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世界大變局是影響兩種制度關係未來發展走向的重要變量和關鍵因素,正在重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關係及共處空間。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之間的關係深入調整，關聯互動、競爭博弈趨勢明顯，不同文化交流互鑑、各種政治思潮碰撞爭鋒異常活躍。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模式和發展經驗光環黯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需要各種主客觀條件的成熟，最終要靠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實例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
“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大變局中，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大國競爭與博弈日益加劇，世界多極化步伐不可阻擋，經濟全球化潮流大勢難逆，引發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整體深刻變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圍繞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展開激烈較量，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制關係和比較優勢處於大變革大調整之中。
大變局開啟兩大制度競合共處新路徑
世界大變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正在重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關係及共處空間，是影響兩制關係未來發展走向的重要變量和關鍵因素。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不同性質的兩大社會制度，其前途命運與世界百年大變局緊密相連。
1.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加速變革
大變局是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信息技術及其產業發展日趨成熟，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不斷呈現，加速全球經濟跨越式發展，促進社會生產力整體躍升，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快速變革，催生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既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力量版圖，也對人們生活方式和心理認知結構產生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世界的發展很不平衡，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不穩定因素交織，美國及一些西方國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猖獗，其政治極化、社會分裂的制度困境日益顯現。
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危機四伏。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解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與生產過剩矛盾，通過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資本家把投資重點從生產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加速金融資本全球化。由於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和金融監管體制的不健全，以金融體系崩潰為特徵的區域性或世界性經濟危機頻頻爆發，20世紀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由美國華爾街金融泡沫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一個接一個，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西方發達國家雖採取各種手段試圖拯救陷入困境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壟斷和金融創新不僅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和生產社會化的固有矛盾，反而使其以新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積累和擴散，各國各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普遍存在。金融危機導致跨國公司內部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與世界市場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世界生產能力無限擴大趨勢與世界範圍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全球治理體系不能適應與日俱增的全球性新課題和新挑戰。另外，西方發達國家利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和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的主導地位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全球財富不斷向少數最發達國家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經濟地位和南北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一個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使世界經濟進入了新一輪衰退期、調整期，西方發達國家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潮氾濫，特別是英國公投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全球治理體系日陷癱瘓。特朗普大搞“美國第一”，實行單邊主義，頻頻退群毀約，從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萬國郵政聯盟，到揚言退出世界貿易組織和猛烈抨擊北約甚至聯合國，再到終止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和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嚴重破壞了先前由美國主導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美國及西方國家盛行的右翼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使全球化和國際秩序調整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是全球治理中不確定、不穩定的變量。特朗普政府揮舞制裁大棒，大打貿易戰，倒行逆施，挑起對抗，激化了國際矛盾，嚴重破壞了現有國際競爭與合作格局。
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快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崛起，當今世界的物質技術水平已經發展到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加速推進，以3D打印為代表的數字化製造、以大數據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以綠色能源為代表的新能源技術等新一輪技術革命將引發傳統生產方式“顛覆”性變革，不斷催生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促進社會生產力整體躍升，引領全球經濟跨越式發展，將深刻改變以往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從而對全球格局產生深刻的影響，加速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新一輪技術革命不僅對發達國家，而且對廣大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抓住機遇、搭上這班順風車的國家就可能成為新崛起的國家，否則將被新科技革命和新經濟全球化時代大潮淘汰。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近些年，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居高位，2016年達到80%，是當之無愧的主引擎。隨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長期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快。
