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菸圈裡捉迷藏。推開窗，雨滴在窗外的樹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腳步，從葉瓣上滑落。扭開收音機，忽然傳來上帝的聲音。我知道我應該出去走走了。”
1962年，44歲的劉以鬯（chàng）寫下成名作《酒徒》的開頭。《酒徒》從此開創了香港文學意識流小說的先河，這部作品也讓劉以鬯聲名鵲起。
1918年12月7日，劉以鬯生於上海，原名劉同繹，畢生與報業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劉以鬯的創作期超逾80年，留下數千萬字的作品。
花樣年華劇照
2000年，82歲高齡的劉以鬯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代表小說《對倒》。這部小說，正是張曼玉、梁朝偉主演的《花樣年華》的素材。《花樣年華》裡引述小說《對倒》的三段文字，片末“特別鳴謝劉以鬯先生”一段醒目文字，讓新一代觀眾與讀者在2000年重新認識這位作家。
王家衛直接採用《對倒》裡漂亮的句子，梁朝偉在大熒幕上扮演周慕雲，人們在大熒幕上看見了小說裡的迷人意象和句子：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看到的種種，也是模模糊糊的。”
沒出路的感情轉眼成空，影片尾聲，梁朝偉去了遙遠的吳哥窟，對著樹洞訴說無可告人的故事。
《對倒》裡的花樣年華
《對倒》的設想來自於小說家集郵的興趣。對倒是郵票學詞彙，指的是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小說以雙線結構進行，猶如對倒郵票。中年男子淳于白與少女亞杏相遇，是城市裡常見的人際關係──擦身而過，人與人偶然交會旋即分離，帶著各自的心事走進未來。
淳于白與亞杏彼此打量對方，其交集不過是一場電影的時間。他們都懷抱強烈的孤寂，各自承受經濟與慾望的重量，不同的是，淳于白揹負著回憶討生活，亞杏則活在自己的的想像裡。
《對倒》裡的的香港，人口四百萬，許多舊樓已成摩天大廈。當年長江以北戰火延燒，淳于白歷經時局動盪與金圓券狂潮。
少女亞杏一直幻想能中馬票，快活過日子，穿漂亮衣服，引起男人的注意。劉以鬯的筆墨對位精準，往往正反相成，當亞杏“脫去衣服，站在鏡前，睜大眼睛細看鏡子裡的自己”，淳于白正好在“凝視鏡子裡的自己，想起了年輕的事情。”
鏡像內外，真假虛實交錯，小說折射出的真實是：但為金錢故，港人自我異化、物化，搶案發生時善於袖手旁觀，他們懷著投機心理炒股炒樓、賭狗賽馬，證明了每一種活法各有不幸。
小說結尾安排兩隻麻雀同時飛起，一隻向東，一隻向西，象徵意味濃厚。大千世界充滿無盡的對倒，不管怎麼選擇，人生的底色充滿遺憾、無奈與哀傷。
《酒徒》與《2046》
王家衛拍《2046》引述《酒徒》裡的警句：“所有記憶都是潮溼的。”
鏡頭接到黃色街燈特寫，斜斜的雨水打落，這樣，文字就不僅是抽離了小說敘事脈絡的文字，也成了電影的主調詩意。
鞏俐在電影中飾演的蘇麗珍佔戲不多，在周慕雲心中大概只是失落但美好愛情的代替品，但第二段文字也是與她連結，周慕雲叫她一起離開新加坡，字幕打上：
“一若牡丹盛開/她站起身/走了/留下既非‘是’又非‘否’的答案”。
最後一段文字則在劇終出現，與電影中的2046列車相符，也最有總結意味：
“他一直沒有回頭/他彷彿坐上一串很長很長的列車/在茫茫夜色中開往朦朧的未來”。
