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应该出去走走了。”
1962年，44岁的刘以鬯（chàng）写下成名作《酒徒》的开头。《酒徒》从此开创了香港文学意识流小说的先河，这部作品也让刘以鬯声名鹊起。
1918年12月7日，刘以鬯生于上海，原名刘同绎，毕生与报业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刘以鬯的创作期超逾80年，留下数千万字的作品。
花样年华剧照
2000年，82岁高龄的刘以鬯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代表小说《对倒》。这部小说，正是张曼玉、梁朝伟主演的《花样年华》的素材。《花样年华》里引述小说《对倒》的三段文字，片末“特别鸣谢刘以鬯先生”一段醒目文字，让新一代观众与读者在2000年重新认识这位作家。
王家卫直接采用《对倒》里漂亮的句子，梁朝伟在大荧幕上扮演周慕云，人们在大荧幕上看见了小说里的迷人意象和句子：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
没出路的感情转眼成空，影片尾声，梁朝伟去了遥远的吴哥窟，对着树洞诉说无可告人的故事。
《对倒》里的花样年华
《对倒》的设想来自于小说家集邮的兴趣。对倒是邮票学词汇，指的是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小说以双线结构进行，犹如对倒邮票。中年男子淳于白与少女亚杏相遇，是城市里常见的人际关系──擦身而过，人与人偶然交会旋即分离，带着各自的心事走进未来。
淳于白与亚杏彼此打量对方，其交集不过是一场电影的时间。他们都怀抱强烈的孤寂，各自承受经济与欲望的重量，不同的是，淳于白背负着回忆讨生活，亚杏则活在自己的的想像里。
《对倒》里的的香港，人口四百万，许多旧楼已成摩天大厦。当年长江以北战火延烧，淳于白历经时局动荡与金圆券狂潮。
少女亚杏一直幻想能中马票，快活过日子，穿漂亮衣服，引起男人的注意。刘以鬯的笔墨对位精准，往往正反相成，当亚杏“脱去衣服，站在镜前，睁大眼睛细看镜子里的自己”，淳于白正好在“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想起了年轻的事情。”
镜像内外，真假虚实交错，小说折射出的真实是：但为金钱故，港人自我异化、物化，抢案发生时善于袖手旁观，他们怀着投机心理炒股炒楼、赌狗赛马，证明了每一种活法各有不幸。
小说结尾安排两只麻雀同时飞起，一只向东，一只向西，象征意味浓厚。大千世界充满无尽的对倒，不管怎么选择，人生的底色充满遗憾、无奈与哀伤。
《酒徒》与《2046》
王家卫拍《2046》引述《酒徒》里的警句：“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
镜头接到黄色街灯特写，斜斜的雨水打落，这样，文字就不仅是抽离了小说叙事脉络的文字，也成了电影的主调诗意。
巩俐在电影中饰演的苏丽珍占戏不多，在周慕云心中大概只是失落但美好爱情的代替品，但第二段文字也是与她连结，周慕云叫她一起离开新加坡，字幕打上：
“一若牡丹盛开/她站起身/走了/留下既非‘是’又非‘否’的答案”。
最后一段文字则在剧终出现，与电影中的2046列车相符，也最有总结意味：
“他一直没有回头/他仿佛坐上一串很长很长的列车/在茫茫夜色中开往朦胧的未来”。
梁朝伟饰演的作家，与小说里的酒徒相似，以写作支撑现实，靠买醉逃避现实。意识流小说容易沦为喃喃自语，让读者在纷乱的情绪枝节里迷路。 《酒徒》轻易地避免这些缺陷，在看似散漫实则苦心经营的手记结构下，直接让酒徒的感觉说话，而且说得层次分明。中年男性的苦闷，和金钱、情欲脱不了关系。小说家敏锐的感官直觉遇取了城市经验，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意见或预言。
《酒徒》被誉为中文世界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以鬯下笔清醒冷静且带有诗意：“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推开窗，雨滴在窗外的树枝上霎眼。雨，似舞蹈者的脚步，从叶瓣上滑落。扭开收音机，忽然传来上帝的声音。”
“现实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 ”，于是酒徒必须借助酒精，进入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刘以鬯着眼于角色的心理状态，刻划一位鬻文为生的男性作家（也许是自我投射），行文不忘捍卫自身的文学观：“诗是一面镜子，一面蕴藏在内心的镜子。它所反映的外在世界并不等于外在世界。这种情形犹之每一首诗旨含有音乐的成分，却并不等于音乐。”
男主角在追寻理想和自甘堕落之间往复摆荡，往往只需一杯酒的代价就轻易出卖了灵魂。就算典当钢笔买酒喝，亦是在所不惜。酒徒与朋友麦荷门不断辩论：从事纯文学创作在商业市场里究竟有没有前途？写作者该不该向现实低头？
现实中的刘以鬯：写稿与吃饭，就是最好的花样年华
现实里的刘以鬯，从小就是上海英租界里的翩翩少爷。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批英文翻译官，哥哥则是宋美龄的英文机要秘书。
他小学二年级八岁时候已经喜欢作文，因为中文写作好，由老师推荐跳升至五年级。也因为经常走去法租界流连，看见白俄女人迫于生活当妓女，十七岁便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为他出版的编辑是钟楚红家翁（朱家鼎父亲朱旭华）。
