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州行者
盛世的標準是武力威懾四方，擴土開疆，人口暴增，人民衣食無憂。安居樂業，乾隆時期，1755年的平定準噶爾達瓦齊部之戰、1755至1757年的平定準噶爾阿穆爾撒納之戰、1758年的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亂、1762至1769年的清緬戰爭、1788至1789年的安南之役、1790至1792年兩次征戰廓爾喀。戰爭結果均已清軍獲勝為終，但徵緬甸是慘勝，軍事上是平手，第一次徵郭爾咯應該是敗了。通過過這些戰爭，乾隆帝將天山南北路盡數納入版圖（以前中國最多隻有天山南路），開拓疆土共190餘萬平方公里。並將安南（即越南）、緬甸，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乾竺特與拉達克等國納為附屬國。當然附屬國都是扯淡，明朝時候雲貴土司跟越南日本也是附屬國，可是，帶點土特產，就回饋大量絲綢瓷器白銀，人家不是來交易，是來看二傻子，再說經濟，因為美洲馬鈴薯跟玉米番茄，通過西班牙帶過來，大量種植，才使人口暴增，古代限制人口增長的都是因為生產力，乾隆沒做什麼，結婚因為土豆跟西紅柿畝產高，能養活更多的人，人口暴增了，說什麼盛世，再說沒有什麼天災，乾隆七下江南除了玩還查看了河務，沒有黃河長江的泛濫絕口，自然人民安居可以，日本也一樣沒有文藝復興，沒有工業革命，可是日本二戰崛起。我認為尚武的國家註定會強大起來，尚武不一定被打死，也許是打人那個，可是不尚武註定捱揍。日本戰後一片廢墟，再次崛起跟多年研發軍工底蘊分不開的。乾隆時期是不是盛世，只能說比起歐洲工業革命，所謂盛世就那麼點回事。
客觀的看歷史
從玄燁和弘曆的統治手段來看，這爺孫倆屬於典型的獨裁君主，而且極度熱衷於權力的遊戲。此外，玄燁和弘曆的文化水平很高，至少相比於明初的朱元璋和朱棣，玄燁和弘曆要更會治國，也比萬曆和崇禎更懂得如何同文人相處。不過縱然如此，要我說康乾就是生在明代當皇帝，也不會有在清代這樣的作為。
不得不說，明代的文人比清代的要皮的多，這就給皇權的高度集中帶來了阻力。文人集團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制約皇權。隨之明代皇帝給內閣放權的不斷擴大，文人在朝中的話語權也越來越重。所以每當皇帝想要獨裁，皇帝同文官的戰爭就會爆發，如果皇帝對權術的掌握不夠熟練，那麼就會把整個朝局弄成一個爛攤子。典型的代表就是萬曆和崇禎，最後君臣離心，朝局崩壞。
通過玄燁和弘曆的從政經歷來看，二人對於權力的遊戲是非常精通的，他們很會駕馭自己的大臣，尤其是乾隆，可以把手底下的臣子折磨的服服帖帖的。這種對權力的掌控，與明代的武宗和世宗的手段頗有相似之處。也就是說這已經是在高壓皇權下強大的文官集團和皇帝較為和平共存的最好模式了。
有人說直接把反對者殺了不就好了，或許一個兩個尚可，但是一旦千萬個文人一起鬧事，殺是殺不過來的，社會輿論也很重要。皇帝大都很在乎後世對自己的評價，因此一旦鬧大了，可能就是立威不成反妥協的悲催命運。
然後二人又要面對明朝制度的種種大坑，第一個是藩王制，這個是開國太祖和成祖定下的規矩，對於這項制度的大坑，後世的官員和一些帝王也有認識，奈何沒法動手，畢竟祖訓大於天。就算是換成康乾這種水平的，也會被這個制度栓死。
然後就是衛所制的大坑，這個制度經歷了幾代的糜爛，可以說是明朝的另一個無人敢碰的毒瘤，因為要是全面廢除衛所軍，就要推翻明初的戶制，然後又是會被冠以違背祖制，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此外將近二百萬的軍戶安置，也是個很大的問題，誰也不希望這些手裡有傢伙事的人變成流民危害治安。
然後就是稅收上的大坑，明代實行定額稅收，而清代則是按人口收稅，雖然康熙五十年之後皇帝下令不再多收新增人口的丁稅，但是從對鹽徵收厘金卻變相的增加了“人丁稅”，畢竟人都是要吃鹽的。只要是明代版的玄燁和弘曆能夠力排眾議改變稅收模式，至少是可以很大程度解決明政府的財政壓力，從而還能給這個王朝續命更久。
康乾還有八旗子弟的好戰尚武之風，也算是馬上皇帝，尤其是康熙，光是自己親征就好幾次。而且本人也比較有軍事眼光，屬於文武雙全型。
能改的不能改的，康乾到了明朝，自然是會被種種的條條框框所限制，但是其個人的光輝也不會說都被蓋住，要是評價，也能得個開明君主的封號吧。
火器工坊
實際上，康熙和乾隆之所以能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實際上和整個清代歷史大環境是分不開的。清代康乾盛世時期的歷史大環境可以簡單的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君臣齊心。雖然政治鬥爭一直是官場的主旋律，但是清代的整個歷史大環境雖然少不了政治鬥爭，但是君臣團結、為了共同的目標使勁仍然是比較多的。
