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哲學的5個使命，作者艾克哈特·瑪騰斯。
在自由民主之中，哲學將在寬廣的層面發揮公共影響力；即使在不自由的社會，它也不會讓所有默。人們可以區分五種有公共影響力的哲學可能性：流行化、媒體存在感、政治-社會存在感、機構存在感，還有公共教育系統地位。
騙子不讓我們知道，他們試圖讓我們偏離對事實的正確感知。我們不應該知道，騙子想讓我們相信他自己都覺得是錯的東西。廢話者恰好相反，他不讓我們知道，他自己主張的真實價值對他而言沒什麼意義。我們不應該認知到，他既不想說出真相，也不想隱藏真相。
他的主張是否正確描述了事實對他而言無關緊要。他只是為了自己的目標，簡單地挑選出來或者陳述這些主張。……如果情況使人不得不談論那些不懂的東西，廢話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個人面臨或者受命談論超出他的認知的主題，就會刺激廢話產生。這些矛盾經常發生在公共生活中，人們自己——出於個人動力或者受他人命令——經常是被迫深入闡述他們所知甚少的對象。這方面有個廣為流傳的信念，即在民主下，人們有義務針對所有可以想得出來的主題，或者至少是對那些對公共事務有意義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個人的看法和他對事實的認知之間欠缺明顯關聯，在那些視自己為道德思想存在的人，認為自己有義務去評判地球上的事件和事物的人身上更是巨大的。
如今，廢話流傳廣泛，其深層原因在於懷疑主義的多種形式，它否認我們接近客觀真相的可靠入口，還聲稱我們永遠也不能認識事物的真實性。這種“反現實”教條埋葬了我們對何為真偽問題的解釋付出的努力，還有對其價值的信任，甚至埋葬了我們對客觀研究的概念的信任。
“每個人都要自知！”最近總聽到少年和成年人說出這句話，不管是在私人還是公共場合。隨之而來的就是經常有對這所謂的權威不信任，也是對自主的訴求。首先，這句話由少年之口說出來，就表達出面對所謂的自以為是之人的反抗態度，不管是父母、老師還是政客。這句話聽起來正確且理性——蘇格拉底和其他牛虻都會高興吧。但是“每個人都要自知！”這句話並沒有顯露出對自主的訴求，而是被美國哲學家哈里·法蘭克福稱為“廢話”，指的是一種隨意性和相對主義的根本態度，在這種態度看來，我們所說和所做的一切最後都是無謂且無用的。換句不好聽的就是：“哎呀，無所謂！”
法蘭克福所說的“廢話”指的並不是人們貶低其他思想者時說的“胡說八道”或“蠢話”，而是指一種根本的並且在今天廣為流傳的態度，即漠不關心地對待追求真相的努力。法蘭克福對“廢話者”的理解是，他們不論對自己還是他人所說的話，不管真假與否，都無動於衷。他們只重視自己給其他人留下正確的印象。在媒體社會，政客、商人、廣告商或者其他影響力量，只重視效果，而不是真偽。這需要廢話，而不是為真相付出的努力。
法蘭克福繼續解釋廢話的流傳，首先是公眾人物，必須在媒體上對一切可能給出快速的判斷，不能甚至也不想充分審視自己的主張。雖然說謊的人知道，或者至少打算知道何為真、何為假，而其他人卻想要為了利益欺騙對方而獲得更好的知識，這一點對廢話者而言無所謂。廢話者只是談談而已，也就是滿嘴跑火車。
對真實的原則輕視，就是輕視事實和論據，在法蘭克福看來，對私人和公共行為都有危險，因為共同行為的可靠性將無所依存。如果有人言、行均不重視事實，那就會為自己和別人帶來嚴重的傷害，最明顯的就是在科技、經濟和健康問題方面，也同樣會在道德、法律和政治方面。哪怕是客觀研究或者科學，這些作為我們科學技術世界的基礎，也將不復存在。除了媒體和民主意見的言論，法蘭克福認為，如今廢話廣為流傳的深層原因在於認識論前提被“懷疑主義的多種形式否定，它否認我們接近客觀真相的可靠入口。這種反現實教條埋葬了我們對何為真偽問題的解釋付出的努力，還有對其價值的信任，甚至埋葬了我們對客觀研究的概念的信任。