梁朝偉飾演的作家，與小說裡的酒徒相似，以寫作支撐現實，靠買醉逃避現實。意識流小說容易淪為喃喃自語，讓讀者在紛亂的情緒枝節裡迷路。 《酒徒》輕易地避免這些缺陷，在看似散漫實則苦心經營的手記結構下，直接讓酒徒的感覺說話，而且說得層次分明。中年男性的苦悶，和金錢、情慾脫不了關係。小說家敏銳的感官直覺遇取了城市經驗，在作品中表達了自己對城市生活的意見或預言。
《酒徒》被譽為中文世界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劉以鬯下筆清醒冷靜且帶有詩意：“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菸圈裡捉迷藏。推開窗，雨滴在窗外的樹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腳步，從葉瓣上滑落。扭開收音機，忽然傳來上帝的聲音。”
“現實是世界上最醜惡的東西 ”，於是酒徒必須藉助酒精，進入一個非理性的世界。劉以鬯著眼於角色的心理狀態，刻劃一位鬻文為生的男性作家（也許是自我投射），行文不忘捍衛自身的文學觀：“詩是一面鏡子，一面蘊藏在內心的鏡子。它所反映的外在世界並不等於外在世界。這種情形猶之每一首詩旨含有音樂的成分，卻並不等於音樂。”
男主角在追尋理想和自甘墮落之間往復擺盪，往往只需一杯酒的代價就輕易出賣了靈魂。就算典當鋼筆買酒喝，亦是在所不惜。酒徒與朋友麥荷門不斷辯論：從事純文學創作在商業市場裡究竟有沒有前途？寫作者該不該向現實低頭？
現實中的劉以鬯：寫稿與吃飯，就是最好的花樣年華
現實裡的劉以鬯，從小就是上海英租界裡的翩翩少爺。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翻譯官，哥哥則是宋美齡的英文機要秘書。
他小學二年級八歲時候已經喜歡作文，因為中文寫作好，由老師推薦跳升至五年級。也因為經常走去法租界流連，看見白俄女人迫於生活當妓女，十七歲便創作了第一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為他出版的編輯是鐘楚紅家翁（朱家鼎父親朱旭華）。
作家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厚度，一頁一頁，一年一年。所以他很明白，要培養作家，靠的都是作家自己。
“這個不需要鼓勵的，最重要是他自己對文學有沒有興趣，如果有充份興趣，他自己會跟著文學方向去調整。”
讀者看他的人生有電影感，寫的小說有電影感，總有原因。
”我年紀很小已喜愛看電影，上海大光明戲院第一天播新片我就去看。大光明、南京大戲院播的都是英文電影，我未必瞭解，但我就是喜歡看。” 多年前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劉以鬯這樣說。
父親在抗戰中死去，留下遺產。抗戰勝利以後，劉以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創立懷正文化社出版文學書籍。在聖約翰大學主修哲學及政治，上海高級文化人，日間在國際飯店拿一張臺下午茶，要出書的文人，就來這裡找他。晚上麗都夜總會吃飯跳舞，為《不了情》作詞的導演陶秦，也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當時是夜總會經理，因為借了劉以鬯一筆錢，最終以免費款待還債。日間是文化，夜裡也是文化，由始至終都喜愛文學與郵票，劉以鬯一生能駕馭的，只有一支筆。
因為戰爭，1948年，期待為國內書籍開拓海外市場的劉以鬯來到了香港。起初，因為堂姐在灣仔居住，他也租住了一個酒店房間。後來，在廟街佐敦附近建立出版社。然而，不善經商的文人，最終千金散去，帶來的美金都花光了。
那段時間，寫稿是劉以鬯謀生的手段。
