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梧桐路HT
文明传承的历史长度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指标，也是我们在讨论文明发展史时着重探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一直以来，我们常常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博大精深而又丰富多样的深厚文明底蕴和文化魅力所折服，自然也就对其五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保持着笃信不疑的态度。
但是，最近一项新的研究重新激发了关于华夏之源的时代性激辩——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孙卫东，对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看法——“中华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
这一说法的出现，无疑地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社会各界人士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终形成了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
当然在笔者看来，这种“埃夏论”的说法真正算得上是漏洞百出，实属无稽之谈，今天便与各位共同探讨一下孙教授在该研究中的认知错误性。
殷商青铜器与古埃及青铜器之间的联系，据孙教授出品的观点，他在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和古埃及青铜器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两者的放射性特性契合度奇高，而该类型的青铜原料与中国中原地区本土矿石的相似性很低，只在云南边陲地区有矿产分布。
但同时他也指出了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这种长距离的原料运输基本不可能实现。在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之后，他根据前面的发现提出了大胆的猜想：
中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冶炼与锻造技术是通过所谓的史前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的，而那些传播者的来源则应该是西亚的喜克索斯人。
起因是在公元前17至16世纪，喜克索斯人成功地统治了埃及北方的一部分地区，但最终被当地的土著群落所驱逐，在逃逸过程中将青铜器等技术传播到了其它地区，可能恰巧有一部分喜克索斯人因此到达了中国。
乍一看起来，这种说法貌似有板有眼，颇具说服力，但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既然连从云南运往中原地区都如此艰难，那又怎么可能将青铜这种重物搬迁数千千米到达中国来呢？
首先，就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的确是在殷商时期青铜器才开始出现，而之前的所有时期都只发现陶器和原始瓷器。
然而，这还不足以说明青铜技术是从外部传入的，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与时代背景，由于国家强横的军事实力以及吸收了外来民族的融入，殷商的人口和土地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增长，容易得知殷商时期的奴隶制农业生产相比之前有了相当的进步，已经充分具备了改进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基础和需要，所以青铜冶造技术的发明绝非偶然。
目前的现代考古学研究证明了，最早的青铜器制造的确不属于中国，而是在约公元四五千年前的中东地区两河流域附近（伊朗南部一带），但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能得出结论中国的青铜器自外部传入的，更不能凭借所谓的青铜成分与本土矿产不匹配来说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与埃及青铜器同宗同源。
况且，按照当时的运输条件和承受能力，人口流动携带的物件极其有限，且主要应该是以贵金属和技术流通为主，不存在大件青铜器超远距离运输的能力。
所以，两地青铜器的相似性应该是偶然发生的，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直接联系，很难有从古埃及迁徙至黄河流域的可能。
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对于夏朝扑朔迷离的记载，孙卫东发现，在这样一部接近权威的历史类鸿章巨著中，《史记》相对详细地描述了夏商周乃至三皇五帝时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与传说，其中便有对夏朝“大禹治水”事件的叙述：“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患。”
孙教授解释说，中国域内并无自南向北流的大河，而原文中的“通九道”与古埃及尼罗河的河床分布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所以他认为这里大禹所治之水，实际上可能是埃及尼罗河。
姑且抛开他对文言文的解释是否失当的问题不论，也暂时不谈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大概率出现的河流改道问题，单是就现在的水系脉络来看，临近中原地区的黄河“几”字形左边流向正是自南而北无疑。再说甲骨文中缺乏对如何推翻夏朝这种重要的大型战役描写，此事的确存在着许多疑点，但笔者猜测可能跟某些政治隐秘有关，因而被类似于“焚书”之类的原因所销毁。
总之，孙教授解释的这些原因都缺乏足够可信度，更多的大概倾向于其主观层面的臆测，不足以成为所谓“埃夏论”的理论支撑。
由此可见，孙卫东的“中华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言论存在着很多的认知谬误和史料欠缺，并无资格成为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新论题。
