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梧桐路HT
文明傳承的歷史長度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者關注的重要指標，也是我們在討論文明發展史時著重探究的一個熱點話題。
一直以來，我們常常為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積澱過程中所形成的、博大精深而又豐富多樣的深厚文明底蘊和文化魅力所折服，自然也就對其五千餘年的發展歷史保持著篤信不疑的態度。
但是，最近一項新的研究重新激發了關於華夏之源的時代性激辯——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孫衛東，對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看法——“中華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
這一說法的出現，無疑地在社會上和學術界都引起了軒然大波，隨後社會各界人士對此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最終形成了眾說紛紜的混亂局面。
當然在筆者看來，這種“埃夏論”的說法真正算得上是漏洞百出，實屬無稽之談，今天便與各位共同探討一下孫教授在該研究中的認知錯誤性。
殷商青銅器與古埃及青銅器之間的聯繫，據孫教授出品的觀點，他在對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和古埃及青銅器進行對比研究的過程中發現，這兩者的放射性特性契合度奇高，而該類型的青銅原料與中國中原地區本土礦石的相似性很低，只在雲南邊陲地區有礦產分佈。
但同時他也指出了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這種長距離的原料運輸基本不可能實現。在進行一系列的研究之後，他根據前面的發現提出了大膽的猜想：
中國殷商時代的青銅冶煉與鍛造技術是通過所謂的史前絲綢之路傳入到中國的，而那些傳播者的來源則應該是西亞的喜克索斯人。
起因是在公元前17至16世紀，喜克索斯人成功地統治了埃及北方的一部分地區，但最終被當地的土著群落所驅逐，在逃逸過程中將青銅器等技術傳播到了其它地區，可能恰巧有一部分喜克索斯人因此到達了中國。
乍一看起來，這種說法貌似有板有眼，頗具說服力，但實際上是經不起推敲的——既然連從雲南運往中原地區都如此艱難，那又怎麼可能將青銅這種重物搬遷數千千米到達中國來呢？
首先，就目前出土的文物來看，的確是在殷商時期青銅器才開始出現，而之前的所有時期都只發現陶器和原始瓷器。
然而，這還不足以說明青銅技術是從外部傳入的，考慮到當時的社會大環境與時代背景，由於國家強橫的軍事實力以及吸收了外來民族的融入，殷商的人口和土地都發生了較大規模的增長，容易得知殷商時期的奴隸制農業生產相比之前有了相當的進步，已經充分具備了改進生產工具的生產力基礎和需要，所以青銅冶造技術的發明絕非偶然。
目前的現代考古學研究證明了，最早的青銅器製造的確不屬於中國，而是在約公元四五千年前的中東地區兩河流域附近（伊朗南部一帶），但僅憑這一點還遠遠不能得出結論中國的青銅器自外部傳入的，更不能憑藉所謂的青銅成分與本土礦產不匹配來說明殷商時期的青銅器與埃及青銅器同宗同源。
況且，按照當時的運輸條件和承受能力，人口流動攜帶的物件極其有限，且主要應該是以貴金屬和技術流通為主，不存在大件青銅器超遠距離運輸的能力。
所以，兩地青銅器的相似性應該是偶然發生的，並不存在實質上的直接聯繫，很難有從古埃及遷徙至黃河流域的可能。
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記》對於夏朝撲朔迷離的記載，孫衛東發現，在這樣一部接近權威的歷史類鴻章鉅著中，《史記》相對詳細地描述了夏商周乃至三皇五帝時期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與傳說，其中便有對夏朝“大禹治水”事件的敘述：“堯舜時，九河不治，洪水氾濫……後舜用禹治水，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勢利導，十三年終克水患。”
孫教授解釋說，中國域內並無自南向北流的大河，而原文中的“通九道”與古埃及尼羅河的河床分佈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所以他認為這裡大禹所治之水，實際上可能是埃及尼羅河。
姑且拋開他對文言文的解釋是否失當的問題不論，也暫時不談漫長曆史發展過程中大概率出現的河流改道問題，單是就現在的水系脈絡來看，臨近中原地區的黃河“幾”字形左邊流向正是自南而北無疑。再說甲骨文中缺乏對如何推翻夏朝這種重要的大型戰役描寫，此事的確存在著許多疑點，但筆者猜測可能跟某些政治隱秘有關，因而被類似於“焚書”之類的原因所銷燬。
總之，孫教授解釋的這些原因都缺乏足夠可信度，更多的大概傾向於其主觀層面的臆測，不足以成為所謂“埃夏論”的理論支撐。
由此可見，孫衛東的“中華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言論存在著很多的認知謬誤和史料欠缺，並無資格成為關於華夏文明起源的新論題。
至於其為何冒失地公然發表這樣言論，大概是想借此機會炒作一番自己的名氣，體現了帶有功利性質的對學術研究不負責任的態度。
