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是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後人稱他為晉文帝。他有一位大臣叫魏舒，每次朝會之後，司馬昭都會目送魏舒走出很遠很遠，然後滿懷感慨地說：“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從這時開始，“領袖”一詞開始在服裝部件的基礎上引申出新的含義，並逐漸從傑出者演變成帶頭人。
“領”字的原始含義是脖子，《詩經·衛風·碩人》就有“領如蝤蠐，齒如瓠犀”。後來字義發生了變化，漢代經學家劉熙在《釋名》中說：“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為端首也。”這句話首先確認了領就是脖子的說法，然後說作為衣物的部件，是用來圍合脖子的，最後說它是一件衣服的開頭部分。所以，古代稱“一領”衣，也就是今天的一件衣服。
在這些含義的基礎上，“領”又作了引申，如晉陶潛《閒情賦》中說：“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可見，衣領與頭腦關聯在一起，跟思想和智慧掛上了鉤。比如，一些皇帝的衣領上會有黻紋出現，被稱為黻領。黻是“十二章紋”中的一個，其寓意為善惡分明、知錯能改。既然衣領與頭腦相接，皇帝的頭腦當然應該善惡分明。
中國古代出現過的領型非常豐富，它的變化有一條基本軌跡，即從夏商周到隋唐，逐漸走向多樣和開放，而從宋到明清，逐漸走向封閉。這種趨勢的出現，一般認為有逐漸變冷的天氣原因，禮教日盛的文化原因，以及國力衰退的實力原因。近代中國，長期受人侵略，被動挨打，自我保護意識就會加強，中式立領表達了對民族精神的堅守。
那麼“袖”字呢？還是在《釋名》中，劉熙是這樣解釋的：“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古代的袖子，一般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 祛”，縫接於袖端的邊緣；二是“袂”，原本是古代大袖的下垂部分，後來也用來表示整個袖子。今天所謂“聯袂”，就是手拉著手，衣袖挨在了一起。同樣由於衣袖貼著手臂，就與手段聯繫在了一起，比如“長袖善舞”。
袖子是服裝上最為靈動的部件，它可以實現很多功能：碧鬟紅袖、翠袖紅裙、紅袖添香，是它的美化功能；袖裡藏刀、袖中揮拳、袖裡乾坤，是它的隱藏功能；袖手旁觀、擺袖卻金、拂袖而去是它的表態功能。在古代，很多人用袖子攜帶錢財、書信、細軟，於是成語“兩袖清風”來形容官員的廉潔——袖子裡沒裝金銀，才能隨風而動。
最初，“領袖”二字也會連用，但仍然指的是服裝部件。
領與頭腦相接，袖與雙手相貼，很容易成為稱讚一個人的標示物。司馬昭的“人之領袖”，就是說魏舒腦子好用，手段高明，既有思考力又有行動力。
魏舒40歲以前一事無成。在他40多歲時，郡裡考核屬官察舉孝廉，魏舒想參加考試，親戚朋友們認為他沒念過什麼書，勸他不要參加。但是魏舒下了苦功夫，用100天學習儒家經典，居然考中了。
幾經周折，魏舒進入軍隊當參謀。軍隊舉辦射箭比賽，本來不需要他這個文職參加，但恰巧有一回比賽人手不夠，就用魏舒湊個數。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很像武俠小說裡的情節，只見魏舒氣定神閒，從容不迫，拉弓射箭，百發百中，打遍全場無敵手。後來，魏舒得到賞識，不斷升官。頭腦手段俱佳，思考力和行動力都強，當然是傑出人物，所以司馬昭說他是“人中領袖”。
司馬昭口中的“領袖”，還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帶頭人，只是傑出和表率之意。以司馬昭的野心以及同魏舒的君臣關係，也不可能把魏舒說成是帶頭人。當時服裝中地位最高的是冠冕，司馬昭自我對應為冠冕，自然不忌諱說魏舒是領袖。所以，“領袖”要成為地位最高的帶頭人，必須等到冠冕的地位弱化之後。
東漢末期，貴族和名士對官服的態度趨於冷漠，對冠冕自然也不似從前那麼尊重。袁紹、孫堅、諸葛亮、周瑜、曹操等都開始戴簡便樸實的平民首服——巾。這種平民化的傾向，給領袖地位的提高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隨著歷史的發展，政治觀念也在變化。戴冠冕的官員在帝制時代與民眾的關係是對立的，那時的官員是管制、甚至欺壓百姓的。但是領袖呢，是上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人都穿的上衣，當然會在心理上對應為大眾。所以，“領袖”是出於民眾的，跟民眾站在同一立場。這種角度的轉換具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可以說，冠冕時代體現的是君權神授，而領袖時代開始體現民眾的意志。於是，“領袖”一詞的含義演變，有了一個不斷加強的指向。
清末戊戌變法，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變法宣告失敗。但是他們的變法主張，激發了中國人更加強烈的反抗，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這個時候，章士釗用筆名黃中黃在《沈藎》第二章中寫道：“北方之譚嗣同，南方之唐才常，領袖戊戌、庚子兩大役，此人所共知者也。”這裡的“領袖”，不再只是傑出和表率的意義，而是帶領和領導，與現代領袖的意義接近了。
領是一座山，袖是兩江水。原本的服裝部件，卻融匯著我們民族的歷史過程和文化心理，以及掩藏於心底的默默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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