2.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博弈加劇
“當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人類社會充滿希望。同時，國際形勢的不穩定、不確定更加突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挑戰更加嚴峻。”一方面，全球經濟治理進入快速變革期，治理機制與平臺日益豐富，治理主體呈現多元化、多極化趨勢；另一方面，世界的發展很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還沒有根本改變，全球經貿規則制定權之爭日益凸顯，各種利益訴求交織衝突，世界多極化引發大國之間、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之間博弈加劇，世界又到了一個歷史質變的“臨界點”。
在西方發達國家陣營內部，美國和歐洲貌合神離，在重建國際金融秩序、大氣環境保護等全球治理問題上主張各異。特朗普上臺，推行“美國第一”戰略，要求北約國家向美國交保護費，提高向美出口關稅，美歐矛盾上升。沒有付出，就沒有主導權。由於美國退群和領導缺位，美歐之間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歐美傳統同盟關係裂痕擴大，西方主要核心國家也開始各掃門前雪。英國脫歐，歐盟各成員堅持本國利益優先，歐洲一體化進程嚴重受阻。
世界大變局中，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之間的關係深入調整，關聯互動、競爭博弈趨勢明顯。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希望分享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機遇，期待中國等新興大國在解決全球性議題、應對全球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甦中分擔更多國際責任；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為保持既得利益和領先地位，加劇與新興大國的博弈，甚至採取限制、打壓措施，遏制新興大國快速崛起。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之間的關係深入調整和持續互動，相互之間的博弈將加劇。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同外部世界的交融性、關聯性、互動性不斷增強，已從過去世界體系的邊緣者、旁觀者，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由過去國際秩序的被動接受者、服從者，轉變為積極參與者、主動建設者、卓越貢獻者，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廣泛、深刻、持久。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深刻變化，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重大的歷史機遇，使其有更強能力實現自身更好發展，也有更強能力去協同解決世界性難題，促進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進步。然而，一些國家和國際勢力竭力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稱霸論”等恐中情緒，把中國崛起視為是對西方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繼而加大對中國的阻遏和施壓。
隨著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出現重重危機，人們開始質疑西方模式和發展經驗的普適性，國內外許多學者稱，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持續惡化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嚴峻挑戰。與冷戰結束初期許多發展中國家改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浪潮相比，如今西方長期引以為豪並不遺餘力向別國推銷的制度光環逐漸黯淡，吸引力越來越小。許多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制度從“心儀”轉為“心疑”，開始“向東看”。
3.不同文化交流互鑑、各種政治思潮碰撞爭鋒異常活躍
馬克思主義認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不斷髮展，世界文明的多樣性與發展模式的多樣化更加明顯，人類社會的相互依存、聯繫、交流與合作日趨密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較量出現新內容、新特點，鬥爭形勢更趨複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儘管出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建立兩大平行的經濟體系，但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了社會主義一些做法，社會主義國家也吸收了西方國家一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在並存與競爭、借鑑與合作的兩制關係下，西方發動的“冷戰”並沒有引發新的世界大戰。21世紀，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仍同處一個世界，相互競爭不可避免，但競爭是和平競爭，不是零和博弈。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鑑。在當今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選擇問題上，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獨立探索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在交流互鑑中取長補短，從而極大地促進和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另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把自己的社會政治制度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唯一代表，進而對外輸出和強加於人的現象仍然存在，國際政治思潮呈現較明顯的交鋒對立特徵。儘管當今世界社會政治思潮紛呈林立，令人眼花繚亂，但流行的並不都符合時代潮流和人類社會進步，如單邊主義、排外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就與當今互聯互通、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時代要求相悖，越來越遭到世人唾棄。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孤立地發展，單邊主義、排外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是行不通的，必須走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的新路，必須消除人與自然對立、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現象，走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之路。