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家李雲坤（音譯）指出：“歷史研究和民族主義兩者之間的本質的關聯，未必意味著民族主義對歷史研究存在固有地破壞。”
對於類似孫衛東這種的新奇觀點，我們歷史愛好者與研究者應該在謹慎審辨的基礎上，葆有充分的耐心和愛國熱情，相信自己民族的優越性和創造力，科學嚴謹地學習。
歷來現實
《山海經》所說的崑崙就是指埃及。
這是明朝給日本使團的世界地圖。
股海問鼎
中國上古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潛在關係，真不是隨便胡說的，考古界真的存在這種風向。只是還不敢說得太肯定而已。
當前故宮博物院展出的良渚文明展，就半遮半掩地放出來一個。都是本人拍攝的，照片如下：
問題是，都是“鳥站高臺”的符號。一定是良渚文明從古埃及學來的嗎？
良渚文明可是5200-4200年前，一大半時間已經早於古埃及的古王國時期了（4700-4200年前）。良渚文明的上限，只比古埃及第一王朝晚一百年而已，還比開始造金字塔的第三王朝早500年之多。
所以說，什麼中華文明源於古埃及的假說，從時間上就不成立。一個原因：古埃及時間太晚了，根本不配當源頭。
陶式防務評論
個人認為，人類文明起源於中東地區，中華文明也不例外。有幾個漢字為證，所謂“倉頡造字，洩露天機”。一個字是“船”，這個字由一個舟一個八一個口組成，聖經記載諾亞方舟的故事，諾亞方舟裡面就是諾亞兩口子還有他們的3個兒子及媳婦共8口人，顯明“舟、八、口”；第二個字是倉頡造的“魔”，聖經裡面記載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被蛇（魔鬼）引誘偷吃禁果，“魔”字由“廣林鬼”組成，其中“林”代表兩棵樹（生命樹和善惡樹），“鬼”代表引誘亞當夏娃的魔鬼，意及在“廣（上帝掌管下設的伊甸園）裡面，有兩棵樹，亞當夏娃被魔鬼引誘偷吃了其中一顆樹上的禁果”；第三個字是“禁”，有兩棵樹，有指示，都是由亞當夏娃故事帶來的。查看字典，還有很多字，都能夠說明倉頡在造字的時候依據了當時沒有文字記載而口傳的故事。由此推斷，我們的文明來源於中東地區。
暫居地球7
中科大孫教授是基於青銅器的放射性元素，從科研角度來判斷古埃及和中華文明的關係。夏王朝至今為止，沒有確切的依據，來證明它的存在，很多學者推測，夏王朝和古埃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就是古埃及的一個王朝。人類的遷徙史，從非洲，到歐洲，西亞，最後到東亞 。三星堆的文物，不得不讓人懷疑中國古文明與古埃及文明的關係。三海經據說也有北美學者，在北美大陸找到了其上描述的山川大河，而這些山川大河，在古中國找不到契合點。有些人，從民族自尊的角度，不承認古中國文明與古埃及文明有可能的關係，是狹隘的，人類的文明，是有傳承的，這一點不可否認。
雲捲雲舒58044455
如果你讀完這篇古埃及五千年前的勸學篇，你一定覺得似曾相識，簡直就像你小的時候父母勸你上學的翻版。
新月陌荻
人類起源於非洲是共識，人類文明究竟起源於哪裡，國內爭論很大，但國際基本已經達成共識，就是文明起源於非洲，很多反對文明起源於非洲的人更多的是民粹主義思想作祟，從最初的中華中心論發展到現在的中國獨特論，並不能拿出更多的證據！其實文明最初就是一粒種子，掉在某地，最後遍地開花，今天結果是非洲，某一天也許研究出是從外星，只要從事實出發，在哪裡都不會影響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
蕪湖小蚊子
我們國家學術研究歷來提倡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作為純學術問題，孫衛東教授提出的中華文明起源於古埃及的猜想我覺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爭論的必要性，不要進行人身攻擊。我也不同意孫教授的觀點理由有二，一是殷商青銅器的成份與古埃及相同或相近，這個理由很勉強，青銅器是由銅礦石冶煉而來，全世界不同地區銅礦石成份相同或相近我覺得很正常，況且冶煉中為了改變純銅製品質地偏軟，硬度偏小的缺點要加一些鉛、鎳、錫等微量元素，這些都是古人經過長期實踐得出的通用方法。二是如果中華文明起源於古埃及，那為什麼中國一座金字塔也沒有？為什麼中國沒有石材製作的大宮殿？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沒有將文字刻在石頭上，而是刻在甲骨上？
切磋琢磨5
如果他能說清楚河圖和洛書的準確起源時間，我就相信他的說辭。最近的河圖洛書考證是九千至一萬年之前，真實情況還要更早，有說二萬年前，古埃及二萬年前在哪裡呢？
黎鳳果1
要注意一些人，特別是有著高等教育背景，或者在某些領域有影響力的人，他們可以是專家學者，但是，他們早已被西方反華集團加以收買，成為了隱藏在中國內部的毒瘤。他們利用自身的社會關係影響力，以逐漸滲透的方式，來打擊中華文明，打擊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流傳下來的優秀文化，尤其對青少年的毒害更大。以偷換概念，轉移話題，對西方的生活只說好而避談惡，讓國人喪失自身不間斷文明的傳統，懷疑自己祖國的各方面的優秀成果，失去了判斷力，從而淪為西方文化的傀儡。從此，意圖讓中華文明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