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29歲的張秉鈞愛上19歲的女學生張孝友，愛一個人就是這樣沒有理由。
1950年4月2日，張秉鈞夫婦生下了一個兒子張詒謀。
這個來自陝西的娃子長，夢想著要成為一名畫家。
於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張藝謀，也算是和藝術搭邊，給自己的一點鞭策了。
張藝謀家裡並不窮，祖上爺爺是縣太爺，媽媽也是先交大二附院的皮膚科醫生。
可遭遇到“不可抵抗力”的時候，管你家裡窮還是富，都給我去參加勞動。
參加勞動的那三年裡面，張藝謀白天挑糞，放羊，晚上就和工人們一起談天說地聊夢想。村上的人都誇張藝謀寫的一手好字，村裡面的紅色標語基本上都被張藝謀給承包了。
張藝謀在潛移默化之中鍛造了勤苦耐勞的品質。
時間一晃便是三年，三年的勞動生涯結束之後，張藝謀去了咸陽國棉八廠做工人。
當時廠裡考慮到“他會打幾下籃球，還會寫的一手好字，與其他廠裡工人不同”這才把他給特招進去。
張藝謀就這樣成為了“特殊人員”，他不會知識分子，也不是勞動分子，眨眼前就變成了邊緣人群。
那個時候張藝謀的生活，彷彿一眼就能夠望到盡頭。
或許正是源自生活中的無趣，張藝謀把所有的激情放到了身上。
當他摸著攝影機的時候，他就一發不可收拾的愛上了它，為了得到它，張藝謀省吃儉用，甚至不惜多次獻血來換營養費，終於在那個夏天，他如願以償的買到了人生中第一臺海鷗牌照相機。
憑藉著對攝影的一番熱情和鑽研，張藝謀也在廠裡搞起了攝影工作室，平日裡幫廠裡和工友們拍拍照，做做宣傳，也算是融合到了這個大家庭裡面。
真正改變張藝謀命運的，還是恢復高考那一年。
那一年，名字裡面的“藝”現在搞攝影八字有一撇，張藝謀下定決心要去考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
從咸陽出發去到北京，在那趟火車上面，張藝謀望著窗外，他並不在乎身旁潛在的競爭的對手，在張藝謀的心裡面他覺得那些人攝影技術都不如自己。
搖啊搖搖，張藝謀來到了北京學院的招生門口，老師們驚歎他的作品，但還是拒絕了他。
學院規定報考年齡不能超過21歲，而那一年張藝謀已經27歲了，超過了報考年齡。
張藝謀兩次去往北京和老師們商談這件事卻都遭受到了婉拒，這個時候張藝謀骨子裡面的韌性就出來，他把自己的作品裝訂成冊，寫了一封誠懇的信，直接寄給了當時的文化部長黃鎮。
黃部長是惜才的人，他看到了張藝謀的作品之後，覺得這個年輕人未來肯定大有作為，於是下達指令特批張藝謀進入電影學院，但是有一個附加條件：兩年之內，成績不合格，開除學籍。
張藝謀進入北京學院之後不久，學院裡面就有學生在食堂張貼《強烈反對特招》的佈告，話裡話外直指張藝謀走了後門。
相比起那個時候便是“天之驕子”的陳凱歌，張藝謀在電影學院裡面更加內斂，沉默寡言，但他總是比別人更加的努力，也更加的隱忍。
陳凱歌也曾回憶道，老謀子在學校沒什麼動動靜，不參加研討會也不參加社交，當過一年學生會副主席，但還是依靠著年紀緣故，大多數的同學都只是聞其名不知其人。
直到在後來的一次攝影展上看了他四幅一組的作品，大家才知道此人絕非等閒之輩。
年紀的緣故，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找到了張藝謀，覺得張藝謀可以提前畢業去找工作了。
張藝謀覺得有一定的道理，自己終究是外來人，年紀也大了的確該去找工作了。於是，他打了電話給自己的朋友，讓朋友幫他找一個攝影師的工作。但是朋友給他說，廠裡要求一定要有學歷。
張藝謀問老師提前畢業能不能給文憑，得到卻是否定的答案。於是，張藝謀幹脆就下狠心，厚著臉皮又在電影學院裡面學了兩天，拿到文憑之後就出去找工作了。
畢業之後的張藝謀，其實並不太順利，一直磕磕碰碰，碌碌無為。
