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圖片頻道
2003年，暴發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疫情，許多攝影記者冒著生命危險衝鋒陷陣，被傳為了一段段佳話；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暴發，我們作為一名新聞攝影人，又應該如何攜手打贏這場戰“疫”？
有“謀略”的前方攝影記者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們有職責、有使命要客觀、真實、及時、準確地報道好相關疫情。但是，光有熱情和衝勁還遠遠不夠，如果沒有有效的隔離防護，一切都將歸零，甚至更糟——被感染併成為傳播源，佔用有限的醫療資源。
這裡說的“防護”既包括採訪前對於病毒傳播途徑、感染方式等的瞭解，採訪過程中的“全副武裝”，以及採訪後的消殺隔離；也包括瞭如何進入疫區，如何拍攝，如何安全地走出疫區並不帶出病毒；還應該包括拍攝設備的防護。因為拍攝設備也會成為一個病毒的有效載體。比如SARS的時候，許多攝影記者就用保鮮膜、塑料袋纏在相機和鏡頭外面進行隔離防護，許多醫護人員也使用塑料袋、一次性手袋包裹手機避免沾染病毒。我們經常說做事要“有勇有謀”，其實“防護”就是一種對抗病毒的“謀略”，遠比勇氣和衝勁重要得多。
與採訪報道相比，記者的生命更重要。警察隊伍中設有“特警”崗位，專門用來對抗火力強大的犯罪分子。我們新聞攝影行業，是否也可以參照設置一個“特攝”工種？讓攝影記者平時接受一些專門訓練和特殊培訓，熟悉各類突發事件的防護與救助，可以從容應對突發災害等“火力”較強、危害較大的採訪拍攝。而不能讓一些沒有經過安全和防護培訓的攝影師一窩蜂地往前衝，這樣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員損失和更多的資源浪費。
另一方面，從SARS到新冠肺炎，攝影記者的拍攝設備已經“鳥槍換炮”，但是是否扛著“大炮”就可以報道得更好？有時可能適得其反。過多的攝影器材會加大沾染病毒的風險，所以我們應該儘量選取表面積小的、接口少的以及面板複雜程度低的攝影器材。現場收音時也儘量不使用易沾染病毒的設備，比如防風毛毛套，降低吸附病毒風險並減小後期清理難度。過重的設備，也會加重記者的自身負荷。在一個報道火神山醫院建設的視頻中，記者戴了兩層口罩後，空手徒步已經氣喘噓噓，如果再加上20多斤重的攝影設備，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其實，在非常時期，攝影記者完全可以憑藉手機一“機”走天下。2003年，非典時專業的數碼相機也就幾百萬像素，我們都可以拍攝得很好；現如今，動輒一款手機的攝像頭都已經超過了1000萬像素，高感低噪甚至優於一般的數碼相機，上報、製版絕對沒有問題。而且，現在的傳播方式也以網絡和移動終端為主，讀者希望獲得“短平快”式的影像閱讀體驗，而不需要更大的畫幅和極佳的畫質。另外，手機在視場角、拍攝角度、便攜性、靈活性、傳輸途徑以及對拍攝者的干擾等方面，與相機相比也都更勝一籌。
與此同時，攝影記者也不應該、不能夠一股腦地都往疫區扎。就像某次地震時，民眾自發運送救援物質的車輛反而阻礙了生命救援通道。攝影記者應該有組織、有協調地進入核心區採訪，不能進入的記者也可以在外圍“有所作為”。比如關注周邊的人民生活、日常防護、物資生產等等，共同記錄下這次疫情的方方面面。此外，在保證救援工作順利進行的同時，也可以發動醫護界的攝影“發燒友”。因為他們工作在一線，可以獲得最一手的報道；更因為他們懂得如何防護，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拍攝者被感染的風險。比如2003年“非典”期間，中國日報社出版的《百名攝影師聚焦SARS》畫冊的封面圖，不是出自任何一家媒體的資深攝影記者，而是時任中日醫院副院長拍攝的。
對於疫情的採訪，不能說不顧生死的衝鋒陷陣就是“英雄”，把準備去急救或者疲憊不堪的醫生拉過來專訪一下就叫“及時報道”，而是需要考慮一下人力物力的最優配置和最小損失。在2020年今天，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藉助“無人”的方式獲取影像——比如遙控無人機，為醫生配備可穿戴設備，藉助智能機器人，通過視頻監控，在記者不進入病房區、隔離區，不給救援人員添亂的情況下，而拍攝、截取到相關畫面？當然，這些新設備和新技術在投入應用之前，也要考慮到可能帶來的弊端、隱患、隱私保護以及版權等問題。
17年的時間，已經讓新聞攝影有了質的飛躍。2003年，有些記者還在用膠片相機，拍完還要到報社沖擴；有些記者雖然配備了數碼相機，但是沒有臺式電腦發稿，更別提隨身攜帶筆記本。一個個記者從病房一線奔回報社，編輯見狀四散走開……大大延緩了新聞報道的更新頻率並增加了編輯記者的受感染風險。
現如今，藉助高科技，網絡上的現金支付和大額轉賬的都可以保證安全，更何況圖片採編？筆者供職的中國日報就已經利用WEBVPN技術，可以遠程完成全部的“報網微端屏”採編工作，記者和編輯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移動、快速辦公。面對此次疫情，許多科技公司也適時推出了遠程工具，比如華為的雲電腦，騰訊會議等等。這些高科技技術，既縮短了新聞攝影的採編發流程，也提高了新聞報道的時效性，更避免了大規模的人員聚集並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風險。
