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旧中国的压迫导致无数矛盾和纷争。而我党自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主张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哪怕是环境极其复杂的战争年代，民族政策都执行得非常好。长途路上，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成就了一段佳话。红军后来过藏区时，被蒋军蒙蔽的藏族民众，没少让红军吃苦头。但红军指战员仍想尽一切办法，不伤害这些藏族民众。
1935年6月12日，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两个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更大胜利。
6月26日，两河口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的方针。可是，这一路上人烟稀少，又是汉藏杂居区，要筹集满足两个方面军最低限度需求的粮食，非常不容易。尤其是红军到达黑水，准备过草地时，需要一次性准备5至7天所需粮食，因需求量大，就越发不容易了。
一次，红１方面军派出１个营，到芦花方向筹粮，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早就在藏民中四处散布谣言，污蔑红军是来杀人、烧庙的。因此，不仅当地的民团与红军对立，就连受蒙蔽的藏民，也成群结队地武装袭击落单的红军战士。
藏区种植的青稞
晚上，红军准备宿营时，藏民们也不消停，从四周山上冲红军放冷枪，并集体发出哇哇的叫声向红军示威。由于一时半会找不到通司（翻译），没办法与藏民沟通，红军只好以房屋为依托，准备自卫。
不过，进入藏区前，红军指战员们都曾反复学习过民族政策，也知道这些藏民是受上层蒙蔽的，和民团武装及蒋军是有区别的。鉴于藏民们手中的枪支并不多，而且以猎枪居多，现代化的快枪很少，实际上对红军的威胁程度并不大，因此红军的策略是：一般情况下不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朝空中开枪，只要将藏民们吓跑就行了。
入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藏民们越聚越多。所谓人多壮胆，红军的“空枪”战术渐渐地不好使了。到了后半夜，红军指挥员突然在望远镜里，发现远处地面上有一团一团的东西在蠕动。大伙儿很奇怪，几个眼力好的轮流用望远镜观察了好一阵子，终于确定这是一群藏民趴在地上，想利用夜色掩护，慢慢接近红军驻地，发起突然袭击。
既不好直接朝他们开枪，又不能任由其接近，这可如何是好？关键时候，红军指战员们一合计，想出了个新主意。考虑到藏区信息闭塞，藏民们对新生事物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于是等这群藏民慢慢爬到离红军阵地还有三、四十米处时，红军的司号班长举起信号枪，对着夜空“嘭”地打出一发信号弹。
信号弹在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圆弧，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茫茫夜空中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将方圆几百米里的大地照得透亮。毫无心理准备的藏民们，突然间见到如此匪夷所思的景象，先是愣住了，趴在地上不敢再往前进，在短暂的沉默后，又发出惊恐的叫喊声，爬起来掉头就往回跑。
为了增强威吓效果，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红军战士们朝无人处投了几枚手榴弹弹，发出“轰隆”“轰隆”的爆炸声，还朝藏民们逃跑的方向又连打了两发信号弹，一路欢送。藏民们当真被这种从未见过的“怪物”吓得不轻，再也没敢回来。红军指战员们终于能休息了。
第二天天光大亮，那些藏民们也没敢回来骚扰红军。由于依旧找不到通司，没法向藏民们宣传红军是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而筹粮任务又急又重，耽误不起，红军指战员只好进入空无一人的村子里自行寻找粮食。
虽说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不请自取”，但红军指战员们在取走青稞、土豆等食物时，都在原处留下了大洋和纸条，言明红军此举是情非得已。粮食的重量，干惯了农活的红军战士们拎一下，背一下，就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粮款单价参照沿途市值，而且只多不少。
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毛泽民领导的银行既挑了大捆“红军票”，也将历年打土豪、做钨砂贸易攒下的上百万块银元也带上了。哪怕是过湘江时危险异常，银行的工作人员们都没有放弃这些红军的“命根子”“救命钱”。不过，自二占遵义以后，考虑到长征途经之地都是新区，红军便再也没向群众支付“红军票”，而是全部改用大洋。
大洋，是旧中国军阀割据、金融混乱的情况下，全国通行的硬通货。尤其是藏民，他们一般都不相信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票子，往往只认大洋。等红军离开后，他们回到自己家中，见到大洋，再找懂汉字的人弄明白了纸条上到底写了些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土司、头人口中的“青面獠牙的赤匪”，其实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菩萨兵”。土司、头人的鬼话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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