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先進思想，它所追求的消滅剝削、實現社會公正平等、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實現人類徹底解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等理念和價值，永遠佔據人類道義的制高點，這是社會主義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民主赤字”“治理赤字”“發展陷阱”此起彼伏，貧富分化、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問題層出不窮，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盛行以及“後西方”“後真相”“千禧社會主義”等思潮升溫。針對財富日益集中、貧富鴻溝越來越大的現實，近年來，美國“佔領華爾街”、法國“黑夜站立”和“黃馬甲”等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持續不斷，其主要訴求是要通過國家制度來限制壟斷資本貪慾，保護勞動群眾和邊緣群體利益，消除社會不公正現象。此外，美歐一些國家還颳起一股社會主義旋風。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51%的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積極。西班牙《國家報》曾發表一篇題為《美國的千禧社會主義》文章，認為美國千禧一代已經成功打破該國對“社會主義”的禁忌。
大變局引發不同社會制度優勢位移
世界大變局風雲激盪，歷經幾百年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優勢風光不再，社會主義要求消滅剝削、實現社會公正平等、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理念，仍具有時代價值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弘揚光大。德國盧森堡基金會理論家米夏埃爾·布里稱“社會主義進入3.0”，認為“社會主義3.0”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始的。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關係的格局重建，無疑是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為炫目的篇章。
1.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模式和發展經驗光環黯淡
冷戰結束已經30年了，不同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的較量不僅沒有消失，而且涉及領域更廣泛、方式更多樣、形勢更復雜。一些西方國家憑藉科技、經濟優勢，在輸出資本的同時，不遺餘力地輸出西方價值理念和制度模式，以“教師爺”身份鼓動發展中國家搞私有化、自由化，在世界各地搞“顏色革命”，一些國家“中招”後陷入社會動亂、經濟停滯的泥潭，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長期內戰，戰爭至今沒有結束。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掀起新一輪“反社會主義”逆流，對左翼政權勒緊絞索，對朝鮮、古巴、委內瑞拉極限施壓，以期徹底剷除冷戰後“共產主義遺產”。
西方國家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激化社會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多數國家在社會主義影響下建立起社會福利制度，國內的貧富差別及階級矛盾得到緩和，中產階級規模漸漸擴大。但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產業革命，不僅沒解決資本和勞動、增長和分配、效率和公平之間矛盾，反而加劇了這些矛盾。國家間激烈的經濟競爭加劇了各國勞動者之間的生存競爭，經濟財富日益向少數人集中，貧富和地區差距拉大，一度擴大的中產階級數量下降，貧困人口不斷增多，弱勢群體生存狀態進一步惡化。2018年美國智庫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是剩下99%人群的26倍，而在貧富差距最大的紐約、佛羅里達和康涅狄格，前1%富人的收入分別為剩下99%大眾的44.4倍、39.5倍和37.2倍。貧困化和社會不公激化社會矛盾，造成了一個貧富懸殊和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
西方民主陷入制度困境。長期以來，西方有左、右政黨相互“糾偏”傳統，政治鐘擺效應明顯。中左翼和右翼政黨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利益偏好，為了抬高自己，打擊對手，往往在發展道路和模式選擇上做文章。大選時相互攻訐，上臺執政的黨也會對前執政黨做法進行“矯正”，如此左右互換基本保持了西方國家政治平衡和社會穩定。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極右翼民粹保守勢力在2016年美國選戰中走極端、搏出位，成功登臺執政。特朗普上臺後立即推翻前總統奧巴馬的醫保法案，推出限制移民、修建邊境隔離牆等極端做法，進一步加劇了共和、民主兩黨理念和政策分歧。美國兩黨政治越來越極化，社會民意越來越分裂。一些歐美學者以不同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永恆法則”的破滅和衰敗，如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從“歷史終結論”轉到資本主義“制度衰敗論”，法國作家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以大量數據論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失靈和衰敗。
民粹主義加大西方政治對立。當前，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全球性挑戰突出，以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為主要特徵的民粹思潮肆虐，長期難入政治主流的西方左右翼極端政黨上升勢頭強勁，國際力量對比加快消長，不穩定、不確定、不安全成為常態。極端主義政黨與民粹主義融合聚變，加速西方政治碎片化，給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格局演變帶來了新的變數。民粹主義和西方精英政治天然對立。當今，一些極端政黨雖歸宗入流，實現角色轉換，但其基本主張沒有改變，反而會挾持民意，對抗傳統精英政治，進一步加劇各國政治極化。以反主流政治而獲得中下層民眾支持的西班牙“我們能”一躍成為議會第三大政黨，以“人民反抗上層統治”為標誌的意大利“五星運動”從網上“朋友圈”演化為有不少議席的主流政黨。民粹主義極端政黨群體崛起不僅引發傳統主流政黨恐慌，而且也打亂了西方政治鐘擺頻率。極端政黨群體崛起是西方國家政壇民粹化趨向的重要標誌，反精英政治的民粹情緒導致西方政治對立常態化。
2.中國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一度使“社會主義失敗論”“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但中國沒有在這場“多米諾骨牌”式的劇變中倒下，堅守和捍衛了社會主義，並以中國式道路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當今世界社會主義出現了許多變化，這個變化可概括為從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長期陷入力量嚴重下降、思想彷徨迷惘、探索變動不居、目標多變不明的低潮困境中，開始進入力量重興的新階段，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格局正在形成，其中鮮明標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成為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旗幟，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我們黨有責任、有信心、有能力為科學社會主義新發展作出更大的歷史貢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引領中國不斷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必將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只是中國的，也屬於世界社會主義的。