率更高
經驗表明，財政投資鐵路、公路的基礎設施，其只有30%左右轉化為當年的GDP；但投資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及設施，大致60%到70%可以轉化為當年的GDP。
3、長遠視角：建立一個強大的醫療衛生體系及產業，具備長遠收益
很多人看來，建立一個獨立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每一個城市），包括按照收治傳染病標準來設置的具有足夠床位數的各種醫院，我們可能十年都用不上，這也許是一種浪費。
換個角度來想，這其實跟我們建防洪大壩、做環保其實是一個概念，像建防洪大堤，我們必須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標準來建，否則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數以千萬計的老百姓的生死問題，難道醫療衛生體系性質和它不像嗎？
從損益的角度來看，據萬博新經濟研究院發佈的報告估計，本次疫情對2020年一季度服務業帶來約9000億元的產值損失，第二產業經濟損失2500億元，總損失超過萬億，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
我們的上層不能單單盯著GDP的發展，同時也要看到這個體系完善後的長遠投資效益。而且，醫療衛生產業的投入可以拉動GDP。我國醫療費用支出佔GDP的比例僅為6%左右，而美國是17.8%。中國醫療質量和可及性指數排名僅在全球第60位。如果我能把14億人的醫療問題處理好，這對GDP的帶動效用難以估計。
簡單說，我們不能為了刺激經濟而綁架“補醫療衛生短板”這項新基建的重要內涵，更應該好好的利用這次以危機，多花一些錢，狠狠的投入醫療衛生產業，解決實際的問題，這樣才不會在危機再次來臨時，面臨系統性的奔潰。
醫療衛生短板補哪裡？起碼有這三個方面
這次疫情，暴露的問題很多。
雖然我們離完全戰勝疫情的時間節點可能還有一段時間，而戰勝疫情卻離不開人、工具及設施，這三個方面正是我們應該我們重視的。
1、公立醫院爆滿，民營醫院休息？公立醫院有點“怪”
“新冠狀病毒來了，某某民營醫院的發熱門診停業裝修了。”
這次疫情，我們早期看到被擠兌的武漢醫療機構，基本上是公立醫院為主。同時我們看到，武漢本次疫情的防治，幾乎看不見民營醫療機構的影子。
根據國家衛健委統計信息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1月底，全國醫院3.4萬個，其中包括公立醫院1.2萬個，民營醫院2.2萬個。以武漢為例，武漢有公立醫院96家，民營醫院258家，民營醫院佔比72.8%。
一些民營醫院也許有心，但是更多的是無力。一方面，民營醫院起步晚、積累少、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都遠遠不及公立醫院。另一方面，也因為資本逐利性和部分醫院管理層道德水平不足，在過往歷史出現過很多負面報道，在這種性命攸關的時刻，民眾打心底不信任民營醫院。另外，相對於公立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民營醫療機構更多是在行業的邊緣遊走，其投資規模較小，所從事的行業類別相對狹窄，例如腫瘤治療、醫美、牙科、婦科和體檢等領域。
那麼，被擠爆的公立醫院，真的有那麼難嗎？
很多人對公立醫院有很多誤解，我們還是得捋清一些事實，羅列一些數據。
● 衛健委數據顯示，2018年各級政府對公立醫院直接投入（補助）2705億元。這個數字看似很大，全國1萬多家公立醫院，認真想想其實還是很尷尬。而在公立醫院的資金來源中，政府投入或政府補助僅佔約10%，投入不足是事實。
● 2013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鑑數據顯示，平均每所公立醫院總收入10,965.5萬元，總費用為10,438.5萬元，收支相抵，僅結餘527萬元，結餘比例為5%。這是7年前的數據，近年醫改力度很大，取消藥品加成無疑讓公立醫院的財政雪上加霜，醫院的收入來源主要是藥品收入和診療收入，也就是為什麼2013年之後這個數據沒有再公佈，因為虧得很難看...
公立醫院就是一個看起來像是國家養著、需要自負盈虧、不能破產、卻要承擔社會責任的“四不像”。看起來我們是用最少的投入維持了全世界最多人口最基本的健康需求，這個醫療體系的性價比很高，可一旦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來臨，投入不足的後果就是以人民失去生命為計數的代價。引用前面的結論來說，寧願我們看清問題狠狠的投入，加強醫療衛生體系的硬度，這樣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被災難沖垮。
2、基層機構醫療設備的補充潮
我們看到在這次疫情中，國內絕大部分診所、門診，包括很多村衛生室在疫情期間都被政府叫停。反觀被華山醫院網紅醫生張文宏稱讚的新加坡，其穩健控制疫情的底氣來源於重視基層、聯動社區診所，這也是新加坡本次疫情“勝利”的關鍵點。
我們的基層為什麼弱？
根源在於政府投入對醫療和公共衛生投入還遠遠不夠，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堅持“以經濟建設發展為中心”近40年，在公共衛生設施建設、裝備投入較少，在各城市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傳染病防範體系、ICU重症隔離資源管理體系，這是根源之一。
我們還看到一個現象，疫情中期國家從各地派了很大一批的醫護人員到湖北各個市縣基層醫院，援助的醫護人員到達之後發現基層機構的醫療設備（最直接的體現是檢測儀器）沒有、或者有但跟不上，導致確診&救治病患耽誤了相當多的時間，直接體現我們的基層醫療機構裝備能力是非常薄弱的。
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我們的各個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設備將迎來一波補充及更新換代潮，這是必然的趨勢。
3、醫護人員太難了....
某公立醫院醫生：“各個科室都缺人，沒法進人就直接壓榨現有人員。女的當男的用，男的呢？當機器用。我們縣城醫院去年猝死了一個，今年又猝死了一個。都是三十幾歲的青壯年，有個還是科主任。這次一線醫療人員真是拼了命了，傷醫事件仍然不斷的發生。希望疫情早點快點結束，等結束以後，不求國家加大投入，只求人民群眾能理解，殺害醫生的事減少一些。”
顯然，醫護人員成了弱勢群體，不僅面臨巨大的工作壓力，同時還要承受病患的誤解，危難時刻還要衝在第一線，地位太低了有沒有？如果國家不能考慮“救人”的醫者群體最本質的人性需求，誰還會來救人？
另外，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曾經談到：“我國醫師總量不足，佈局不均衡，醫師數量過度集中在大城市三甲醫院，城鄉基層特別是農村和偏遠山區醫師數量十分有限。2018年，我國每千人口醫師數為2.59人（德國、奧地利等發達國家超過4人），其中，農村每千人口醫師數為1.8人，僅為城市的45%。康復、兒科、急診、精神科等專業的醫師數量相對較少，存在學科短板。公共衛生醫師數量不足且呈逐年減少趨勢，人才隊伍相對薄弱，與預防為主的方針不匹配。”
怎麼樣才能扭轉醫療衛生人才短缺這個問題？
我們從人性出發，首先國家必須保證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需求和社會角色地位，救人的人不應該屬於弱勢群體的，其次應該提升各地醫護人員的薪資福利水平，在保證這兩項的基礎上，我們去大力的發展醫療衛生的教育，讓更多的好苗子進入到這個行業來，這才是良性的循環機制。
總結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了新冠這樣的一個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數以萬億計的經濟損失和千百條鮮活生命的犧牲，而我們進入21世紀才20年就經歷了2次，這樣慘痛的教訓，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浪費這次危機？這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更多醫療健康前沿資訊&投資乾貨，歡迎關注公號“瞪羚社”
閱讀更多 瞪羚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