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29岁的张秉钧爱上19岁的女学生张孝友，爱一个人就是这样没有理由。
1950年4月2日，张秉钧夫妇生下了一个儿子张诒谋。
这个来自陕西的娃子长，梦想着要成为一名画家。
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艺谋，也算是和艺术搭边，给自己的一点鞭策了。
张艺谋家里并不穷，祖上爷爷是县太爷，妈妈也是先交大二附院的皮肤科医生。
可遭遇到“不可抵抗力”的时候，管你家里穷还是富，都给我去参加劳动。
参加劳动的那三年里面，张艺谋白天挑粪，放羊，晚上就和工人们一起谈天说地聊梦想。村上的人都夸张艺谋写的一手好字，村里面的红色标语基本上都被张艺谋给承包了。
张艺谋在潜移默化之中锻造了勤苦耐劳的品质。
时间一晃便是三年，三年的劳动生涯结束之后，张艺谋去了咸阳国棉八厂做工人。
当时厂里考虑到“他会打几下篮球，还会写的一手好字，与其他厂里工人不同”这才把他给特招进去。
张艺谋就这样成为了“特殊人员”，他不会知识分子，也不是劳动分子，眨眼前就变成了边缘人群。
那个时候张艺谋的生活，仿佛一眼就能够望到尽头。
或许正是源自生活中的无趣，张艺谋把所有的激情放到了身上。
当他摸着摄影机的时候，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它，为了得到它，张艺谋省吃俭用，甚至不惜多次献血来换营养费，终于在那个夏天，他如愿以偿的买到了人生中第一台海鸥牌照相机。
凭借着对摄影的一番热情和钻研，张艺谋也在厂里搞起了摄影工作室，平日里帮厂里和工友们拍拍照，做做宣传，也算是融合到了这个大家庭里面。
真正改变张艺谋命运的，还是恢复高考那一年。
那一年，名字里面的“艺”现在搞摄影八字有一撇，张艺谋下定决心要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从咸阳出发去到北京，在那趟火车上面，张艺谋望着窗外，他并不在乎身旁潜在的竞争的对手，在张艺谋的心里面他觉得那些人摄影技术都不如自己。
摇啊摇摇，张艺谋来到了北京学院的招生门口，老师们惊叹他的作品，但还是拒绝了他。
学院规定报考年龄不能超过21岁，而那一年张艺谋已经27岁了，超过了报考年龄。
张艺谋两次去往北京和老师们商谈这件事却都遭受到了婉拒，这个时候张艺谋骨子里面的韧性就出来，他把自己的作品装订成册，写了一封诚恳的信，直接寄给了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
黄部长是惜才的人，他看到了张艺谋的作品之后，觉得这个年轻人未来肯定大有作为，于是下达指令特批张艺谋进入电影学院，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两年之内，成绩不合格，开除学籍。
张艺谋进入北京学院之后不久，学院里面就有学生在食堂张贴《强烈反对特招》的布告，话里话外直指张艺谋走了后门。
相比起那个时候便是“天之骄子”的陈凯歌，张艺谋在电影学院里面更加内敛，沉默寡言，但他总是比别人更加的努力，也更加的隐忍。
陈凯歌也曾回忆道，老谋子在学校没什么动动静，不参加研讨会也不参加社交，当过一年学生会副主席，但还是依靠着年纪缘故，大多数的同学都只是闻其名不知其人。
直到在后来的一次摄影展上看了他四幅一组的作品，大家才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年纪的缘故，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找到了张艺谋，觉得张艺谋可以提前毕业去找工作了。
张艺谋觉得有一定的道理，自己终究是外来人，年纪也大了的确该去找工作了。于是，他打了电话给自己的朋友，让朋友帮他找一个摄影师的工作。但是朋友给他说，厂里要求一定要有学历。
张艺谋问老师提前毕业能不能给文凭，得到却是否定的答案。于是，张艺谋干脆就下狠心，厚着脸皮又在电影学院里面学了两天，拿到文凭之后就出去找工作了。
毕业之后的张艺谋，其实并不太顺利，一直磕磕碰碰，碌碌无为。
直到1983年，张军钊找到了同学张艺谋，点名让张艺谋担任《一个和八个》的摄影师，最终在张艺谋的执拗的形式摄影技巧下，又赋予了电影一层诗意般的内涵。那一年，张艺谋震撼了中国电影界。