100多年前，當帝國主義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國門之後，中國人開始真正地睜開眼睛看世界，開始意識到中國不能獨立於世界之外，中國屬於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偉人毛澤東早在1921年就開始思考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問題，他認識到：“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於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鄧小平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偉人，特別提倡從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國的問題。他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鄧小平對世界形勢的正確認識和對時代特徵的準確把握，初步形成了通過改革開放來促進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戰略大思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經濟總量躍升到世界第二位，2018年的GDP高達90多萬億，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30%，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不僅致力於中國自身發展，也強調對世界的責任和貢獻；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中國一心一意辦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為世界作貢獻。”對人類發展進步事業來說，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不只是經濟上的，物質上的，還包括制度上的、思想上的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不僅給近14億人口的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而且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借鑑，豐富了人類對未來世界的美好向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為我們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新的戰略指引，也為全世界所有希望走向現代化的國家豎起了一面令人嚮往的旗幟，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3.世界社會主義在探索中發展
當前，社會主義國家穩中有進，各國共產黨組織力量、活動方式出現新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處於新的歷史方位，對未來世界社會主義將產生重要引領作用。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之間，圍繞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展開激烈較量，各種左翼力量和新興社會運動開展維護中下層民眾利益及反資本主義、推動歷史進步的鬥爭，這一較量本質上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較量，但不同道路制度模式之爭貫穿其中，充滿不同價值觀念和不同社會制度之爭。
執政的共產黨都強調要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蘇聯社會主義到不同國家各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證明，社會主義是不斷髮展的有機體，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需要各國社會主義力量結合自身實際，不斷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除中國外，越南、朝鮮、老撾、古巴各有不同的國情，執政黨對本國目前所處的階段及當前的任務看法各異，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本國社會主義的理解也有差別，對經濟政策的調整也各有側重，但都強調要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都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是極為複雜、艱鉅的長期任務，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也會面臨新問題和新挑戰，需要總結共產黨執政的經驗教訓，把握社會主義發展多樣性特點，不斷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向前發展。
各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理論探討中加強國際團結與合作。在形式上是以民族國家為舞臺的，在內容上則是國際性的、世界性的，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要有相應的國際支持和良好的國際環境。近年來，越南、老撾、古巴、朝鮮等國的執政黨重視學習借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和黨建經驗，每年都舉辦不同形式的雙邊理論研討會，交流各黨治國理政經驗。許多外國共產黨和左翼政黨也紛紛派人到中國學習考察，他們都認識到，通過總結吸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創新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和管黨治黨經驗，可為深陷思想迷茫、理論困惑、政策匱乏、行動失措等多重窘境的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提供有益參考借鑑，從而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重興。進入21世紀之際，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一個新的多邊合作平臺，即每年召開一次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迄今為止，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共舉行了20次，有100多個共產黨組織參加過其中的活動。2017年11月，為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00週年，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聖彼得堡舉行了第19次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來自77個國家103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300多名代表與會。會議分析各國共產黨左翼力量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號召各國共產黨弘揚共產主義理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捍衛和平及實現社會主義。2018年是希臘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第20次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回到創辦地舉行，會議主題是探討共產黨和工人黨在反對剝削和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工人與不同民族權利、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中的任務，會議通過了“第20次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呼籲書”。通過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這一平臺，各黨交流思想和看法，對促進共產黨之間團結合作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當今世界“資強社弱”格局沒有根本性轉變