清初滿漢大臣雖然也有爭鬥，但是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推動清朝入關，而且為了這個目標大家可以把所有的矛盾先放下，等這個目標實現了再鬥。康乾盛世期間康熙和乾隆這對爺孫倆都是調和政治矛盾的好手，因為只有把內部鬥爭的烈度降到最低，才能保證資源的合理運用，從而不造成資源的浪費。也正因如此康乾盛世期間清朝才能積累大量的財富，甚至到了乾隆年間，清朝可以一邊拿著國庫存銀開疆拓土，一邊大興土木修建皇家工程和公共工程，一邊大把的蠲免賦稅。而且據不完全統計，這爺孫倆至少蠲免賦稅三億兩白銀。
即便是到了清末，朝堂上各個派系的共同目標也都是一致，那就是求富求強，雖然觀念不同難免相互傾軋，但是實際執政者慈禧卻能將各派矛盾儘可能降低，從而維持政治穩定。
第二、清代知識分子總體比較務實。這主要是清初知識分子總結明朝興亡的教訓之後，認為明朝學風浮誇，而且以學術追求名利，因此提出學術應當經世致用，其中代表人物就是黃宗羲、顧炎武等明朝遺民，也正因如此，清代學術研究也更為務實。也難怪梁啟超和胡適都認為，清朝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
與此同時，清朝高層對於學術研究也是不干涉的態度，只要部鼓吹反清就可以了。比如清代學術界的漢宋之爭清朝官方就不介入，而且清朝對於知識分子一些離經叛道的學術觀點，也基本上是包容的，比如清代的戴震，為漢學和宋學所不容，稱之為人可戮而書可焚，但是他並沒有唄朝廷迫害，反而被授予了同進士的身份，他去世的時候乾隆也異常悲痛：還有主張解放婦女的袁枚，以及批判君主專制的崔述，都沒有被朝廷迫害，反而名震一時。
第三、清代皇帝基本素質還不錯。清朝和明朝同樣都是君主專制王朝，君主專制王朝家國一體，也就是朕即國家，伏爾泰就曾經說過，中國的皇帝是一國的君父，也就是把整個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皇帝是家長。所以，作為家長必然會按照古典中國的道德制度來進行自我約束，並按照自然法來管理國家。所以，古典中國對皇帝的要求除了勤政這個基本職業素養之外，再就是要求君主必須有出眾的個人能力。康熙和乾隆就是職業素養高且個人能力出眾的君主。
所以，清朝的君主們基本上都做到了儒家的道德標準對君主的要求，所以清朝皇帝都比較勤政，大事小情事必躬親，尤其是康雍乾三代帝王再常朝之外基本上做到了每日都有朝會，也就是叫起，我想清朝的大臣們肯定是最累的，畢竟皇帝也累，要不然雍正怎麼累死了。而且魁奈還說中國的道德和習慣法可以有效防止君主作惡，這句話和放屁差不多，因為中國歷史上君主作惡的齷齪事多了去了，遠的不說，就明朝來說基本上每個皇帝屁股底下都不乾淨，比如說有喜歡玩真人秀的，有喜歡玩大齡熟女的，有喜歡當木匠的，有喜歡當道士的，還有喜歡玩SM的，可謂是三百六十行幹哪行，就是當皇帝不行。
清朝皇帝之所以願意按照古之聖君的標準自我約束，主要是出於對自己少數民族出身的敏感性，或者說是危機意識，擔心漢人打著華夷之辨的旗號造反，所以儘可能的按照儒家道德標準來進行自我約束。但是，清朝皇帝這種行為恰恰是對國家負責的體現，不管是勤政還是以道德自我約束。
第四、少數民族輸血。我比較認同輸血論，按照內藤湖南的說法，就是每當漢族人陷入文明病當中，就有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給漢族輸入樸素主義精神。
當然，這句話如果展開說，就是傳統的小農經濟以及儒家思想讓古典中國日趨保守封閉，從而喪失了進取精神，這其實也是歷史大勢，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歷史就是這個走向，所以你可以發現漢朝之後但凡是有聲有色的大一統王朝無一不帶有少數民族血統，比如說唐朝出自鮮卑的關隴軍事貴族，援朝和清朝更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同時你也可以發現夾在中間的兩宋和明朝則是日趨保守，明朝更是達到了保守的極致。
清朝正是憑藉滿洲人尚未泯滅的進取精神以及武德，才能開創延續百年的康乾盛世，這也是古典中國最後的輝煌，因為清朝已經把小農經濟的生產力發揮到了極致。而正因如此，清朝才能在其鼎盛時期大規模開疆拓土，使得帝國版圖擴張至1300多萬平方公里，清史權威戴逸都說了，如果沒有清朝奠定今日版圖之基礎，那麼中國在近代不僅無法應對列強的衝擊，甚至會分崩離析。
而明朝是什麼歷史背景，是皇權恣意妄為，是極端封閉保守，是文化趨於沒落，是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大農村。再者，明朝皇室也沒有清朝皇室那麼嚴格的皇家教育，所以就在這個大背景下下把康熙和乾隆放在明朝也不可能有所作為。
因此正如我開頭所說，是清朝的歷史大環境成就了康熙和乾隆。
全文完
北洋海軍炮手
這種問題是為了完成任務麼？
小金學歷史
假如康熙乾隆在明朝的話會使明朝更加繁榮昌盛，康熙乾隆是清朝的一代明君，但是由於清朝後期的腐敗最終使大清帝國到了割地賠款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