懷疑論的理論或學說究竟可以對公眾造成多大的影響，很難證明。相反，普遍時代精神和學術哲學的相互作用是可以預見到的，學術哲學“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黑格爾），但是他們的思想又給他們的時代打上烙印。可以這樣區分，即認識論的懷疑主義對一切無所謂或漠不關心，因為我們不能認識到來自實踐的事實、邏輯和自然科學的法則還有道德信條；本體論的懷疑主義從中得出的結論是，不存在我們不能認識到的東西，這句話就是不存在的。日常生活中，在政治甚至是在科學方面，那些有權力把最大的職權或者隨從捆在身邊的人，既不關心審視自己的言論也不關心前提。還有哲學家也不能用自己的基礎性問題和回答來傷害任何人，除此之外，他們只是純粹的“哲學家”。
就像我們補充法蘭克福的言論那樣，所謂的激進建構主義也屬於懷疑論或者反現實教條。根據激進建構主義，不僅我們對現實或者事實的看法純粹是主觀的，而且事實本身也就是我們的建構——甚至是不存在的。這樣的看法和青春期的反抗態度相反，就像來自慕尼黑的哲學家朱裡安·尼達·胡姆林觀察到的一樣：“年紀大點兒的孩子和青少年經常……至少在某段時間，採取建構主義的態度，讓他們省得去爭論那些客觀上的客觀理念和某些態度。這種‘青春期’建構主義很吸引人，因為它讓人的主觀看法不被批判。”法蘭克福認為，廢話態度不僅是發展中的哲學問題，也是認識論問題；胡姆林毫無疑問也對此表示贊同。認識是什麼，事實是什麼，哲學從一開始就研究這些問題了，比如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命題，還有柏拉圖的“洞穴之喻”。
即使沒有人在自己行為方面是一貫的反現實者，寧願使用有經驗的工程師而不是詩人或者魔術師建造的橋，原則性的廢話態度卻銷蝕了我們對研究和追求各種形式的認知的信仰。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徹底審視這些。首先，我們必須認可激進建構主義者，比如瓦茲拉威克、馮·福斯特或者馮·格拉塞斯費爾德，他們主張，對認知和現實的必要一致性的通用認知理論和日常看法，其失敗之處在於它是循環的：為了可以確定一個這樣的一致性，現實必須是已知的，這樣我們才應該拿我們的認識與其一致性進行比較。就一致性論點而言，認知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建構主義者如果想要行為成功，就同樣不能否定事實，也不能隨便詮釋。建構主義者也必須區分在幻想和現實之間，在主觀判斷和客觀判斷之間的差別。
人是萬物的尺度。哲學可以就根本問題一再推動個人和公眾繼續思考。哲學牛虻永無止境地對抗“神靈”的優勢和人類的懶惰與懦弱，還有很多其他在做的事情——懷著對更人道、更自由的生活的希望。
格拉塞斯費爾德舉了個例子，失明的徒步者在森林徒步的時候不能看地圖，無論他的地圖是否和現實一致，而是必須穿過樹和其他障礙物，找到一條可行的路。儘管如此，這個例子也備受詬病，因為失明的徒步者身陷危險區域，可能會在巨大風險下自己找到出路。這個例子中的失明的徒步者應該換成視力正常的徒步者，藉助感官和謹慎的思考才有可能找到一條合適的路。
對現實的一向受限但完全可能的經驗和認知，在佛陀的盲人與象的比喻中也有體現。這個比喻有不同的版本，但所有版本內容都大同小異。一個國王給幾個生來失明的人一個任務，讓他們去研究大象。最後，國王問他們：“盲人啊，你們體驗過大象了嗎？”“是的，國王陛下，我們體驗過了。”“那麼現在告訴我，盲人啊，大象是什麼？”這個故事佛陀的版本是，盲人向國王保證，大象像一口鍋（頭），像一個軟籃子（耳朵），像一把犁（象牙），像一座穀倉（身體），像一根柱子（腿），像毛刷（尾巴尖）。事實上，大象本身就可以以多種不同形式去體驗和認識。大象是確實存在的，每個人都可以對它有不同的想象，只要這些想象符合實際。有些想象就不合實際了：比如說騎著大象飛，即使它的大耳朵可以被想象為翅膀；此外，還有人說它可以在太陽下融化，雖然它的皮膚可以變得很柔軟；或者它是一架鋼琴，即使它可以發出很大的聲音。