至于其为何冒失地公然发表这样言论，大概是想借此机会炒作一番自己的名气，体现了带有功利性质的对学术研究不负责任的态度。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李云坤（音译）指出：“历史研究和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本质的关联，未必意味着民族主义对历史研究存在固有地破坏。”
对于类似孙卫东这种的新奇观点，我们历史爱好者与研究者应该在谨慎审辨的基础上，葆有充分的耐心和爱国热情，相信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和创造力，科学严谨地学习。
历来现实
《山海经》所说的昆仑就是指埃及。
这是明朝给日本使团的世界地图。
股海问鼎
中国上古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潜在关系，真不是随便胡说的，考古界真的存在这种风向。只是还不敢说得太肯定而已。
当前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良渚文明展，就半遮半掩地放出来一个。都是本人拍摄的，照片如下：
问题是，都是“鸟站高台”的符号。一定是良渚文明从古埃及学来的吗？
良渚文明可是5200-4200年前，一大半时间已经早于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了（4700-4200年前）。良渚文明的上限，只比古埃及第一王朝晚一百年而已，还比开始造金字塔的第三王朝早500年之多。
所以说，什么中华文明源于古埃及的假说，从时间上就不成立。一个原因：古埃及时间太晚了，根本不配当源头。
陶式防务评论
个人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东地区，中华文明也不例外。有几个汉字为证，所谓“仓颉造字，泄露天机”。一个字是“船”，这个字由一个舟一个八一个口组成，圣经记载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方舟里面就是诺亚两口子还有他们的3个儿子及媳妇共8口人，显明“舟、八、口”；第二个字是仓颉造的“魔”，圣经里面记载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被蛇（魔鬼）引诱偷吃禁果，“魔”字由“广林鬼”组成，其中“林”代表两棵树（生命树和善恶树），“鬼”代表引诱亚当夏娃的魔鬼，意及在“广（上帝掌管下设的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偷吃了其中一颗树上的禁果”；第三个字是“禁”，有两棵树，有指示，都是由亚当夏娃故事带来的。查看字典，还有很多字，都能够说明仓颉在造字的时候依据了当时没有文字记载而口传的故事。由此推断，我们的文明来源于中东地区。
暂居地球7
中科大孙教授是基于青铜器的放射性元素，从科研角度来判断古埃及和中华文明的关系。夏王朝至今为止，没有确切的依据，来证明它的存在，很多学者推测，夏王朝和古埃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就是古埃及的一个王朝。人类的迁徙史，从非洲，到欧洲，西亚，最后到东亚 。三星堆的文物，不得不让人怀疑中国古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关系。三海经据说也有北美学者，在北美大陆找到了其上描述的山川大河，而这些山川大河，在古中国找不到契合点。有些人，从民族自尊的角度，不承认古中国文明与古埃及文明有可能的关系，是狭隘的，人类的文明，是有传承的，这一点不可否认。
云卷云舒58044455
如果你读完这篇古埃及五千年前的劝学篇，你一定觉得似曾相识，简直就像你小的时候父母劝你上学的翻版。
新月陌荻
人类起源于非洲是共识，人类文明究竟起源于哪里，国内争论很大，但国际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就是文明起源于非洲，很多反对文明起源于非洲的人更多的是民粹主义思想作祟，从最初的中华中心论发展到现在的中国独特论，并不能拿出更多的证据！其实文明最初就是一粒种子，掉在某地，最后遍地开花，今天结果是非洲，某一天也许研究出是从外星，只要从事实出发，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
芜湖小蚊子
我们国家学术研究历来提倡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作为纯学术问题，孙卫东教授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埃及的猜想我觉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争论的必要性，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我也不同意孙教授的观点理由有二，一是殷商青铜器的成份与古埃及相同或相近，这个理由很勉强，青铜器是由铜矿石冶炼而来，全世界不同地区铜矿石成份相同或相近我觉得很正常，况且冶炼中为了改变纯铜制品质地偏软，硬度偏小的缺点要加一些铅、镍、锡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古人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通用方法。二是如果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埃及，那为什么中国一座金字塔也没有？为什么中国没有石材制作的大宫殿？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没有将文字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甲骨上？
切磋琢磨5
如果他能说清楚河图和洛书的准确起源时间，我就相信他的说辞。最近的河图洛书考证是九千至一万年之前，真实情况还要更早，有说二万年前，古埃及二万年前在哪里呢？
黎凤果1
要注意一些人，特别是有着高等教育背景，或者在某些领域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可以是专家学者，但是，他们早已被西方反华集团加以收买，成为了隐藏在中国内部的毒瘤。他们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影响力，以逐渐渗透的方式，来打击中华文明，打击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尤其对青少年的毒害更大。以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对西方的生活只说好而避谈恶，让国人丧失自身不间断文明的传统，怀疑自己祖国的各方面的优秀成果，失去了判断力，从而沦为西方文化的傀儡。从此，意图让中华文明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