而真正有天份的作家，寫稿是天生本能。
“我當時只有一支筆和幾張稿紙，寫了一篇一千字的稿，寄去《星島晚報》。第一篇就成功了，可以拿到十元八塊的稿費，用一半，已經三餐溫飽。那時候，三毫子一碗雲吞麵，寫一千字稿子，就寫出三十碗雲吞麵。“
1952年，劉以鬯曾在新加坡擔任《益世報》副刊主編，然而報紙卻在4個月內停刊。在1952年至1957年的6年，劉以鬯曾在新馬近10家報紙和小報工作，見證了五十年代新加坡小報的興衰。
1956年，劉以鬯在金陵旅店邂逅從香港來新加坡表演的舞者羅佩雲，與她相戀，並在1957年回港與她結婚，白頭偕老至今。
”60至70年代最高產時候，一天為13間報館另加定期與不定期的雜誌稿約寫稿。報紙每稿約1000字計，每天13000字，一年總超過360萬字了。當時每間報館每月稿費在300元上下，月入3000元至4000元，一年下來，怕已經能賺到50年代一層樓的價值。
劉以鬯夫婦最終在70年代末，以十多萬元一次過付款方式購入位於太古的六百呎實用面積單位，居住至今。
一張報紙寫一個故事，順利的話，寫一千字的連載小說，最快半小時可以完成。有時想故事的時間都沒有，夫妻一邊度橋，一邊吃飯。 “晚上他回報館做副刊編務，我在家裡擬好故事大綱，兩個人才能安心一起在外面吃晚飯，回家後，又再寫稿。” 寫了半世紀的稿，右手食指起了厚厚的繭，要戴一隻手指套保護。
他捱過辛勞，但從來沒有捱過窮。天天寫快稿，辛勞像農夫。想到香港曾經有這樣一塊文化土壤，讓兩口子天天合力在家 “耕作”，可謂奇妙。不知是環境成就了劉以鬯，還是劉以鬯成就了那時的環境。
寫稿人寫盡人生，太知道世事無常，所以，有稿約邀請，不敢不寫。 《銀燈日報》約稿，《明燈日報》也約，於是《新燈日報》不可獨無，所以最終就有趕寫十多間報館文章的情況。喜歡的寫，不喜歡的也寫，有記者曾問劉老，寫作痛苦嗎？
“我覺得應該做，我住在五洲大廈（60年代在那裡寫下《酒徒》），每朝起身寫至英女皇出現。所有事她（劉太）做，稿我一個人寫，假如寫得順利，寫得快，13間報館寫完，就租白牌車去送稿，然後到海運大廈吃飯，這已經是我最開心的生活。”
雖然忙碌並堅信，但是這對報館作家夫婦一直過著中產的生活，半島下午茶、中環希爾頓酒店開幕後吃十多元一份自助餐，都是普通事情。
寫稿與吃飯，就是兩口子最快樂的花樣年華。
“酒不是好東西，應該戒絕。——我想。翻個身，臉頰感到一陣冷涔，原來我已經流過淚了。我的淚水也含有五百六十三分之九的酒精。這是很有趣的事情。酒精本身就是那樣有趣的。只有酒醉時，世界就有趣了。沒有錢買酒時，現實是醜惡的。香港這個地方，解下佩刀沽酒的朋友不多。”
——《酒徒》
劉以鬯的小說，處處是香港，而且是摩登的香港。一九八五年一月《香港文學》月刊創立，他出任總編輯，退下報壇，全心全意搞文學出版。據劉太說，月刊資金來自中新社，目的是辦一本不分派別的香港文學雜誌。他月前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領受獎項時，全體與會者起立致意。
劉以鬯後期已經不再執筆寫稿。每天逍遙跟妻子或友好在外用餐，閒遊商場，看見漂亮明信片便高興。
最輕的筆、最重的擔子，卸下了。
少女時候就看劉以鬯報章小說的劉太，一直守在劉以鬯身旁。她比丈夫年輕十七歲，自1956到新加坡表演舞蹈時認識大作家，享受至今。結婚前，作家給她寫下十封八封情書，保存至今，她情願做唯一的讀者。
“出名的作家，自然得人歡喜。” 劉太說的是自己和丈夫，那段花樣年華的飄然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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