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伴李秀芝1969年5月在西陲边关的一座军营里举办了十分简朴的婚礼。那天晚饭后，师机关的同志聚集在我们临时的婚房，墙上只贴了张毛主席像和大红喜字，没有其他布置和装饰。由于房间太小，许多人只能站在门外。婚礼既没有司仪，也没有现今的那套程序。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喜糖，孟繁森参谋长即席讲话表示祝贺，我们简要讲了恋爱经过。大家吆喝着让我们演节目，我便唱了平时喜欢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婚礼时间不长，便在大家的祝福声中结束。当年，军营的婚礼大多都在晚饭后，都是这么简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婚礼上不经意唱的这首歌，竟使她从此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在石油系统工作到退休。
那时，她刚从伊犁卫校毕业，分配在帕米尔高原东麓疏附县最远的乌帕公社卫生院工作。我们相距近千公里，开始了鸿雁传书、鹊桥相会的新婚生活。直到1971年，她调到南疆石油勘探指挥部职工医院工作，我们才得以团圆。
当年，我在某师作训科当参谋。这是一支英雄的红军部队，前身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上世纪50年代军队整编后，偌大的新疆只保留这一个师，长期守卫在天山南北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参加过西藏平叛剿匪、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和全军唯一一次原子弹实兵战术演习，以及修筑兰（州）新（疆）铁路、新（疆）（西）藏公路及独（山子）库（车）公路等重大援建任务。作训科主管全师战备训练，任务繁重，工作繁忙，一年四季很少在家。1972年，我们的大儿子锐江将要诞生，我因部队任务繁重无法脱身，她便提前回到西安，产后孩子全凭她和我年迈的母亲操持照顾。
她们指挥部有十多支勘探队，常年分布在南疆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和天山、昆仑山的高寒山区，环境艰苦，交通不便，职工看病十分困难。她们医院每年都要轮流派人到各勘探队巡诊，往往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有两次我出差回到家，发现屋里冰锅冷灶、落满灰尘，看到桌子上的留言条才知道，她去野外巡诊已走了许多天，孩子放在干妈家。那些年，我俩聚少离多，家就像一个临时招待所。
1976年春节过后，她带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锐波去乌恰县克拉托勘探队巡诊。途经阿图什附近时，突遭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袭击，公路被阻，人、车被困。我万分焦急，又毫无办法，只得托军分区的战友帮忙，到被困人群中仔细寻找，才使她母子俩得到妥善安置，摆脱了困境。
有一年春季，她巡诊走到三岔口附近，突然遇到沙尘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卡车被狂风掀翻，她被卡在驾驶室里动弹不得，几个人齐心协力才把她救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时隔多年之后，她再次搭便车外出巡诊，途经三岔口时，司机师傅绘声绘色地给她讲，大风曾在这里吹翻过汽车，讲得有鼻子有眼，就像他当时就在现场一样。她听后哈哈大笑，指着自己说：“被困在驾驶室里的那个女同志就是我。”
1978年，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成立不久，总政从全军十一个大军区借调十八名军事干部筹建办公机构并展开工作。这本是件好事，大家都很羡慕，但它却意味着我俩将再次两地分居。
我们被安排到王府井附近的军队招待所，抓紧编写全军新的《军事训练大纲》。每天下班后，我们就去逛商店，到天安门广场、前门大栅栏和西单等地散步。每当这时，我就常常想到她和两个儿子。她每天既要上班，又要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家庭重担全压在她一人身上，真是太辛苦了。而我远在北京，休息时常常无所事事、闲得发慌，也鞭长莫及，帮不上忙。那一段时间，她因过度劳累突发急性心肌炎，被紧急送往乌鲁木齐住院，两个儿子只得暂时由托儿所代管。我赶紧请假把他俩接回西安，托付给爷爷、奶奶照看，这才解了燃眉之急。两年后，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撤销，我又回到新疆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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