直到1983年，張軍釗找到了同學張藝謀，點名讓張藝謀擔任《一個和八個》的攝影師，最終在張藝謀的執拗的形式攝影技巧下，又賦予了電影一層詩意般的內涵。那一年，張藝謀震撼了中國電影界。
1984年，陳凱歌找到了張藝謀，張陳合作拍攝了《黃土地》和《國魂》。拍《黃土地》等藍天的那個下午，凱歌對著他說：“藝謀，在咱們82屆153個同學中，有一點屬你最強烈———心比天高”
那一年陳凱歌開始聞名電影圈，張藝謀也在1985年在第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順勢拿下了最佳攝影大獎。
張藝謀僅憑3部作品就邁入了一線電影攝影師。
1986年，張藝謀剛從吳天明的《老井》那邊打磨回來，便乘上北京332路的老公交車。那個年代看過電影的人很少，熟知張藝謀的人更少，還沒有什麼明星效應，張藝謀就這樣擠在人群，涼鞋也被踩斷了。
他艱難的來到北京西郊一學院筒子樓前，在樓下大喊：莫言，莫言，你快出來莫言。
莫言正在吃著飯，探出頭來問是誰，張藝謀沒回他，看準了莫言的家門就衝了上去。
這情況要是擱在現代社會，準是莫言喬了張藝謀一屁股錢。
張藝謀上樓之後，他看著莫言就穿著一件白大褂在外邊站著，而莫言看著張藝謀連鞋子都沒穿。
一個像生產隊長，一個像車產間主任。
張藝謀不喜歡寒暄，上來便說自己在《人民文學》上讀到了《紅高粱家族》，問莫言能不能給授權。
莫言對眼前這個有些無禮的年輕人有點詫異，但是很欣賞張藝謀的魄力和勇氣。
莫言說，自己不是魯迅也不是茅盾，改編他們的作品要忠於原著，自己的作品張藝謀想怎麼改就可以怎麼改。兩人相談甚歡，不到十分鐘這件事就敲定了。
之後的一切順理成章，莫言做編劇，顧長衛做導演，姜文做男主，一個搖晃歷史的劇組就這樣誕生了。
張藝謀在拉來顧長衛做攝影師的時候，特定強調顧長衛：是北影攝影系的第一名。
當時張藝謀覺得女主史可的姿態不夠豐滿並不滿意，副導演推薦了還在中戲讀大二的鞏俐，在試戲的過程之中，顧長衛全程記錄攝影，但是顧長衛第一次就失手了，全程跑焦，能用的片段不過次4-5秒。
張藝謀看了卻覺得，非鞏俐不可，那天確定女主之後，張藝謀去山東莫言老家吃飯。
飯桌上，莫言擔憂鞏俐經驗不足，學生氣太重，不像書中的“奶奶”，怕是會毀掉這部戲。
張藝謀卻力排眾議，覺得非鞏俐不可，隨後又把電影的拍攝地點定在了高密。
然而在實際考察的時候，張藝謀卻發現高密早無濃密高粱。
張藝謀連忙回去向當時時任西安製片廠的吳天明求助。
吳天明頂著巨大輿論壓力，以人格為擔保，私底下找製片廠的副業部門湊了4萬塊錢，交給了張藝謀。
鞏俐每天在練習農夫挑水，姜文每次在莫言家門面前洗澡，要把那種豪放粗獷的感覺找對。而張藝謀就帶著劇組人員親自在高密種起了一片高粱，每天在地裡轉，給高粱除草澆水。
張藝謀說，人淹在高粱棵子裡，直覺得彷彿置身於一個生育大廣場，滿世界都是綠，滿耳朵都是響，滿眼睛都是活脫脫的生靈。
張藝謀後來覺得還不夠，於是又在高密旁邊搭了個酒坊，把所有的燃燒與釋放都灌入那碗酒內。
在那個酷暑，一切都是這樣水到渠成。
張藝謀在劇情殺青之後，他把自己穿的那雙鞋子，埋進了黃土地中。
他發誓，這部電影不成功，再也不拍電影。
命運就是這樣，你努力不一定回報，但一定會給你機遇。
那一年陳凱歌棄賽，中國電影協會把張藝謀的《紅高粱》給報給了柏林國際電影節。
那也是張藝謀和他的主要劇組成員第一次出國。
參賽播放那天，評委席，觀眾都對《紅高粱》目瞪口呆，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無人關心最後的影片，只需等待著最後的新聞發佈會就好了。
那個晚上，《紅高粱》轟動了全世界，讓世界看到了從沒看到過的中國電影。
最終《紅高粱》以評委席11票全票通過，斬獲柏林金熊獎，這也是中國第一座柏林金像獎。
而這也僅僅是張藝謀故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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