1984年，陈凯歌找到了张艺谋，张陈合作拍摄了《黄土地》和《国魂》。拍《黄土地》等蓝天的那个下午，凯歌对着他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那一年陈凯歌开始闻名电影圈，张艺谋也在1985年在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顺势拿下了最佳摄影大奖。
张艺谋仅凭3部作品就迈入了一线电影摄影师。
1986年，张艺谋刚从吴天明的《老井》那边打磨回来，便乘上北京332路的老公交车。那个年代看过电影的人很少，熟知张艺谋的人更少，还没有什么明星效应，张艺谋就这样挤在人群，凉鞋也被踩断了。
他艰难的来到北京西郊一学院筒子楼前，在楼下大喊：莫言，莫言，你快出来莫言。
莫言正在吃着饭，探出头来问是谁，张艺谋没回他，看准了莫言的家门就冲了上去。
这情况要是搁在现代社会，准是莫言乔了张艺谋一屁股钱。
张艺谋上楼之后，他看着莫言就穿着一件白大褂在外边站着，而莫言看着张艺谋连鞋子都没穿。
一个像生产队长，一个像车产间主任。
张艺谋不喜欢寒暄，上来便说自己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红高粱家族》，问莫言能不能给授权。
莫言对眼前这个有些无礼的年轻人有点诧异，但是很欣赏张艺谋的魄力和勇气。
莫言说，自己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自己的作品张艺谋想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两人相谈甚欢，不到十分钟这件事就敲定了。
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莫言做编剧，顾长卫做导演，姜文做男主，一个摇晃历史的剧组就这样诞生了。
张艺谋在拉来顾长卫做摄影师的时候，特定强调顾长卫：是北影摄影系的第一名。
当时张艺谋觉得女主史可的姿态不够丰满并不满意，副导演推荐了还在中戏读大二的巩俐，在试戏的过程之中，顾长卫全程记录摄影，但是顾长卫第一次就失手了，全程跑焦，能用的片段不过次4-5秒。
张艺谋看了却觉得，非巩俐不可，那天确定女主之后，张艺谋去山东莫言老家吃饭。
饭桌上，莫言担忧巩俐经验不足，学生气太重，不像书中的“奶奶”，怕是会毁掉这部戏。
张艺谋却力排众议，觉得非巩俐不可，随后又把电影的拍摄地点定在了高密。
然而在实际考察的时候，张艺谋却发现高密早无浓密高粱。
张艺谋连忙回去向当时时任西安制片厂的吴天明求助。
吴天明顶着巨大舆论压力，以人格为担保，私底下找制片厂的副业部门凑了4万块钱，交给了张艺谋。
巩俐每天在练习农夫挑水，姜文每次在莫言家门面前洗澡，要把那种豪放粗犷的感觉找对。而张艺谋就带着剧组人员亲自在高密种起了一片高粱，每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
张艺谋说，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张艺谋后来觉得还不够，于是又在高密旁边搭了个酒坊，把所有的燃烧与释放都灌入那碗酒内。
在那个酷暑，一切都是这样水到渠成。
张艺谋在剧情杀青之后，他把自己穿的那双鞋子，埋进了黄土地中。
他发誓，这部电影不成功，再也不拍电影。
命运就是这样，你努力不一定回报，但一定会给你机遇。
那一年陈凯歌弃赛，中国电影协会把张艺谋的《红高粱》给报给了柏林国际电影节。
那也是张艺谋和他的主要剧组成员第一次出国。
参赛播放那天，评委席，观众都对《红高粱》目瞪口呆，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无人关心最后的影片，只需等待着最后的新闻发布会就好了。
那个晚上，《红高粱》轰动了全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中国电影。
最终《红高粱》以评委席11票全票通过，斩获柏林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第一座柏林金像奖。
而这也仅仅是张艺谋故事的开始。
閱讀更多 雲納君 的文章
關鍵字: 2019诺贝尔文学奖 北京电影学院 交个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