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調侃，股神巴菲特最近幾天“年輕”了不少！在過去的十個交易日，美股經歷了4次熔斷，這比“股神”巴菲特過去88年遭遇的所有“史詩級”股災總數都要多。
因此，很多市場人士又喊出了“這次金融危機堪比1929年大崩潰”。說來也湊巧，筆者是2008年大學畢業後參加的工作，正好趕上美國“次貸危機”，那時還和朋友打趣，怎麼剛進入社會，“世界經濟就要崩潰了？”因此，我們不妨簡單總結一下，和2008年相比，中國和原來有哪些不一樣？
1、人口結構不同
近些年，人們普遍接受了“人口結構是經濟社會重要的一個發展指標。”最直接的一點，人口結構直接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根據經濟學家蔡昉的觀點，中國“人口紅利”在2010年的時候就消失了。其結果是：人口紅利消失，投資回報率就下降，自然潛在增長就會下降。近兩年，中國經濟出現的減速，人口結構也是一項重要原因。
2、技術條件不同
2008年，我們大家還在使用諾基亞手機，也就是所謂的2G水平。從新聞採訪來說，當時電話、郵件是重要的溝通方式，而且那時候社交媒體更多的還是一種概念，更談不上什麼“萬物互聯”。但今天，我們的技術條件已經極大的改變了。一方面、5G時代已經拉開了帷幕；另一方面：各種新能源、新技術層出不窮。
當然，信息技術的高度發達也帶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加重了風險的擴散。比如，昨天國內資本市場都在轉發“橋水基金‘爆倉’”的消息，並引發了市場的震動。但今天，橋水基金回覆稱，雖然遭遇了大規模回撤，但產品依舊安全。
3、各國政府調節經濟的能力出現了差異
基於對1929年“大蕭條”的研究，各國政府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對強調對經濟進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預，在較短時間內改變了經濟自由落體的狀態。比如美國就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推出了“QE”，中國政府也推出了“四萬億”。
但本次美國股市的多次熔斷，恰恰發生在美聯儲緊急宣佈“零利率”之後。有人說，這是因為美聯儲降息用力過猛，導致市場情緒崩潰；有人說，這是美國在為多年來的貨幣政策（QE政策）買單，即市場對單純的貨幣刺激政策“免疫”了。
但對中國來說，我們的各項政策仍有空間。2019年底，央行行長易綱就表示，“目前我國利率水平應當是一個適度的利率水平，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水平也為今後的宏觀政策調整留有充足的空間。”易綱表示，我國並不急於像其他一些國家央行所做的那樣，有一些比較大的降息和量化寬鬆的政策。
4、全球化面臨挑戰
過去10年，是全球化發展遭遇“挫折”的十年。有統計顯示，2019年，全球企業的新海外投資連續第四年下降至近十年來的最低水平，這表明隨著全球經濟降溫，全球化進程將放緩。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一項研究也顯示，在2019年，外國直接投資(FDI)從前一年的1.41萬億美元降至1.39萬億美元。1%的下降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處於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理論和實踐早就得出了結論，在經濟領域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行為，最終將損害本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利益。比如，美國前不久將中國口罩等從關稅清單中去除，為美國進口中國這些產品降低門檻。對此，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表示，“那些關稅，本來就不應該存在，取消是理所當然的，再說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難道還要打關稅戰嗎？”
可見，面對可能因疫情產生的經濟危機，中國已不是2008年的樣子，有機遇也有挑戰。
那麼，中國應該怎麼做？
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分析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形勢，研究部署統籌抓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工作。會議指出，“
受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緊迫感，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積極有序推進企事業單位復工復產，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要以省域為單元推動經濟社會秩序恢復。”而從長期看，在此次疫情過去之後，中國經濟未來發力的方向也是清晰的，下屬幾個方向是市場比較關注和認可的：
第一、補上科技的短板，補上核、高、基（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投入不足的短板；
第二、進一步加強中國戰略新興製造業工業製造中產業鏈集群的發展；
第三、是要下決心降低中國的物流成本；
第四、進一步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關鍵在於健全和完善資本市場；
第五、補足公共服務，教育衛生文化方面的短板。
最後，我們用“權威人士”曾經的一項研究結論作為結束：“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新金融記者 張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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