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閱讀王陽明心學的發展史的時候，從中我發現了一個細小的問題：就是到
王陽明心學發展的後期，陽明心學開始分化出其他的哲學，被後來的人們稱之為王門左派，王門左派其實就是王陽明的兩個學生爭論"陽明四句教"，之後衍生出來的新的心學哲學理論派。
王陽明畫像
從心學中衍生出的"新哲學"
王陽明把自己的思想歸納為四句話：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也被稱之為"陽明四句教"。其大概意思就是指自由意志的原本是沒有善惡之分的，自由意志產生想法才導致了善惡的分化，"良知"就是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去實踐這個善消除這個惡的過程就是"格物""陽明四句教"表達了心學兩個層次的結構：心的本體和良知自然湧現。這四句話也被稱為"天泉證道"，天泉是紹興天泉橋。
嘉靖六年（1527）秋天，在如何理解心學和修行問題上，王陽明的弟子發生了分歧，這個分歧與後來王學分派有關。王陽明有兩個學生，一個叫王畿（jī），一個叫錢德洪，他們兩人兩人都同"陽明四句教"中的第一句"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著不同的看法。
王畿認為，如果第一句話成立，那麼後面三句提到的"意、良知、物"都應該也是無善無惡的，才能說得通。因為王畿的推理是"心之體"是自然存在的，"意"是"心之體"的自然呈現，以此類推，那麼"意之動"、"良知"和"格物"都是無善無惡的。而錢德洪則認為老師說的話一字都不能改，人如果不在"意"、知善惡的"良知"和為善去惡的"格物"上修行，就不能瞭解並求得那個無善無惡的"心之體"了。他們兩人吵了很久，爭執不下，就回去請教王陽明，恰好那天王陽明第二天要出門，當晚在天泉橋上作了回答。而王陽明的回答是標準的中式和稀泥回答，他說兩人的爭論涉及他的學問要義了。他提倡王畿要多下錢德洪的工夫，錢德洪要領悟王畿講的本體。王陽明說，王畿從"心之體"推到"意、知、物"都是無善無惡的，在他看來適用於"有利根之人"修行，而錢德洪堅持他的四句教，是針對大多數中等悟性或以下之人，是"為其次立法"。也就是在王陽明看來，"心之體"屬於無善無惡的形而上層面，對於悟性高的人，只要悟出"心之體"是無善無惡的，就修行有所成就了。但對於道德本來就不純粹的人，習性遮蔽了良知，不好的習慣成了自然，顯現出來的"意"不一定是"良知"，所以需要抓緊工夫繼續修行。而在本人看來，這種和稀泥的方式，得出來的結論其實沒有任何營養，雖然道德哲學（倫理學）本身的特點就是沒有定論，只能達成暫時的共識，不像自然哲學（科學）一樣擁有穩定可積累的知識，但治學不嚴謹、概念含混不清可以說是中華文明歷來士人的通病了。
本人認為表達出來的文字應當像計數學題中計算結果一樣，雖然也不必像哲學流派中的"分析哲學"那樣苛刻，但關鍵的概念和結果一定要嚴謹，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王畿和錢德洪對王陽明的四句教理解的分歧，涉及到"心之體"的"意之動"，也就是"自由意志的活動會不會自然地產生良知"，這一分歧導致了後來陽明心學的分化。在明代中後期，理學內部的兩大派系中，作為官學的程朱理學日益僵化，漸漸失去人心，而新興的陽明心學則風行大江南北。而陽明心學後來的分系比較複雜，王門左派強調了人人皆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可以向善，自由意志向善就是"良知"，認為"良知"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從而推論出多元的道德標準，打破道德精英主義，引發了明末思想的大解放。
王門左派的興起
明末，"陽明學"及陽明之後的各路學派非常流行，帶來思想的解放，異端學說也是無奇不有。其原因就是陽明心學講的"致良知"中，對於"什麼才是良知"的定義具有主觀性。從孔子、孟子講義利之辯起，儒家主張"義"不是"利"，極力區別個人的私利（利）和普遍的善（義），孟子甚至說："捨生取義"。
孟子畫像）
儒學發展到理學形態後，程朱理學的'性即理"認為"天理"是獨立於個人"自由意志"的在外部的普遍之理，其修行模式就是"窮理盡性"，只有觀察研究身外之物的道理（格物）和讀書才能弄明白天下事物的道理。陸王心學的"心即理"則把孟子的性善論發揚光大，認為"天理"在於每個人內部的"自由意志"就能領悟得到，只要向內追尋良知就能求得真理。陽明心學後來的學派進一步簡化了對良知的理解，把人的求利動機和需求都看作是現成的良知。這樣把個人當下的感受和自然情感都視為"良知"的湧現，就完全抹去了善惡的分別，掉入一種唯心的虛無主義中。
