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由许知远主持的访谈类节目《十三邀》邀请到历史学家许倬云进行专访。这位出生于1930年、“生长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在节目中分享了他的抗战经历、“为常民写作”的旨要、对西方文明及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应对时代命题。
《十三邀》第四季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汉代农业》《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
作为历史学家，他这样看待历史学科：“学历史可以学到从个人到天下之间各个阶段、各个层次的变化，及变化里面的因素……历史要活学活用，不是找例子也不是保存东西，而是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这样就可以排出无数的选择，让我们在找路的时候，绝对不会只有这一条路或者这三条路。”
《从历史看组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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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各个阶段中汲取经验，许倬云始终擅长以通俗的语言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问题，而犹有新角度与新知识。在《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中，许倬云他用企业视角审视分析中国历史各王朝组织结构的变迁。他将中国视作一个大公司，每个朝代都看作是公司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每次朝代更替都好比是企业组织结构重组的过程。他谈论中国历史上的组织制度以及各朝宰辅之功过，讲述的年代从先秦直到清末，将各个朝代的组织经验和管理技术娓娓道来，观古而知今。
假如我们将治国当成管理一个企业，那么中国就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经营的公司。当然这几千年来，公司不停地改组、不停地改变结构，也不停地改变市场，我们今天讨论历史的方式，事实上是将中国政府当作一个经营模式来看。国家假如是一个公司，国家的产品是什么？国家的市场又是什么？
如果国家是一个公司，政府就是经营单位，国家的产品就是对国民的服务，其中包括安全和繁荣；它的市场呢，就是全国的人口，在过去，就是全国的民众，在今天，就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一个结构中，如果市场对公司的管理单位不能满意，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市场，因为它的产品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这时候，就有了革命或王朝的颠覆。
图源见水印
政府的服务之中包括两项：国家的安全，及人民的生活繁荣安定。要维持国家安全，就要看政府能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的疆土；老百姓能不能得到繁荣安定的生活，就要看政府是不是让经济有适当发展的机会，让人民有安居乐业的机会。
国家的税收是用来维持管理机构的，也可看作管理机构的收费，如果收费超过市场所能负荷，市场就垮了。如果市场的负荷量和管理机构的费用间维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市场就会一直存在，而且收入可以稳定增长；这个时候政府是有效率的，而人民也会拥护政府。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市场扩大、市场的需求量增大，也就是国家的领土扩张、人口增加，则收入也会增加。所以古今中外的国家，常常竭尽所能地开疆辟土，希望拥有更多的人民及国土。但是这种扩张是要付出代价的：要扩张国土就要战争，战争需要金钱，会造成人员伤亡，也就是成本的增加及既有市场的损失。所以一个国家，如果要扩张领土，获得领土上的人口，从长远来看似乎是有利的，但在短期市场尚未稳定之时，不免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有时，付出的代价不堪负荷，足以使政府崩溃。
从公司经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经理人为了要扩张市场、增加产品，而使得公司的财力不胜负荷，董事会将这个经理人罢免，可能另一个经理人却享受了新市场的开拓效应。因此，新的王朝可能享受到上一个王朝崩溃之后的利益，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我们常常见到。
从这个角度讨论中国的历史，各位可以发现它和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很类似的。公司要支付的成本，除了制造产品的成本外，有极大部分是管理的成本。为了创造安定、繁荣的条件，政府要付出极大的开支。尤其在国防上，所需的成本是相当大的。管理的成本来自于怎么样建立一个安定的秩序，怎样减少开支、增加效率，也就是增加利润。一个文官系统(也就是管理系统)，如果运作得当，则这个国家的效率增加，管理的成本也相对减少许多，累积的利润就相对增高。由上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跟经营公司是完全一样的。
从现代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直到近代，中国并没有一个长久得足以讨论的企业史，我们只能从历代国家经营的历史借取经验，来看看前人经营的智慧与策略。
将国家当成一个经营单位来讨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重要的领袖，尤其是宰相身份的领袖，如何为每个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有的解决得很好，有的则不然。早期的个例中有一些可以规劝皇帝的人，如魏徵，而晚期就看不到这种人物了。中国王朝的体制里，皇帝的独裁权越来越大，对于大权独揽的皇帝，谏官能尽到的功能就越来越小。在汉朝还有一些能够真正为国家规划长远计划的人物，像萧何、诸葛亮，后来也慢慢地少了。这是因为规模已经成型，许多制度已经确立，能够变动的地方就少了。
魏 徵
诸葛亮、王导之类的人物，他们的工作是致力于族群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在宽宏大量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大家一步步走向融合。南北朝的领袖，王猛、李沖……他们帮助不同的文化融合。
