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袖以及當代西方思想界的領軍人物，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教授在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活躍於國際學術論壇，他的思想貢獻是哲學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極大地推動了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在德國以及整個歐洲的政治論辯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去年他九十歲生日之際，這位著名的哲學家重返他兩度執教的法蘭克福大學，並於6月19日發表“再談道德（Moralitat）與倫理（Sittlichkeit）的關係”公開演講。時值筆者在維也納訪學，聽聞哈貝馬斯教授的生日演講信息，便與同在歐洲訪問的我校哲學系潘德榮教授、牛文君老師會師於美因河畔法蘭克福，一同奔赴這場盛會。
原文 ：《在道德與倫理之間》
作者 |華東師範大學 金雯珎
圖片 |網絡
趕往法蘭克福大學
2001年，哈貝馬斯在華東師範大學發表演講，題目是“再論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當時擔任其助理翻譯的正是潘德榮老師。哈貝馬斯語言之難懂讓他在高度緊張的翻譯任務中冒了一身汗。哈貝馬斯教授對中國的發展與未來有著濃厚的興趣，也與中國學界結下深厚的友誼。他新世紀初的訪華在當時也被一些人稱作是可與上世紀羅素、杜威來華訪問講學相媲美的學界盛事。
經過七小時的長途跋涉、火車晚點，我們最終如期抵達法蘭克福大學阿多諾廣場，等待入場。數以萬計的師生紛至沓來，會場主樓人群比肩接踵，一開始，我們隨著人流在分會場入了座。主辦方解釋道，因主會場位置有限，分會場只能觀看大屏幕的現場直播。
會議首先由法蘭克福大學校長Birgitta Wolff教授宣佈開幕並致辭。隨後，黑森州科學和藝術部國務秘書Ayse Asar和法蘭克福大學賴納·福斯特（Rainer Forst）教授致歡迎詞。福斯特強調，哈貝馬斯在生日之際重返法蘭克福大學使人倍感榮幸，他的話語理論已成為全球哲學、法學等社會科學的範例。對任何諸如全球正義、宗教多元化以及民主和公民身份等日益迫切的社會問題的思考都離不開他的研究。
從分會場到主會場
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大學停留了三站，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在此經歷了“人生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
從1956年到1959年，他擔任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助理，並與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合作。在1964年至1971年, 他作為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繼任者，任哲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教席。從1983年開始，他一直在施塔恩貝格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進行研究，直到1994年退休。現在他仍然在那裡，以哲學教授的身份專注於社會哲學工作。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茲獎是哈貝馬斯一生中獲得的眾多獎項和榮譽之一。1986年，德國研究基金會（DFG）首次授予該獎項，這仍然是當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受好評的國家科學獎。講座現場的聽眾還有不少著名的哲學家，比如哈貝馬斯的弟子霍耐特（Axel Honneth）等。
在講座漸入佳境、哈貝馬斯教授談興正濃之時，卻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整個主樓拉響了火警鳴笛，廣播也發佈緊急通知，疏散聽眾全部撤離會場。場外消防車業已集結待命，警笛聲響徹整個阿多諾廣場，如此場面可謂平生罕見。而事實上會場並未發生什麼險情，演講在中斷後又繼續進行。在廣場等候時，人們打趣地說道，大概是哈貝馬斯教授的人氣過旺，引得會場空氣中二氧化碳超了標，方才觸發了警報。此時牛文君老師也與同被疏散離場的Ursula Closset女士取得了聯繫。Closset女士是前黑格爾檔案館秘書，曾擔任著名哲學家Otto Poggeler的秘書，亦是哈貝馬斯和潘教授多年的摯友。老友相聚，彼此都分外欣喜。Closset女士帶領我們第一時間重返演講主會場。就這樣，我跟著老師們，第一次近距離領略了哈貝馬斯教授熱情演講的風采。
生日祝願中的演講
在演講中，哈貝馬斯討論了實踐哲學的經典話題——“道德與倫理”。
早在1983年問世的《道德意識與交往行為》一書中，他的《道德和倫理：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是否適用於話語倫理》一文就重點討論了這個問題。這本書出版之後，哈貝馬斯的不少文章，特別是《道德和美德》（1985），都有意識地把道德問題作為研究的重點。哈貝馬斯提出“法和道德構成交往行為的核心”，對他日後所強調的話語倫理學之於國家法制的建立層面具有重要意義。
演講開場，哈貝馬斯回憶了一段曾在斯圖加特召開的黑格爾大會上的往事。會上迪特·亨裡希（Dieter Henrich）邀請了美國一些分析哲學大家作系列演講，哈貝馬斯也作了報告。報告後羅蒂（Richard Rorty）向他走來，邊友好地搖頭邊說道：“你們德國人總是在康德和黑格爾之間來回搖擺。”哈貝馬斯則盡力解釋道：“我們中的一些人，可以說是在康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之間來回搖擺。”
在這場演講中，哈貝馬斯也正是基於康德和黑格爾之間的爭論，試圖綜合道德自律的理性自主概念和政治自治的原則及與具有歷史性的倫理現實。哈貝馬斯指出，康德對“法則”之“普遍性”的概念，不是僅從語義學上理解為法則之表述的普遍性，而是要從語用學上理解該法則可能運用的所有情形中其內容的普遍適用，就此而言，哈貝馬斯似乎表現出某種康德主義傾向。而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則把康德的“理智世界”從空間和時間的彼岸拉回到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之中，從而現實地對基於道德原則建立的正義規範進行批判和社會建構。
演講中，哈貝馬斯吸納了馬克思闡明的意識形態受經濟利益驅動以及被權力支配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進一步使道德和倫理的關係有一個建構性的轉向，即要反抗社會的不正義，揚棄不合理的舊制度，首先必須為推翻分裂的社會、為政治共同體的真正凝聚創造經濟基礎。從這番討論中哈貝馬斯形成了一箇中介性的結論，他將之概述為，政治理論如果不考慮到馬克思所發現的那種具有政治影響的社會權力關係，就仍然只能受困於軟弱無力的規範主義。同時，哈貝馬斯在康德和黑格爾之間開啟了一種重新理解公共生活的可能性。他主張正義原則應優先於社會融合，並強調要調動起社會各階層的公民。公民作為民主立法者，共同建構起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哈貝馬斯教授的話音剛落，全場即響起雷鳴般的歡呼和掌聲。在洋溢著眾人對教授90歲生日快樂的美好祝願中，哈貝馬斯緩緩離場。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8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觀點 | 哈貝馬斯：勿躁！歐盟也，逝者如斯已久矣！
視域 | 我們的道德建設，缺了啥？
人類共同面對未來的責任倫理，如何被“最終奠基”？| 社會科學報
閱讀更多 社會科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