我們可以根據成功徒步穿越森林的經歷，為其他人在地圖上描繪出來，哪兒沒有需要擔心的障礙或者“物體”，哪條路可以順利走下去。我們還可以在那群盲人的經驗的基礎上，畫圖來描繪大象是什麼，它看起來什麼樣，可以用來做什麼。雖然無法認識現實本身，但是我們可以體驗，哪些行為或者道路是有可能的，哪些沒有。並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通往預設的目標，只有“符合”可體驗的事實的路才可以。有一句習慣用語“合適”，主要在阿爾卑斯地區使用，經常作為“沒錯”或者“好吧”這樣的空話來用，原始意義是表達山間一條合適的路的體驗。建構主義露出實用主義的真相，事實並不和現實一致，而是被視作通過所體驗的現實的證明。
在以符合現實為基礎的“斷定”和得不到承認且無理論依據的“隨性”之間存在第三種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已經是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代表的看法了：知識是盡善盡美的論證並證實的真實意見。這個看法以可用實驗、實際行為和論證修改的事實經驗為基礎。即使我們不能認識到事實，只能從不同的觀點去體驗，現實仍然無可否認地作為我們行為和思想的基礎。尋求真相絕不是廢話，而是涉及區別事實、謊言和錯誤的真實可能性。“每個人都要自知！”這句話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按照適合自己的去思考和行動，而是要按照對自己而言適合的可體驗的現實結構來思考和行動，不管個人或者任何團體是不是喜歡這樣。從這個意義上看，“每個人都要自知！”和康德詮釋的座右銘相同：“鼓起勇氣，只服從你自己的理性！”
但是，即使拒絕根本的廢話，認為追求真相是可能的，在這個越來越功能化組織的、幾乎不允許個人思想的社會，事實上似乎是不可能或者行不通的。相反，原則性的懷疑論和反現實主義實際上自相矛盾的異議受到廢話者歡迎，因為哲學論證一直都不適用。封閉的行為和思想系統內的深入探討也被抵制，就像戴夫·艾格斯在小說《圓環》中描繪的那樣。
哲學家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在1970年接受採訪時，已經預見到，向“被管理的世界整體化”將在不久的未來會發生，哲學在其中被視為“人類的兒童事務”：“由於科技發揮的力量，人口的增長，個別民族在僵化組織的團體中不斷重新調整結構，通過權力群體間無情的競爭，我認為，世界整體管理無法阻擋。憑藉經濟和科技，人類屈服於自然的巨大力量。如果這種力量——比如說原子能——不應該作為摧毀力量來加以利用，那它就必須被絕對理性的中央管理負責。……雖然事務繁多，但其實還是很沒有意思，很無聊。總有一天，哲學也會被視為人類的兒童事務。”
和西奧多·阿多諾一樣，馬克斯·霍克海默也是非教條新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知名代表，他將哲學理解為原則性的“對現存之物的批評”。這不是說對個別想法或者狀態吹毛求疵，好像哲學家就是個可笑的怪物似的。也不是說，哲學家抱怨這個或那個孤立的狀態，建議補救。這類批評的真正目的在於阻止人類在那些想法和行為方式上迷失自己，正是社會先進的組織造成的那些想法和行為方式使得我們迷失。
