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著顧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展開，涉及了許多問題，現在還是要回到該書本身。
顧千里校本《元朝秘史》，因其抄本轉到海外，葉德輝觀古堂又據其抄本刊刻問世，漸受重視。
有意思的是，葉德輝觀古堂本收了張穆和錢大昕的跋，雖也收錄了顧千里的跋，卻將其作為“無名氏”。其實，葉德輝在“丙午”（1906）“嘉平四日”的跋文中，提到過顧千里（葉德輝題跋，見《湖南近現代藏書家題跋選（一）》，中華書局，2009）。但他在刻本中卻作為“無名氏”，如此處置，不知何故？而葉德輝之所以會1907年刊刻此書，恐怕和他從日本學者那裡聽到的有關此書的消息有關（關於葉德輝和日本學者的聯繫，見他和諸橋轍次的筆談，載《東瀛遺墨》）。葉德輝的抄本，據觀古堂本《序》，乃得自馬進遠（其人具體情況待考），而馬氏乃“百金得自書肆”。葉德輝後得金蓉鏡資助，方得刊行。金蓉鏡（1855—1929），初名鼎元，字養壽，又字學範，號子籛，後更名蓉鏡，字香嚴，號甸丞，又號闇伯、潛庵，晚號香嚴居士、香嚴庵主、香嚴頭陀、就李鄉民，秀水（今嘉興）人。
可見，此書流傳中，顧千里之名，其實被隱存了很久。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逐漸被文獻學者關注（見拙著《顧千里研究》252—290頁，不贅）。這種情況和鮑廷博相似，鮑廷博抄補的《元朝秘史》文本雖然流佈很多，但多賴陳垣先生提出，才漸漸被關注。
歷史文獻流傳中，許多做出貢獻的人物，往往被淹沒在歷史的陰影之中。
關於顧千里校本的本身，最後入藏北京圖書館的經過，據傅增湘《〈元朝秘史〉跋》：“此書舊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歲（1912），意園藏籍星散，餘偶見之正文齋譚篤生許，因告菊生前輩，為涵芬樓收之，而餘為之諧價焉。”
可知盛昱身後，藏書四散，此本被書商正文齋譚篤生從盛昱處購得。考譚篤生，名錫慶，字篤生，河北冀縣人。據孫殿起《琉璃廠小志》：“正義齋，主人譚錫慶，……於光緒二十五年開放（先於光緒十六年在文昌會館經營數年）後設肆於東路南，所藏多古本精抄家訓之書。”（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105頁）
倫明雲：“清同治年間，朝廷將宮中修繕不及的藏書送到宮外書肆裝潢修補，或經辦事人之手，或被宮人監守自盜，內府藏書開始散失出宮。在海王村琉璃廠書肆中，譚篤生開設的正文齋，就是專靠從太監手中購得的偷盜之書起家的，譚氏精鑑別，又善結納，於光、宣年間執書業之牛耳，庚子亂後最為有名。”（見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第133頁）
此事被傅增湘得知，發現為顧千里的校本，向張元濟先生推薦。所以，張元濟先生將其購入上海涵芬樓。正因為是傅增湘推薦，所以到1931年，陳垣先生要研究《元朝秘史》，請傅增湘從涵芬樓借出，此書才得以免受戰火之災。
此後，1936年，有商務印書館將顧校本影印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之舉，而當時趙萬里發現故宮內閣大庫所發現的明刻本的41枚殘葉，用以替換了抄本中的相應部分。《四部叢刊三編》本因此成為該學界最受歡迎和普遍使用的本子。
上世紀五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公私合營”（見張人鳳、柳和城《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冊，1953年11月紀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此事由當時作為“公方”即國家文物部門負責人的鄭振鐸先生經手。在此期間，顧千里校跋的此書入北京圖書館。據筆者請教張元濟先生之孫張人鳳先生，當時張元濟對於商務印書館和他自己的藏書，大致分為三種情況處置：其一是完全捐贈給國家，如《永樂大典》殘本和其他一些善本；其二是賣給國家，譬如當時藏在金城銀行內的一些宋元善本；其三是公私合營而歸於公的（以上，是筆者對人鳳先生原話的理解，如有誤訛，責任在筆者）。《元朝秘史》究竟屬於上述三類中的哪一類，容再考。
總之，《元朝秘史》，從14世紀中葉以來，經歷元朝和明朝的鼎革變故，經歷八國聯軍入侵的動亂，躲過了日軍侵華炮火，波折跌蕩。此後化身萬千，顯於世間。如今，顧千里校本本身，靜靜地躺在國家圖書館的書庫中。這在我國古代典籍的流傳史上，頗為罕見。
這部著作，成為元代歷史和蒙古民族研究的最重要資料之一，走向了世界。它的經歷說明，當今世界文明，是在互相鬥爭和交融中形成發展的。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漢文古籍作為記載人類文明形成的重要資料，有其自身獨特的價值。
這部著作，走到今日，和無數的學者發生了聯繫。離開了這些具體而真實的聯繫，也就談不上生動的學術發展史，文獻就成為僵死的紙片，沒有生命力。探究其流變過程中的細節，不僅是為了記住歷史上為此付出心血的知名或不知名前賢的貢獻，更是為了強調，任何一種科學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學術積累基礎上，才能前進。此乃從事學術研究的根基所在，若非如此，則不足言也。
（作者：李慶，為日本國立金澤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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