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的傳世之作《盛世危言》,是近代中國版本最多的名著。由於鄭觀應曾屢次修訂、重印這一著作,當時的社會又無版權觀念,書商等人不僅隨意翻印書籍,甚至自行改變卷次、增刪文章,致使《盛世危言》的版本十分繁雜。
最早問世的《盛世危言》是五卷本。而書名僅有"盛世危言"四字的版本,都是此種五卷本。五卷本的卷首有鄭藻如撰寫於"壬辰(1892)八月中秋節"的序言,其中有"閱既竟,乃璧還原本,並勸其早付手民,出以問世"之句,表明在此時《盛世危言》尚未排字。在該版本的卷首還有"先後參定"該書的吳廣`需、楊毓揮和陳熾分別撰寫於"壬辰仲冬"、"癸巳(1893)暮春之初"的後跋及"癸巳七月"的序言,它們表明,在1893年陰曆七月,《盛世危言》五卷本仍未付印。到中日甲午戰爭於1895年4月結束之後,鄭觀應於這一年年中或下半年為《盛世危言增訂新編》撰寫了《凡例》,其中指出,"今中日戰後,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書僅年餘耳,而事己迥異"。這段文字顯示,《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初版距1895年年中或下半年僅一年有餘,《盛世危言))五卷本的首印應在1894年即甲午年春。由於鄭觀應往往將其著作的出版時間說得比實際時間更早,因此,《盛世危言》的問世不會早於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894年的春天。
研究者們己注意到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最早的版本,是宏道堂刻印、卷首有"光緒甲午仲春
付印"字樣的版本。這一版本為五卷、五冊,有正文56篇,附錄16篇。不過,這一版本看來尚不是《盛世危言》最初的版本。
現存的《盛世危言》五卷本中,還有個卷首也有"光緒甲午仲春付印"字樣、但未指明出版者
的版本。較之宏道堂本,這一版本多了正文《考試下》一篇,使正文增至57篇;多了附錄《截錄》等三篇,使附錄增至19篇。附錄《行軍間諜為先論》的原文《論行軍以間諜為先》發表於《申報》1895年1月11日,因此,這一版本的付印必定是在1895年1月之後。對這一經過增訂的五卷本進行研究後,還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這一版本是鄭觀應自己印刷的版本。第二,必定還有個鄭觀應自己印刷於"光緒甲午仲春"的五卷本。這兩個結論基於以廠的事實。
第一,該版本增添的一篇正文和三篇附錄都以特殊的貞碼,即"福、祿、壽"或"上、下",來插入書中。例如,正文《考試下》便以"福、祿、壽"只個頁碼插入卷一第26貞與第27貞之間。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原來有個"光緒甲午仲春付印"的版本,1895年初這個版本尚未售完,或又加印了若干部,鄭觀應便於此時插入了增補的四篇文章。
第二,該版本中加蓋了用來校訂、增補原文的少量紅字。在卷五第n頁原文"口本易唐太島"的右側,有加蓋的紅字"即庫頁島";在卷五第27頁原文"普法之役,人人皆有法國地圖"之句第一個"人"字的右側,有加蓋的紅字"普",從而將原文訂正為"普人皆有法國地圖"。當著名的作者健在時,能對原文的錯誤進行修訂的,特別是補充原文的,必定作者本人。因此,這一沒有指明出版者的版本必定是鄭觀應自己印屆Jl的版本。要是將問題想得更復雜一些,即這一版本可能是其他書商的翻刻本,那麼必要的前提是該書商必須有個鄭觀應親自修訂、增補的版本為其藍本,否則他何以知道鄭觀應要對文章作出哪些修改,又何以獲得他新寫的《考試下》的手稿。同時,該書商也應早己印刷過《盛世危言》五卷本,而且沒有售完這批書籍,並能以高度負責的態度逐一照改鄭觀應新作的修訂。顯然,這樣的可能性《嶺南文史》二00二年第三期是微乎其微的。