在他的作品《工具理性批判》中，霍克海默反駁了一種思想的發展，這種思想只以最有效率（凡事注重成效結果）的方法為目標，而不反思目標的合法性。同時，他也反對將人類變成純粹的工具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讓人類認識不到自己就是目的本身。哲學的基本問題，同時也是人類的基本問題，將不再被提起。
在採訪中霍克海默提了關於“卓越”的問題，即在這個世界上遭受的不公不義是不是永遠都可以逍遙法外，或者是不是罪人和犧牲者在“另一個”世界可以得到一個補償的公道。藉此他還向上帝提問，就像採訪的題目一樣，上帝可以滿足“對完全不同的渴望”。憑著他向康德提出的問題，霍克海默不僅刺痛了被管理的世界的功能，還刺痛了批評理論中他的無神論同行。
像霍克海默擔心的那樣，在一個充斥著越來越多被迫和廣為傳播的思想有效性的世界，哲學是不是已經從他們古老的、希望充滿對智慧的愛的生活夢想中醒來？每個人都要自己思考，談論和做他想要的。事物的發展反正是由專家和權威決定的。我們人類是否必須放棄對抗神靈的鬥爭？這場鬥爭開始於古典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以將自己的生命確定為人類。如今的哲學不再刺痛任何人了嗎？即使霍克海默的擔憂沒有成為現實，恰好相反，具備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民主傳播越來越廣，哲學式的真相追求似乎越來越不可能。幾乎沒有人會讓哲學的挑釁傷害到自己。如果不過分妨礙別人的自由，那麼每個人都可以說和做自己所想的。
可是這兩種擔憂，一種是完全的“被管理”，另一種是完全的“開放”社會，並不是說這是哲學的終點，相反，其實是對哲學的挑戰，要超越“行業哲學家”狹隘的圈子，對公眾發揮作用，這樣才不會讓擔憂成為現實。再嚴密的系統也無法讓會思考的成年公民失去思考的能力，就像漢娜·阿倫特以艾希曼審判為例展示給我們的那樣。幸運的是，在自由民主之中，哲學將在寬廣的層面發揮公共影響力，即使在不自由的社會，它也不會讓所有人緘默。
人們可以區分五種有公共影響力的哲學可能性：流行化、媒體存在感、政治社會存在感、機構存在感，還有公共教育系統地位。
首先，哲學的流行化，是對哲學的歷史、思想家、體系和基本問題的理解，比如在大學的公開講座，或者各種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入門系列叢書。
哲學的流行化的目標是，將哲學易理解、基礎性的知識傳播給哲學系和其他專業還有感興趣的民眾。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喬斯坦·賈德的著名暢銷書《蘇菲的世界》，最初由一家挪威出版社作為哲學入門讀物推出，沒有人預料到之後這本書取得了幾百萬銷量的成績。
第二是哲學的媒體存在感。
首先，這不是學院科目——哲學的流行說法，而是在媒體中討論關於普遍利益的主題。除了電視和廣播裡的個別或系列節目外，還必須提到報紙副刊的文章，還有“哲學咖啡”、網絡和博客以及雜誌，比如2012年2月《科學萬象》中以“哲學最大的謎團”為主題的特刊，探討了像精神哲學、自由意志、人類和動物的關係、感覺和理性的關係，還有人權以及理性與信仰這些內容。
第三，公共哲學的政治社會存在感，可以列舉出近代重要思想家的名字，比如卡爾·雅斯貝斯和卡爾·弗雷德里希·馮·魏茨澤克對原子彈製造提出過警告，伯特蘭·羅素自立於和平主義，讓·保羅·薩特努力推進人道馬克思主義。