列寧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世界由此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並存格局。100多年來，世界曾出現過“東風壓倒西風”的社會主義高潮時期，也經歷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低谷階段。在世界百年大變局的形勢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發展和深化，世界經濟“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資本主義雖遭遇危機，但社會主義國家仍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生存發展，不斷遭遇西方敵對勢力的打壓和圍攻，“資強社弱”格局沒有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而發生根本性轉變。
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不斷打壓。百年大變局引發不同文明和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盪，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的較量不僅沒有消失，而且領域更廣泛、方式更多樣、形勢更復雜。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敵視社會主義的本性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表現得更為露骨。他們不斷變換手段打壓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甚至揚言不惜動用武力制裁“極權”、剷除“異端”。特朗普曾在聯合國講壇上指責“社會主義帶來深重災難”，呼籲世界各國起來“抵制社會主義”。美國夥同其西方盟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全方位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打壓。美國還通過輿論和非政府組織，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鼓動越南、老撾“持不同政見者”起來鬧事，策劃“顏色革命”。
社會主義話語權貧乏弱小。當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僅把持著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金融機構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從而獲取了由規則制定權而帶來的體制紅利，而且憑藉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跨國通訊社及推特、臉書、優兔等媒體優勢，壟斷國際新聞報道，按美國和西方的政治觀點和價值觀操縱輿論民意。許多國家的新聞媒介在收集、傳播信息中都嚴重依賴西方媒體，只能作為被動的新聞信息收受者和附庸者。這種由規則制定、新聞輿論控制及文化娛樂所打造的軟實力是當前“資強社弱”的一個重要方面。美國和西方國家新聞媒體特別熱衷於炒作中國、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及伊朗、委內瑞拉等“異類”國家所謂抗議專制獨裁等事件，往往以自由、客觀、公正為幌子，掩蓋其頌揚資本主義、貶抑社會主義、打壓非西方國家的目的。
非執政共產黨及其他左翼力量發展的內在掣肘。當今西方發達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發生了變化，在現實壓力和民粹主義蠱惑下，傳統藍領不再是社會主義“天然”的社會基礎，其政治“流動性”不斷加大，很容易從一個陣營轉投另一個陣營。另外，實現世界社會主義復甦與發展，除了需要有利的外部環境外，還要看共產黨主觀條件是否成熟和實力是否強大，主觀條件滯後是世界社會主義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一些非執政共產黨在綱領政策調整中，去意識形態化、去傳統，導致思想迷惘和行動能力弱化。由於思想觀點複雜多變，無所適從，很少能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張或替代模式。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黨內派別林立，紛爭、分裂不斷，黨員人數不斷減少，選民隊伍持續流失，自身建設不到位，黨的作用弱化。西方反資本主義思潮由於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領，正加快向民粹主義轉化，進而助推了民粹主義政黨的快速崛起，結果擠壓了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生存空間、政策空間和民眾基礎。民粹主義將在歐美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常態化，將在較長時間內同左翼爭奪支持者。在傳統右翼和民粹主義政黨夾擊下，共產黨及其他左翼力量政治生存環境惡劣，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處境更加艱難。
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面臨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西方和平演變的嚴峻挑戰。作為政治制度相同、發展道路相近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在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條件下維護共產黨執政地位、確保國家政治安全、推動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髮展仍是當今面臨的共性問題和頭等大事。如何在兩種制度的共存、交往與合作中保持社會主義本色，如何在不同制度和發展模式競爭中保持制度優勢，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在發展過程中著力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仍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還需不懈探索。
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最終在於制度優勢
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程在大變局中會表現出曲折性、複雜性和艱鉅性，“資強社弱”格局不會很快改變，資本主義在世界體系中仍占主導地位，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大方向不會改變。我們要堅信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世界歷史發展大趨勢，同時也要看到這種取代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需要各種主客觀條件的成熟，取決於社會主義自身力量的增長，特別是要靠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的實例來證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從而贏得世界人民的擁護。
1.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逐漸壯大
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歷程充滿著鬥爭的艱辛。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鬥爭中誕生、在鬥爭中發展、在鬥爭中壯大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屬於不同性質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作為思想體系，它們之間的鬥爭已有500年曆史。科學社會主義從一種思想理論變成現實的社會制度，是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開始的，社會主義作為新的社會制度，一直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生存發展，同資本主義的鬥爭已超過一個世紀，並將貫穿於21世紀的歷史中。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是改變20世紀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具有世界影響力。