發達的傳播途徑，快速的傳播手段，使得此次疫情可以很快被公眾周知，並及時採取防控措施。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別有用心的謠言和嚴重失實的報道，因為造假也變得更簡單、更方便了。作為新聞媒體，我們有責任引導輿論，幫助受災群眾進行知識科普和心理疏導；作為攝影人，我們更有責任用相機、用鏡頭，記錄客觀真實，還擊不實言論，畢竟大家還是認為“一圖勝千言”的。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圖片比視頻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傳播力，因為沒有夾雜著剪輯蒙太奇“擾亂視聽”，而且數據量較小便於傳播和觀看。
全新的影像報道形式
2020與2003年相比，圖片還是那個圖片，但是拍攝設備、傳播介質以及觀看途徑，都發生了較大的改變。應對這種改變，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報紙的影像搬到網絡上，並加入更多的圖片就算融媒體；也不是在拍攝圖片的間隙，捎帶手加入視頻採集就算全媒體；更不是將觀看途徑轉移到手機和移動終端上就算新媒體……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做好“全”、“新”、“融”呢？
“全”除了要運用多種媒體表現手段、不同媒介形態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做到有機結合，形成信息報道矩陣。每一家媒體對於此次疫情的報道，都應該有一個報道統籌，有一條主線貫穿始終。將所有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圖表、數據等聚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將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等串聯成一個發展脈絡。而不是讓所有的報道無序地、凌亂地散落在網絡中。在若干年後，那些不能有機關聯的報道就會成為難於被檢索的“死數據”，沒有相關報道印證和支撐的“無效數據”。這與家裡東西無序存放而導致的找不到，其實是同一個道理。
“新”，就是要適應並掌握新技術在採集手段、傳播介質及觀看途徑方面帶來的變革。比如靜態攝影記者轉型動態影像記者，往往不注重環境音和背景音的採集與規避，需要編輯後期配音或加旁白。但是疫情的報道需要爭分奪秒，稍有延後可能一些數據就已經發生了變化。又比如用手機錄像不架設穩定器，在電視或大屏幕上播放時，就會放大原有的抖動，給觀眾造成視覺的眩暈感和強烈的不安感；再比如用專業的數碼相機拍攝大場景，然後放在手機端觀看，許多細節就會展示不出來，讓觀眾感覺畫面雜亂並帶來視覺疲勞等等。
“融”，除了要整合不同媒介載體，也要融入讀者的參與。每一名觀眾都希望加入自己的取捨、判斷、邏輯、順序等，形成自己獨特的視聽效果和觀看體驗。也就是說，現如今的觀眾，已經不能僅僅滿足於外部的被動觀看，而是希望參與到影像報道的內部構建。這就需要我們加入更多的交互體驗。比如這次疫情爆發後，鑑於大家春節無法外出旅遊，網絡上推出的“祖國500 旅遊景點VR”、“100 個不用出門就能看的3D博物館”等等，之所以在短時間內點擊率和轉發量激增，與它們的互動模式不無關係。
健全完備的應急響應機制
每一次突發事件發生後，新聞媒體都會想到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應急響應機制”；但是雨過天晴後，許多計劃就又會被擱置。雖然經歷過SARS，但是在面對此次疫情時，許多醫院都物資告急的情況下，又有多少家媒體配有充足的口罩、手套、護目鏡，常備酒精、消毒液、防護服？
因此，各家媒體和新聞機構成立應急報道組刻不容緩。這個應急報道組又應該根據突發事件的類型，分設不同的報道小組。比如地震、海嘯、山洪、林火報道小組，傳染病報道小組，戰爭報道小組等等。針對不同的突發事件有不同的特點，接受不同的防護培訓、制定不同的應急預案、配備不同的應急設備。例如，地震災害是自然阻斷了內外的聯繫，而此次疫情是人為要求阻斷人員往來；又比如山洪海嘯與戰爭的採訪安全距離和防護設備也是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區別對待。突發事件來臨的時候，沒有時間讓記者們臨時抱佛腳，因此功夫應該做在平時。這既是對突發事件報道的充足“戰備”，也是對於一線採訪記者的較好保護，更是對前方救援的無形增援。
此外，媒體追逐獨家新聞沒有問題，攝影記者注重版權保護也無容置疑，但是針對採訪拍攝的防護知識、保護措施卻必須共享，這是一個關乎攝影記者性命的職業道德問題。一方面，之前有SARS採訪經驗的攝影記者應該主動分享，另一方面各家媒體也應該建立一個交流共享機制，及時傳遞針對此次疫情的採訪防護知識，保護更多的攝影記者免受損害。
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戰“疫”仍在持續，還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們去做，很多采訪需要我們衝鋒陷陣。讓所有的媒體、自媒體、非媒體攝影人一起攜起手來，提前做好相關的預案部署以及防護準備，齊心協力打贏這場病毒戰“疫”!撰文/中國女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日報主任編輯 耿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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