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封城、群体免疫、快速检测、居家隔离……随着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扩散，各国政府也都推出了不同的应对政策，并各自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诸多争议。
严格封城的措施出现在武汉、旧金山等城市。人们被要求留在家中，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出门。这种做法能够彻底切断病毒传播的途径，但也有极大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十分精细的社会管理手段，留在家中的人们可能会遭遇到食物不足的困难。而城市中的无房产者则可能流离失所。
英国一度宣布了群体免疫的政策，并引发了巨大的质疑。这一政策放弃了对于病毒传播的严格控制，而是寄希望于当 60% 以上的人口都感染病毒之后，大部分人身体内的抗体可以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然而，批评者认为，这一做法会将最容易被感染、并引发重症的老年群体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上。这不仅是一种人道主义危机，而且老年人大量感染新冠病毒，也会对公共卫生系统的运作造成压力。
从最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各国给出的政策，不同政府事实上的总体目标都是一致的——既要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又要能够尽量维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艰难的权衡，有的人因为疾病而死去，也有的人因为防疫措施带来的次生灾害而自杀。
而最遗憾的是，防疫过程中世界各国所付出的代价——武汉、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又或者是英国的老年人——他们原本就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在社会危机中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大体上是因为他们缺少资源来应对突然改变的生活方式。而这个道理在疫情进展过程中也不例外。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新冠肺炎的理解大致已经达成了共识，老年人已经拥有慢性病的人群更容易发展成为重症、甚至是危重症。一份基于中国 1590 例新冠病例的研究指出，已经患有一种慢性疾病的病人比没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发展成为重症的可能性要高 1.8 倍。而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的人有接近 20% 发展成为重症，而没有慢性疾病的人只有 4.5% 发展成为重症。
与此同时，经济状况越差的人群，患上慢性病的可能性越高。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而便宜的食品大多都是高热量、高糖分的工业制品，使他们更容易肥胖，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
此外，即使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高收入者也有更多的自救手段。此前有报道称，由于英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没有大规模铺开新冠病毒检测，为了确保自己的女儿能够尽快得到救治，越南富商花费约合 250 万人民币包下一架飞机将女儿接回胡志明市，进行检测。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凯蒂·波特（Katie Porter）则在国会的质询会上将新冠病毒检测的价格一一列出，指出一个普通人若要为新冠检测付费，需要花费最少 1331 美元。这会使得许多贫困的美国人不愿意支付这样的费用，延误新冠肺炎的救治。
而在中国，新冠肺炎救治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的政策出台前，也有人因为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澎湃新闻报道就指出，来自湖北黄冈的一位孕妇在花费近 20 万元之后，因为无法再筹措后续的治疗费用，而签订了放弃治疗同意书。
另一方面，弱势群体也更容易受到防疫次生灾害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能涉及经济、社会乃至于家庭等方方面面。
疫情期间，由于物流紧缺，再加上餐饮行业暂时停业，使得农产品出现大规模滞销。一家关注农业的网站农产品集购网对这一情况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四川累计滞销农产品约为 26.5 万吨，甘肃 50.6 万吨，山东 38.8 万吨，广东 14.7 万吨。这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毕竟农业是一个周期十分漫长，而利润又算不上丰厚的工作。一季农作物的滞销很可能就会造成农民生活陷入困境。
女性也是受到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而这种弱势更多体现在家庭当中。由于疫情导致的学校听课，许多孩子都只能留在家中。许多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孩子必须得到监护人的陪护，而这项工作不出所料都落在了女性身上。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法国、希腊、意大利、韩国等多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韩国一位 11 月孩子的妈妈表示，“我试着在 6 点整准时下班，即使办公室的其他人都还留在桌边继续工作，我要跑回家接我的儿子，并且为他做晚饭。所以我知道，我的工作、我的职业生涯都再也不可能得到认可了。”
另一位受访的妈妈则说，“关闭学校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它也是有代价的……政府原本可以为母亲们做一些事情——我们也同样处在隔离状况当中。”
“不平等正在杀人。”英国《卫报》的评论专栏这样总结目前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训。《纽约时报》则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尼科尔·埃伦特（Nicole Errett）的说法，“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只会在灾难发生后变得更加严重，新冠疫情就是这一情况的最好例证。”
这一情况又反过来会对疫情防控造成负面影响。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有超过 5300 万美国人，约占到 18 到 64 岁劳动人口的 44% 的比例，依靠较低的时薪过活。而这些工作通常都分布在餐饮业、零售业、交通业等极易受到疫情影响而不得不暂时停工的行业当中。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冒着更大的风险去工作。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一份报告针对 2009 年 H1N1 大流行的研究指出，尽管美国人被要求不要带病工作，但在缺少严格的带薪病假的政策支持之下，只有 66% 的私营企业员工在被感染 H1N1 之后选择休假，而享受带薪病假的公营部门员工选择休假的病例则超过了 90% 。而带病工作的员工可能造成了大约 700 万的感染病例。
从上述列举的各种情况来看，社会不平等与新冠疫情之间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简单来说，处在社会较低阶层的人们更容易感染上新冠病毒，而迫于生计不得不在社会中流动的他们又可能会进一步促进病毒的传播，从而将整个社会都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下。
在这个意义上，推出防疫政策时更多关注弱势群体，既符合人道主义设定的标准，也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但可惜的是，由于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大多出台紧急，缺乏足够全面的考量，以至于存在诸多漏洞与不合理之处。
旧金山在当地时间 3 月 17 日周二宣布封城之后，一些街头生意人也遇到了困境。经营墨西哥卷饼快餐车胡安·卡利罗（Juan Carrillo）说他会一直坚持营业，除非有人命令他停止。“这就是我讨生活的方式。如果我们关了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我的生活就会出问题。”当然，受到影响的还有旧金山的 30000 名无家可归者。
因此，任何防控疫情政策在推出之后，仍然需要即时跟进与评估，并就不同群体受政策影响的程度进行调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应该是一次性的，而更应该是长期跟踪式的。正如《卫报》专栏文章所言，“就像任何一场灾难一样，新冠疫情会对工人阶级和穷人影响最深。但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选择，只有我们有意愿，我们就有能力去阻止这一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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