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传世之作《盛世危言》,是近代中国版本最多的名著。由于郑观应曾屡次修订、重印这一著作,当时的社会又无版权观念,书商等人不仅随意翻印书籍,甚至自行改变卷次、增删文章,致使《盛世危言》的版本十分繁杂。
最早问世的《盛世危言》是五卷本。而书名仅有"盛世危言"四字的版本,都是此种五卷本。五卷本的卷首有郑藻如撰写于"壬辰(1892)八月中秋节"的序言,其中有"阅既竟,乃璧还原本,并劝其早付手民,出以问世"之句,表明在此时《盛世危言》尚未排字。在该版本的卷首还有"先后参定"该书的吴广`需、杨毓挥和陈炽分别撰写于"壬辰仲冬"、"癸巳(1893)暮春之初"的后跋及"癸巳七月"的序言,它们表明,在1893年阴历七月,《盛世危言》五卷本仍未付印。到中日甲午战争于1895年4月结束之后,郑观应于这一年年中或下半年为《盛世危言增订新编》撰写了《凡例》,其中指出,"今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距作书仅年余耳,而事己迥异"。这段文字显示,《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初版距1895年年中或下半年仅一年有余,《盛世危言))五卷本的首印应在1894年即甲午年春。由于郑观应往往将其著作的出版时间说得比实际时间更早,因此,《盛世危言》的问世不会早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的春天。
研究者们己注意到的《盛世危言》五卷本最早的版本,是宏道堂刻印、卷首有"光绪甲午仲春
付印"字样的版本。这一版本为五卷、五册,有正文56篇,附录16篇。不过,这一版本看来尚不是《盛世危言》最初的版本。
现存的《盛世危言》五卷本中,还有个卷首也有"光绪甲午仲春付印"字样、但未指明出版者
的版本。较之宏道堂本,这一版本多了正文《考试下》一篇,使正文增至57篇;多了附录《截录》等三篇,使附录增至19篇。附录《行军间谍为先论》的原文《论行军以间谍为先》发表于《申报》1895年1月11日,因此,这一版本的付印必定是在1895年1月之后。对这一经过增订的五卷本进行研究后,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这一版本是郑观应自己印刷的版本。第二,必定还有个郑观应自己印刷于"光绪甲午仲春"的五卷本。这两个结论基于以厂的事实。
第一,该版本增添的一篇正文和三篇附录都以特殊的贞码,即"福、禄、寿"或"上、下",来插入书中。例如,正文《考试下》便以"福、禄、寿"只个页码插入卷一第26贞与第27贞之间。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原来有个"光绪甲午仲春付印"的版本,1895年初这个版本尚未售完,或又加印了若干部,郑观应便于此时插入了增补的四篇文章。
第二,该版本中加盖了用来校订、增补原文的少量红字。在卷五第n页原文"口本易唐太岛"的右侧,有加盖的红字"即库页岛";在卷五第27页原文"普法之役,人人皆有法国地图"之句第一个"人"字的右侧,有加盖的红字"普",从而将原文订正为"普人皆有法国地图"。当著名的作者健在时,能对原文的错误进行修订的,特别是补充原文的,必定作者本人。因此,这一没有指明出版者的版本必定是郑观应自己印届Jl的版本。要是将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即这一版本可能是其他书商的翻刻本,那么必要的前提是该书商必须有个郑观应亲自修订、增补的版本为其蓝本,否则他何以知道郑观应要对文章作出哪些修改,又何以获得他新写的《考试下》的手稿。同时,该书商也应早己印刷过《盛世危言》五卷本,而且没有售完这批书籍,并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逐一照改郑观应新作的修订。显然,这样的可能性《岭南文史》二00二年第三期是微乎其微的。
