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評論員 蕭銳
一個廁位，可能從來沒有引發如此圍觀。3月17日，桂林高速服務區設立的湖北籍專廁總算有了“主人”，據桂林永福縣衛健局說法，該服務區不在該縣行政管轄範圍內，“屬於自治區級直屬企業，按其上級行業管理規定設置湖北籍專用廁所”。
還沒有談到對錯，更沒有歉意，只是想找出個用“鄂籍專廁”、專用停車位來防疫的決策主體，尚且如此耗費時間，不免令人感慨。在事發地方出面否認政由己出的情況下，涉事企業有必要出面還原決策初衷，論證其必要性，公示其執行狀況。
媒體報道顯示，不管是鄂籍專廁，還是專用停車位，牌子雖然掛了，但實際上“並沒有人對進出人員的身份進行區分管理”，即便是某種獨具特色的疫情防控“硬核措施”，其具體執行狀況可能也難盡如人意。
不客氣地說，被掛上的“鄂籍專廁”牌子，除了對相關地域人士徒增歧視和排斥感，並不會有絲毫實質性的防疫作用。哪怕只是對來往車輛人員儘可能嚴格地測量體溫，做好必要的人員分散安排，也要比專門針對湖北籍人士設置專區、事實上擴大隔離範圍，要有用的多。
必要的防護必須有，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過度加戲，卻只會徒增麻煩。不妨放開了想，“鄂籍專廁”如果必要，為湖北籍人士闢出專用車道、修建專門道路，是否只是因為時間緊來不及（或者無力）準備，才胎死腹中？
早有論者指出，僅僅因為擁有湖北籍貫，哪怕可能已經數年未曾落地湖北的在外工作、生活人員，也被視為洪水猛獸，這不僅屬於赤裸裸的懶政，更是對特定人群的公然歧視。有必要深究，那些雖然對疫情防控毫無作用的表演型措施，為何依然會有人樂此不疲地佈置、設計和推動，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義，此恐非孤例。
疫情防控不能只是掛塊牌子、做做樣子，各種形式主義不僅不能給戰疫助力，還會扯戰疫的後腿、消解社會的凝聚力。
戰疫前期，因為對未知疫情的某種緊張和恐懼，各地對湖北籍車輛、人員的區別對待或有可以理解的成分，但隨著全社會對疫情認知的加深，“一刀切”地以籍貫辨別和排斥湖北居民的方式正越來越多被糾正。在突如其來的疫情氛圍中，面對瞬息萬變的輿論熱點，人們之所以會對“鄂籍專廁”的關注和討論不離不棄，箇中透露出的正是公眾對一些地方過激防疫政策的擔憂，和對歧視鄂籍人士的警惕。
戰疫需要對疫情的科學認知和理性判斷，不能一直都把粗暴、無知與矇昧捧為“硬核”。疫情防控的措施也要儘可能避免偏激，更加註重措施的科學、務實和有效。特別是地方和企業的決策者，則尤其需要對疫情防控具備基本的冷靜和理性，即便在一定時間段內，周邊氛圍存在某種針對鄂籍人士、車輛的恐懼和排斥，地方防疫措施的制定不能疏於引導，更不應該一味迎合。
病毒沒有籍貫，湖北沒有原罪，這場疫情過後，
鄂籍人士遭遇的那些防備和排斥，需要對各種地方土政策、土措施做全面徹底的排查和清理，更需要社會各界明確對類似行為說“不”。閱讀更多 南方都市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