由於不同人認為的善可以是完全不一樣的，甚至是不能互相溝通的，於是每個人當下的感受和自然情感都可以當作良知，當作是對的，這樣就帶來了道德多元主義和思想的解放。這樣的思想解放的確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它在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走向死衚衕時，提供了另外一條思想解放道路。在王陽明之後，王畿所在的泰州學派是
王門左派的代表，其把致良知推進到極致，得出了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可以看做是致良知，甚至推理出和孔子孟子相反的說法。例如孟子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而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從"致良知"推出明哲保身也是"良知良能"。同為泰州學派的羅近溪提倡"赤子良知"，做事不拘謹，認為道德是個人生命力的表現，人坐著唱歌、肚子餓了吃飯、困了睡覺，都可以算做是"致良知"。在修行問題上，陽明曾講過凡是聖人都可以致良知，也常與他的弟子談論"滿街都是聖人"的問題。
王艮畫像
王陽明始終不能擺脫知識分子的精英傾向，但後來的泰州學派的王艮、王襞父子，則提出"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打破了王陽明心中的精英主義和對勞動者的優越感，認為一個大字不識的販夫走卒從他們日常所作所為也能夠悟道、致良知，成為聖人。我們講過這種思想其實是消化了佛教的禪宗的結果王門左派其實很像佛教禪宗裡的"狂禪」，左派的狂，表現在他們提出離經叛道的異端思想，做出反社會的特異行為。
王門左派的極端者，例如泰州學派的何心隱，曾按照《大學》修齊治平的原則，在家鄉江西永豐設"萃和堂"，創立小社群生活，大家吃大鍋飯，互通有無，簡直是小型烏托邦，被官方視為妖人，成為思想犯，最後被官方用刑殺害。而李贄則更有名，他認為孔子孟子的傳統儒學是異端，大力抨擊程朱理學 ，曾當官二十年，但因受不了約束而辭官，又信了佛教但不遵守佛教戒律，讀書立論十分大膽，官方和社會容不了他，最後七十六歲在獄中自殺身亡。
陽明心學的問題
王門左派把王陽明的精神發展到極端，固然有反權威、反專制的叛逆精神，但也表現了一種"唯心"的傲慢，這和後現代主義的弊病一模一樣。王門左派以為只要"致良知"了，就符合道德了，能夠佔領道德的制高點。但實際上我們講過，道德是一種在多人社會里存在的多人偏好，是一種需要得到廣泛承認的規範共識，絕對是單獨個人就能達成的。
王門左派中泰州學派的王艮、王襞父子主張的學說，在當時就受到當時號稱王學正宗的江右學派的聶豹、羅洪等人的批判。在聶豹、羅洪看來，泰州學派講"自然情感呈現時，人的內心就能立刻辨別善惡"的理論，完全混淆了"良知"和人對情境的"感知" ，這樣的修行就像禪宗的頓悟一樣。羅洪認為世間絕對沒有什麼現成的良知，良知是需要花費非常大的工夫，才能瞭解到的，而不是現成可得的。這一派江右學派主張在修行的道德實踐上下工夫，才能領悟到良知的本體。
明末有非常多的大儒投入了心學內部的辯論之中。
簡而言之，從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形成了"性即理"的程朱理學，再到明代的王陽明形成了"心即理"的陸王心學及其後來的分系。理學內部的"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提出了不同的理論和修行方式，在道德這個大框架內形成意識形態爭論，推動了儒學內部的分化。
結語：縱觀整個王門左派的發展，其中不難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在王門左派的發展歷程中，他依然是遵循著王陽明心學的理論，之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優化改良，或者把陽明心學其中的一些到一用自己的獨特見解表達出來，這便是王門左派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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