第三,还有一个《盛世危一言》五卷本,它既没有标明出版者,也没有标明付印时间。该版本是增补了四篇文章的"光绪甲午仲春付印"本的承排本在这个版本中,《考试下》等四篇文章都按照顺序排列了页码,原来用红字补在正文右侧的如"即库页岛"等少量文字,也都排入了正文。可见,郑观应自己印刷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至少有三个。他于"光绪甲午仲春付印"的版本,是《盛世危言》五卷本的第一个版本,"宏道堂"的五卷本是它的翻刻本。1895年初,他推出上述增补了四篇文章的五卷本。到增补本售完之际,他又重新排印了全书。此时,至少已至1895年年中,因而该版本的卷首未再印仁"光绪甲午仲春付印"〕在当时,书商等人在所印之书卜通常都会指明书局或出版者的名字。郑观应并非书商,因而这三个没有标明出版者,在增订、纠错方面又有明显关联的五卷本,显然都是郑观应自己排印的版本。
《盛世危言》五卷本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1894年8月出任江苏布政使的邓华熙在读了《盛世危言》后,十分欣赏,遂于1895年初将《盛世危言》奏呈御览。确定奏送该书系在1895年初的原因,是这一版本中已有附录《截录》,同时邓华熙的奏疏则表明此时中日战争还未结束。在邓华熙奏旱之际,郑观应己将五卷本的文章按照"富国类"、"开源类"、"强兵类"、"节流类"等四类重新分类,并分成十二卷。在邓华熙要将《盛世危言》奏呈给光绪皇帝时郑观应还为光绪皇帝度身定制了一篇文章:《论西学宜设特科》。于是,这一《盛世危言统编》共有正文58篇。值得注意的是,《盛世危言》中文章的题目都只有两个或三个字,唯独该文的题目有七字之多。这篇文章像是给光绪皇帝上的一个条陈,如果朝廷予以采纳,郑观应或许可中个"西学状元",或许会被朝廷授予副主考一类的重要职务。还值得注意的是,邓华熙的奏折指出,他"并录原书一函五册,随折恭进"。在这里,他用了个"录"字,表明"奏呈御览"的《盛世危言统编》,是个手抄本。光绪皇帝对该书也颇为重视,将它发交总理衙门刷印,分给大臣阅看。随后,邓华熙又将这一"统编"送交于不久前由两江总督调任两湖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便将该书"爱付手民,照缮刻布,以广其传"。②因此,以往未为研究者们重视的《盛世危言统编》也是个重要的版本。它是光绪皇帝"御览"的版本,也是他发交总理衙门印刷的版本,而《论西学宜设特科》一文也仅见于这一"统编"。
在《盛世危言》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后,郑观应便把他原版于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改名为《盛世危言续编》,再次印刷出书。《盛世危言-续编》与《易言》36篇最卞要的差别,在于"续编"将《易言》中正文《论考试》一文的附录《论洋学》改为正文,从而使正文增至37篇。确定《盛世危言续编》付印时间的依据,是王韬所作的书序,该序写道:"《盛世危言续编》一书,乃祀忧生("祀忧生"是郑观应的别号)目于衡时事,思挽时局,幽愁愤积之所为作也"。该序的写作时问为"光绪乙未七巧日",即1895年阴历七月七日现今可以见到的《盛世危言续编》最早的版本,为卜海赐书堂于"光绪乙米年夏月"校印的版本。这些情况表明,《盛世危言续编》确实问世于1895年年中或下半年。_卜海赐书堂的石印本分为三卷、三册。在石印这一"续编"时,该书堂还将冯桂芬等人辑著、翻译的19篇文章分为上、下卷,以《盛世危言外编》之名,附在《盛世危言续编》之后。此后,另一些书商将"续编"和"外编"合二为一,又将冯桂芬等撰写的文章增至29篇文章,并以郑观应的文章在先、冯桂芬等人的文章在后的顺序,将这些文章分为四卷、四册。这种四卷、四册的版本有1896年上海书局石印的《盛世危言续编》,1898年图书集成局铅印的《盛世危言二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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