時至今日，特別是尤爾根·哈貝馬斯參與社會政治辯論。《時代週刊》甚至在頭版祝賀他80歲生日，稱他為“世界級的哈貝馬斯”，他也被視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當時的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提出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普遍建議也可以被視為哲學的，尤其是這些建議和哲學傳統有明顯的關聯性：“古希臘人和希臘文化的價值，由西塞羅保留下來……我們既不想反對盧梭，也不想反對孟德斯鳩、伊拉斯謨和大衛·休謨，還有伊曼努爾·康德。”
第四，哲學還對公眾、委員會和機構產生影響力，比如德國倫理委員會、醫院倫理委員會和動物研究委員會。
重點不在於專業哲學知識，而是根據蘇格拉底的方式繼續思考的方法論技能，要求內容上的論證潛力和清晰簡潔的表達。由於媒體的力量，哲學如今的公眾性不僅限於“市集廣場”這種地點的轉換，還有內容上的挑戰也變了。理性思考作為一種科學的思考被窄化，矛盾的科學技術進步的後果早已不容忽視。常用的關鍵詞很快就可以列舉出來：環境破壞，健康保障，社會公平，軍事公民使用的原子能、基因技術和信息技術，還有氣候與人口變化，世俗化社會的原教義帶來的威脅。
如果哲學在公眾之間不僅是穩定的哲學知識，而且是活躍的哲學，應該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層面上教導反思。這就是第五條，教育系統的哲學，具有非常重要且意義非凡的任務。雖然其他形式的哲學也可以在公眾之間引起並豐富拓展普遍討論，但是卻幾乎不能熟練運用獨立的哲學思維。正如康德在他1784年的啟蒙文章中現實而又諷刺地說的那樣，幼稚就是比自我思考要“舒服”：“如果我有一本書，為我所理解；我有一位牧師，為我而有良知；我有一位醫生，為我評估飲食習慣，還有諸如此類的，那麼，我完全不需要自己照顧自己了。”因為很難廣泛傳播啟蒙思想，康德更注重個人教育。他認為人必須早點兒開始讓年輕的頭腦習慣這樣的反省。對孩子和青少年來說，康德是研究哲學的推動力。在德國，倫理學和哲學課程——通常——作為宗教課的備用方案，選修的學生越來越多。這門學科，還有和小學的孩子們一起研究哲學，以及在某些課程中研究哲學，涉及的不是讓學者派、學院派的哲學變得流行，而是基礎的教育過程。毫無疑問，這裡學者派、學院派的哲學無可避免是教師的背景知識。尤其是在哲學和倫理課上，可以把哲學的原則性問題和回答傳授給許多我們社會未來的公民，可以在閱讀、書寫、計算之外把哲學思考發展成為基本文化能力，也反過來影響效應廣泛的“廢話”和唯科學主義。哲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和公共教育系統的持續教育原則，可以一直“撕咬或者蜇”某個人。
哲學幾乎無法達到短期效果。在維也納的弗洛伊德公園，一座紀念碑上刻著這位偉大的心理學家、啟蒙家的一句話：“知識分子的聲音微弱，但是在他們被聽到之前永不停止。最後，在被拒絕無數次後，他們的聲音終於被聽見了。而這，是我們還能為人類的未來感到樂觀的幾點之一。”同樣，蘇格拉底和其他哲學牛虻的聲音都很微弱。我們只能碎片化地認識到真相，這種觀點也許會傷害到大多數人。就像卡爾·波普爾設想的那樣，甚至燒燬了蘇格拉底的心。
即使細碎，哲學仍然自一開始就可以取得進步。它可以更細緻更精確地發展基本問題和回答，批判站不住腳的形而上學前提和世界觀，還有一些牛虻可對自己的領域進行批判。他們最終都可以得到幫助，也同樣可以針對科學神話完善個人的思維。特別是哲學可以就根本問題一再推動個人和公眾繼續思考。哲學牛虻永無止境地對抗神靈的優勢和人類的懶惰與懦弱。還有很多其他在做的事情——懷著對更人道、更自由的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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