作家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厚度，一页一页，一年一年。所以他很明白，要培养作家，靠的都是作家自己。
“这个不需要鼓励的，最重要是他自己对文学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充份兴趣，他自己会跟着文学方向去调整。”
读者看他的人生有电影感，写的小说有电影感，总有原因。
”我年纪很小已喜爱看电影，上海大光明戏院第一天播新片我就去看。大光明、南京大戏院播的都是英文电影，我未必了解，但我就是喜欢看。” 多年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刘以鬯这样说。
父亲在抗战中死去，留下遗产。抗战胜利以后，刘以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创立怀正文化社出版文学书籍。在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及政治，上海高级文化人，日间在国际饭店拿一张台下午茶，要出书的文人，就来这里找他。晚上丽都夜总会吃饭跳舞，为《不了情》作词的导演陶秦，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当时是夜总会经理，因为借了刘以鬯一笔钱，最终以免费款待还债。日间是文化，夜里也是文化，由始至终都喜爱文学与邮票，刘以鬯一生能驾驭的，只有一支笔。
因为战争，1948年，期待为国内书籍开拓海外市场的刘以鬯来到了香港。起初，因为堂姐在湾仔居住，他也租住了一个酒店房间。后来，在庙街佐敦附近建立出版社。然而，不善经商的文人，最终千金散去，带来的美金都花光了。
那段时间，写稿是刘以鬯谋生的手段。
而真正有天份的作家，写稿是天生本能。
“我当时只有一支笔和几张稿纸，写了一篇一千字的稿，寄去《星岛晚报》。第一篇就成功了，可以拿到十元八块的稿费，用一半，已经三餐温饱。那时候，三毫子一碗云吞面，写一千字稿子，就写出三十碗云吞面。“
1952年，刘以鬯曾在新加坡担任《益世报》副刊主编，然而报纸却在4个月内停刊。在1952年至1957年的6年，刘以鬯曾在新马近10家报纸和小报工作，见证了五十年代新加坡小报的兴衰。
1956年，刘以鬯在金陵旅店邂逅从香港来新加坡表演的舞者罗佩云，与她相恋，并在1957年回港与她结婚，白头偕老至今。
”60至70年代最高产时候，一天为13间报馆另加定期与不定期的杂志稿约写稿。报纸每稿约1000字计，每天13000字，一年总超过360万字了。当时每间报馆每月稿费在300元上下，月入3000元至4000元，一年下来，怕已经能赚到50年代一层楼的价值。
刘以鬯夫妇最终在70年代末，以十多万元一次过付款方式购入位于太古的六百呎实用面积单位，居住至今。
一张报纸写一个故事，顺利的话，写一千字的连载小说，最快半小时可以完成。有时想故事的时间都没有，夫妻一边度桥，一边吃饭。 “晚上他回报馆做副刊编务，我在家里拟好故事大纲，两个人才能安心一起在外面吃晚饭，回家后，又再写稿。” 写了半世纪的稿，右手食指起了厚厚的茧，要戴一只手指套保护。
他挨过辛劳，但从来没有挨过穷。天天写快稿，辛劳像农夫。想到香港曾经有这样一块文化土壤，让两口子天天合力在家 “耕作”，可谓奇妙。不知是环境成就了刘以鬯，还是刘以鬯成就了那时的环境。
写稿人写尽人生，太知道世事无常，所以，有稿约邀请，不敢不写。 《银灯日报》约稿，《明灯日报》也约，于是《新灯日报》不可独无，所以最终就有赶写十多间报馆文章的情况。喜欢的写，不喜欢的也写，有记者曾问刘老，写作痛苦吗？
“我觉得应该做，我住在五洲大厦（60年代在那里写下《酒徒》），每朝起身写至英女皇出现。所有事她（刘太）做，稿我一个人写，假如写得顺利，写得快，13间报馆写完，就租白牌车去送稿，然后到海运大厦吃饭，这已经是我最开心的生活。”
虽然忙碌并坚信，但是这对报馆作家夫妇一直过着中产的生活，半岛下午茶、中环希尔顿酒店开幕后吃十多元一份自助餐，都是普通事情。
写稿与吃饭，就是两口子最快乐的花样年华。
“酒不是好东西，应该戒绝。——我想。翻个身，脸颊感到一阵冷涔，原来我已经流过泪了。我的泪水也含有五百六十三分之九的酒精。这是很有趣的事情。酒精本身就是那样有趣的。只有酒醉时，世界就有趣了。没有钱买酒时，现实是丑恶的。香港这个地方，解下佩刀沽酒的朋友不多。”
——《酒徒》
刘以鬯的小说，处处是香港，而且是摩登的香港。一九八五年一月《香港文学》月刊创立，他出任总编辑，退下报坛，全心全意搞文学出版。据刘太说，月刊资金来自中新社，目的是办一本不分派别的香港文学杂志。他月前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杰出艺术贡献奖，领受奖项时，全体与会者起立致意。
刘以鬯后期已经不再执笔写稿。每天逍遥跟妻子或友好在外用餐，闲游商场，看见漂亮明信片便高兴。
最轻的笔、最重的担子，卸下了。
少女时候就看刘以鬯报章小说的刘太，一直守在刘以鬯身旁。她比丈夫年轻十七岁，自1956到新加坡表演舞蹈时认识大作家，享受至今。结婚前，作家给她写下十封八封情书，保存至今，她情愿做唯一的读者。
“出名的作家，自然得人欢喜。” 刘太说的是自己和丈夫，那段花样年华的飘然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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