第三,還有一個《盛世危一言》五卷本,它既沒有標明出版者,也沒有標明付印時間。該版本是增補了四篇文章的"光緒甲午仲春付印"本的承排本在這個版本中,《考試下》等四篇文章都按照順序排列了頁碼,原來用紅字補在正文右側的如"即庫頁島"等少量文字,也都排入了正文。可見,鄭觀應自己印刷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至少有三個。他於"光緒甲午仲春付印"的版本,是《盛世危言》五卷本的第一個版本,"宏道堂"的五卷本是它的翻刻本。1895年初,他推出上述增補了四篇文章的五卷本。到增補本售完之際,他又重新排印了全書。此時,至少已至1895年年中,因而該版本的卷首未再印仁"光緒甲午仲春付印"〕在當時,書商等人在所印之書卜通常都會指明書局或出版者的名字。鄭觀應並非書商,因而這三個沒有標明出版者,在增訂、糾錯方面又有明顯關聯的五卷本,顯然都是鄭觀應自己排印的版本。
《盛世危言》五卷本受到了讀者熱烈的歡迎,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於1894年8月出任江蘇布政使的鄧華熙在讀了《盛世危言》後,十分欣賞,遂於1895年初將《盛世危言》奏呈御覽。確定奏送該書系在1895年初的原因,是這一版本中已有附錄《截錄》,同時鄧華熙的奏疏則表明此時中日戰爭還未結束。在鄧華熙奏旱之際,鄭觀應己將五卷本的文章按照"富國類"、"開源類"、"強兵類"、"節流類"等四類重新分類,並分成十二卷。在鄧華熙要將《盛世危言》奏呈給光緒皇帝時鄭觀應還為光緒皇帝度身定製了一篇文章:《論西學宜設特科》。於是,這一《盛世危言統編》共有正文58篇。值得注意的是,《盛世危言》中文章的題目都只有兩個或三個字,唯獨該文的題目有七字之多。這篇文章像是給光緒皇帝上的一個條陳,如果朝廷予以採納,鄭觀應或許可中個"西學狀元",或許會被朝廷授予副主考一類的重要職務。還值得注意的是,鄧華熙的奏摺指出,他"並錄原書一函五冊,隨折恭進"。在這裡,他用了個"錄"字,表明"奏呈御覽"的《盛世危言統編》,是個手抄本。光緒皇帝對該書也頗為重視,將它發交總理衙門刷印,分給大臣閱看。隨後,鄧華熙又將這一"統編"送交於不久前由兩江總督調任兩湖總督的張之洞,張之洞便將該書"愛付手民,照繕刻布,以廣其傳"。②因此,以往未為研究者們重視的《盛世危言統編》也是個重要的版本。它是光緒皇帝"御覽"的版本,也是他發交總理衙門印刷的版本,而《論西學宜設特科》一文也僅見於這一"統編"。
在《盛世危言》得到光緒皇帝的認可後,鄭觀應便把他原版於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改名為《盛世危言續編》,再次印刷出書。《盛世危言-續編》與《易言》36篇最卞要的差別,在於"續編"將《易言》中正文《論考試》一文的附錄《論洋學》改為正文,從而使正文增至37篇。確定《盛世危言續編》付印時間的依據,是王韜所作的書序,該序寫道:"《盛世危言續編》一書,乃祀憂生("祀憂生"是鄭觀應的別號)目于衡時事,思挽時局,幽愁憤積之所為作也"。該序的寫作時問為"光緒乙未七巧日",即1895年陰曆七月七日現今可以見到的《盛世危言續編》最早的版本,為卜海賜書堂於"光緒乙米年夏月"校印的版本。這些情況表明,《盛世危言續編》確實問世於1895年年中或下半年。_卜海賜書堂的石印本分為三卷、三冊。在石印這一"續編"時,該書堂還將馮桂芬等人輯著、翻譯的19篇文章分為上、下卷,以《盛世危言外編》之名,附在《盛世危言續編》之後。此後,另一些書商將"續編"和"外編"合二為一,又將馮桂芬等撰寫的文章增至29篇文章,並以鄭觀應的文章在先、馮桂芬等人的文章在後的順序,將這些文章分為四卷、四冊。這種四卷、四冊的版本有1896年上海書局石印的《盛世危言續編》,1898年圖書集成局鉛印的《盛世危言二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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