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各種主義和方案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他們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人民經過28年浴血奮戰，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領導中國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使中華民族傲然屹立於世界東方，極大地鼓舞了亞非拉國家人民開展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鬥爭。20世紀後半葉，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髮展，各國聯繫日益緊密，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時代主題，世界社會主義進入了調整改革新時期，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各國共產黨人和左翼力量的主要任務。不同的探索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極為複雜的局面，民主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探索沒有成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導致改旗易幟，亞非拉左翼對社會主義探索在曲折中前進。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各國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受到巨大沖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敵視社會主義的本性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表現得更為露骨。殘酷的現實再次告訴人們，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是一個長期過程。
社會主義事業是偉大的正義事業，但社會主義等不來、靠不來，需要通過長期革命鬥爭積極爭取。在全球化、信息化與網絡化迅猛發展的今天，歷史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轉變為“世界歷史”，社會主義更是成為無產階級、共產黨人和左翼力量的國際事業，但在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間，社會主義的突出特徵是“本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正義的事業，其理想信念始終佔領人類道德高地。各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力量獨立自主地探索本國社會主義道路，同時開展多樣的地區性或世界性的協調與聯合，相互支持,共同抵制國際資本主義力量的聯合進攻。習近平指出：“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作為一種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一般性，它在回答和解決中國問題的探索中，為其他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發展，積累了經驗，提供了選擇。中國特色並不是中國特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顯示出的個性和特色，通過經驗總結和理論昇華可變成可複製、可分享的共同經驗而得到普遍認可。
2.社會主義通過彰顯自身制度優勢最終取代資本主義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怎樣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這個問題在以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沒有得到很好解決。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列寧逝世過早，未能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後來的蘇聯領導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搞了一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但因犯了很多錯誤，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在20世紀上半葉，世界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引發了俄國十月革命及亞非拉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社會主義由一國發展到多國。戰爭引起革命，革命推動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要問題，如何在和平時期加快發展自己，不斷增強自身實力，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競爭的主要內容。20世紀70年代以後，經濟全球化浪潮洶湧，不同社會制度並存發展、互相競爭。“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同時，不同制度仍處於競爭博弈中，競爭結果取決於制度優勢，最終是以制度優勢取勝，優勝劣汰。在21世紀，歷史主題是在兩種社會制度競爭中，不斷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以充分的制度優勢證明其巨大優越性。與冷戰結束初期許多國家改行資本主義道路的浪潮相比，當今西方資本主義政治模式和發展經驗光環黯淡，風光不再，對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吸引力越來越小。新時代，在新歷史起點上開始新的偉大事業和偉大斗爭，就是要把過去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沒有解決得很好”的問題解決好，以新的實踐和成就，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的競爭中顯示出經濟和政治上的比較優勢
鄧小平高瞻遠矚地說過:“我們中國要用本世紀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時間，努力向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我們要用發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實踐，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讓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習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開班式上的講話中也強調了同樣的思想: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髮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國發展道路對世界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模式既顧及社會差距的客觀性和現實性，把追求效率、提高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又顧及社會公平與公正的必然性和目標性，在發展過程中著力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對人類進步事業來說，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不只是經濟上的，物質上的，還包括制度上的、思想上的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將進一步證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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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米夏埃爾·布里：《社會主義的第三次浪潮——一位歐洲學者的觀點》，《科學社會主義》2016年第1期。
（作者：柴尚金，天津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天津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名譽院長、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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