我们也看到唐朝的贤相陆贽、李泌，在王朝快要覆亡的时候，为国家寻找新的税收方式，调动新的力量；也在国家面临新的外来因素的情势之下，调动外援的力量，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都是在中国一步步扩大成为东亚新的国际化社会的时候，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农业提升到了一个水平、中国的工商业逐渐开展的时候，政府才会有新的经济基础，才能有新税源。宋、明两朝的宰相，比如说王安石和张居正，他们都想在现有的结构上进行修正，翻陈出新，增加效率、调动新的资源、创造条件，引导更好的经济制度。可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只是修改的性质而已，要等到清朝晚期的时候，才有像曾国藩这一批人所做的这么大规模的改变，使得中国有了崭新的面貌。
王安石
曾国藩
最后到了我们今天看见的情况，这是一代又一代累积的历史的结果，每一个朝代都有这些能够尽心尽力为国家想事情的人，他们为国家做了事、为人民做了事，为中国长远的发展做了推进的工作。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尽心尽力将中国的历史方向导向我们所见的各个阶段。文化与政治体系演变的大方向，有集体推动的力量，也有个人控制的部分，但这些重要的人物是凭借他们个人的能力、修养、操守，以及韧性，才能够一个接一个推动历史的变化。虽然中间隔了几百年之久，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这些人对中国发展的方向都有一定的指引与推动的作用。这些人物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刻下姓名的人物，我们对他们充满感激与佩服，我们永远纪念他们，他们也成为今天我们可以学习与效法的模范。
今天的时代和过去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有政府机关也有私人企业，我们的经济情况也比过去更宽广与多样。我们有更庞大复杂的经济体系，我们处于国际社会里，不能再关门过日子。但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改变，我们周围的条件如何改变，若干种领袖的条件与品质还是必须的。必须眼光远大、必须坚毅果决、必须胸襟宽阔、必须公忠体国；他们必定能够开创新一代的风气，也必定能够带动一批人，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这些都是重要的条件。希望我们今天不仅在政府里面有这样的人物，在民间也有更多这样的人物，一批又一批，一代传一代，让我们变得更好，也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加提升。
以历史的例证作为学习的对象。在这些历史个例中，哪些是治国时面临的困扰？哪些是治国过程中发展的缺陷？将这些治理国家的经验，转换成为管理经营的原则，看看是不是适用于一些营利或非营利组织。而若干原则与方向是一个团体或社会组织(不论是国家、企业、基金会)都必须遵循的。第一是权责要清楚，第二是权力和能力最好要分隔开，执行者的工作由有所有权的人来替他做考核，第三是平时不断的稽查是很重要的。
本身作风理性是必须的，不能听信小人、不能逞意气、不能任用非才，因为他本身对团体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团体所要进行的任务，不能因为一个领导者、一个首长本身个人的好恶、个人能力的偏差或不足、个人的偏见而使整个团体受到损害。一个人要多听建言，要多听不同人的意见。一个团体最好是能够容纳许多不同的意见，使得各种意见可以有沟通与讨论的机会。不去顾及别人的意见、不去找到新的资讯来源、不去注意到各种发展的机会以及隐藏性的危机，这种人是自己将耳朵、眼睛、鼻子都塞住，虽然有手有脚，但不会有作为。即使他有再大的智慧，也没有办法突破没有讯息之后的迷惘，以致一切都是闭门造车得出来的决定，完全不能和外界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一个领导者对团体有其责任，是不可以如此任性的。
治大国犹如烹小鲜，烧好一条鱼有一些应当掌握的原则，治理一个国家也有一些应当掌握的原则。要烧好一条鱼，有许多要注意的事项，要考虑各种方向、各种可能，也要约束自己不要冒失。同样地，治国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结构，使得结构里个人的成分可以降到最低，组织的成分可以提升到最高。分工合作、选贤与能、因能任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几个原则是在所有组织的管理经营中，无论中外都行之有效的通则，即所有文官制度的通则。营利、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不外乎此。只是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目的不是推销商品，而是推展某些观念和服务，其实和营利组织生产产品、推销产品也是一样的。
治大国的经验用于学习管理组织，选拔贤才即是必须注意的项目。在古代有科举和保任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靠考试、一是靠推荐；现在又有学校这一训练专才的途径。一个公司不一定能设立学校训练自己所需的专才，但是现在外面有许多学校、许多科系，可以提供专业的训练。企业用人，也可经过考试，按照我们的需求，请合适的人加入我们的组织。参加一个公司、参加一个企业，其情形与国家考选公务员是一样的。为了使这些专才能够适人适任、人地相宜，企业可以举办内部训练，使这些新进人员了解公司的任务、组织与政策以及在每个岗位上应该做的事情。企业应该让同仁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项目，这样才能使得公司有一批好的专家做事，而好的专家也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从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例子，也得到许多经验，怎样将这个团体管理得妥妥当当、怎样将自己的工作队伍组织得有效率、怎样将政策推行彻底、怎样节省成本、怎样完成任务，企业的管理也不过遵循这几个原则而已。
人物与组织，是相辅相成的因素。人物筹划了组织、更新了组织，而组织与制度为人物提供了工具。组织，会有老化与涣散的时候；组织内部转变，也会有因为移形换位而蓄积的张力。一个有见解与有魄力的人物，会知道怎样将张力蓄积的能量转化为新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而愚妄与自私的人，则不免误用张力，最终走向失败与崩溃。
（本文摘自《从历史看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主。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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