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煙雨
讀到《湘學研究》上劉緒義發表的長文《重評曾國荃》後，一晃就過了六七年，庚子春宅家抗疫中，讀完了他的新著《曾國荃與晚清大變局》，頗有感慨。我感覺他做了一件大事，不僅填補了晚清歷史人物研究的一個空白，更帶著我們探訪了自己的過去，找到了現在的影子。
古羅馬法律思想家西塞羅有一句名言：“法律是最高的理性。”法律人尤其愛引用這句話。我在閱讀《曾國荃與晚清大變局》過程中，也時常想起這句話。人類需要法律，也需要理性。歷史研究似乎也應當有這樣一個最高的理性，就是對待歷史人物要有同一個“法律”，不能有雙重標準。
自1890年曾國荃去世至今，無論是學界還是民間，提起這個人，幾乎都是“搖頭派”。曾國荃是否真是一個負能量人物?這個人確實不值得研究嗎?劉緒義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曾國荃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人物。唐浩明先生認為曾國荃是湘軍將領中最敢做敢為的。我認為“敢做敢為”還不夠確切，準確地說是最有擔當。
眾所周知，每逢百年大變局，很多人就找不到人生目的，迷茫者有之，墮落者有之，旁觀者更有之。身處晚清那個千百年變局中的曾國荃剛開始也一樣，他甚至巴不得自己考不上科舉，所以他的“學歷”止於一個優貢生。曾九帥的命運轉折，是從“赴兄急”開始的。當曾國藩坐困江西、軍事糜爛之際，為了幫大哥解脫危急，他身上的兄弟感情被激發起來了，自己組建起一支兩千人的“吉字營”出征江西，等於說是冒死趟渾水。
不料，他這一出馬，很快扭轉了湘軍戰局，目的達到後本想就此收手，解散部眾，重回鄉下，但曾國藩發現了他的軍事天賦，直接就讓他做了統領，此後平江西，克安慶，戰南京，從一介村夫成長為一名湘軍悍將。
如果說，這一時期的這個曾九帥純粹是出於兄弟情誼有擔當，那麼平定江南後，他由一介莽夫脫胎而成督撫重臣，則具有了更高層次的擔當：赴國難。巡撫三晉、總督河道、赴警山海關、南下兩廣、總督兩江，哪裡需要他就去哪裡，成為與李鴻章、左宗棠並列的晚清重臣。
然而，歷史卻愛給人開大玩笑，李鴻章、左宗棠聲名遠揚，曾九帥卻被打上了“屠夫”“饕餮”的標籤。曾九帥為什麼長期遭遇“汙名化”?《曾國荃與晚清大變局》給我們展示了其歷史與現實的原因。
劉緒義通過全景式的研究，將身處千百年變局中的一個普通人物，如何適應、參與並擔當起個人應當擔當的責任揭示出來，重點展示了這位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
曾國荃的一生堪稱一部勵志大片。《曾國荃與晚清大變局》以一句話揭示了這個歷史人物的成功價值：處位可尊可卑，行事不激不隨。這十二字是曾氏兄弟最大的人生經驗，一個人的成功不在高官厚祿，而在於身處變局中如何立身、如何成事，不必過於激揚，也不能隨波逐流。激揚者難免命運乖舛，隨波逐流者必定碌碌庸庸。這十二個字，勾勒出曾國荃一生的轉折，也具有人生的普遍意義，即：心安是福。曾國荃從最初的任性而為、激越勇猛，到後半生的沖淡平和、求實安心，本身就是一個去己身之弊的過程。
劉緒義不受成見干擾，以歷史研究之“常法”作為“最高理性”，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曾國荃。而曾國荃身上的傳奇色彩及其有趣個性，則讓本書讀起來更讓人覺得興奮有趣。
我們無法改變歷史，但我們可以改變對歷史的看法。這或許正是為了未來。歷史如鏡，歷史更是一面“照妖鏡”，能照出我們心中的“妖蛾子”來。讀曾國荃或許能幫我們捉出心中幾隻“妖蛾子”出來。
(《曾國藩與晚清大變局》 海天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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