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调侃，股神巴菲特最近几天“年轻”了不少！在过去的十个交易日，美股经历了4次熔断，这比“股神”巴菲特过去88年遭遇的所有“史诗级”股灾总数都要多。
因此，很多市场人士又喊出了“这次金融危机堪比1929年大崩溃”。说来也凑巧，笔者是2008年大学毕业后参加的工作，正好赶上美国“次贷危机”，那时还和朋友打趣，怎么刚进入社会，“世界经济就要崩溃了？”因此，我们不妨简单总结一下，和2008年相比，中国和原来有哪些不一样？
1、人口结构不同
近些年，人们普遍接受了“人口结构是经济社会重要的一个发展指标。”最直接的一点，人口结构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根据经济学家蔡昉的观点，中国“人口红利”在2010年的时候就消失了。其结果是：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率就下降，自然潜在增长就会下降。近两年，中国经济出现的减速，人口结构也是一项重要原因。
2、技术条件不同
2008年，我们大家还在使用诺基亚手机，也就是所谓的2G水平。从新闻采访来说，当时电话、邮件是重要的沟通方式，而且那时候社交媒体更多的还是一种概念，更谈不上什么“万物互联”。但今天，我们的技术条件已经极大的改变了。一方面、5G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另一方面：各种新能源、新技术层出不穷。
当然，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也带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加重了风险的扩散。比如，昨天国内资本市场都在转发“桥水基金‘爆仓’”的消息，并引发了市场的震动。但今天，桥水基金回复称，虽然遭遇了大规模回撤，但产品依旧安全。
3、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出现了差异
基于对1929年“大萧条”的研究，各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对强调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比如美国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了“QE”，中国政府也推出了“四万亿”。
但本次美国股市的多次熔断，恰恰发生在美联储紧急宣布“零利率”之后。有人说，这是因为美联储降息用力过猛，导致市场情绪崩溃；有人说，这是美国在为多年来的货币政策（QE政策）买单，即市场对单纯的货币刺激政策“免疫”了。
但对中国来说，我们的各项政策仍有空间。2019年底，央行行长易纲就表示，“目前我国利率水平应当是一个适度的利率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也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易纲表示，我国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
4、全球化面临挑战
过去10年，是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的十年。有统计显示，2019年，全球企业的新海外投资连续第四年下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随着全球经济降温，全球化进程将放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在2019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从前一年的1.41万亿美元降至1.39万亿美元。1%的下降使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处于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理论和实践早就得出了结论，在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最终将损害本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比如，美国前不久将中国口罩等从关税清单中去除，为美国进口中国这些产品降低门槛。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表示，“那些关税，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取消是理所当然的，再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难道还要打关税战吗？”
可见，面对可能因疫情产生的经济危机，中国已不是2008年的样子，有机遇也有挑战。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
3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议指出，“
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以省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而从长期看，在此次疫情过去之后，中国经济未来发力的方向也是清晰的，下属几个方向是市场比较关注和认可的：
第一、补上科技的短板，补上核、高、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投入不足的短板；
第二、进一步加强中国战略新兴制造业工业制造中产业链集群的发展；
第三、是要下决心降低中国的物流成本；
第四、进一步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
第五、补足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方面的短板。
最后，我们用“权威人士”曾经的一项研究结论作为结束：“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新金融记者 张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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