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两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3月17日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推行绿色设计、强化工业清洁生产、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促进能源清洁发展、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服务业绿色发展、扩大绿色产品消费、推行绿色生活方式等多项任务。
意见提出，在促进能源清洁发展方面，加大对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储能技术、多能互补的政策支持力度，研究制定氢能、海洋能等新能源发展的标准规范和支持政策。扩大绿色产品消费方面，建立完善节能家电、高效照明产品、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等绿色产品和新能源汽车推广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对消费者购置节能型家电产品、节能新能源汽车、节水器具等给予适当支持。鼓励公交、环卫、出租、通勤、城市邮政快递作业、城市物流等领域新增和更新车辆采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推行绿色生活方式方面，完善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政策。落实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将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至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水平。
根据意见，目标到2025 年，绿色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法规、标准、政策进一步健全，激励约束到位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方式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全面推行，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实现总体提升。
绿色金融资讯
一、南京江北新区发布"绿色金融十条"助推产业升级
日前，江北新区召开2020年金融工作会议，会上发布南京江北新区（自贸区）关于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创新促进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绿色金融十条”），进一步助推自贸区南京片区新金融业态与项目集聚，建设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扬子江“新金融中心”。
据了解，“绿色金融十条”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鼓励绿色金融创新助力江北新区（自贸区）产业结构升级为主线，全面落实中央关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绿色金融组织体系、产品服务体系、配套政策体系，探索绿色发展“江北路径”。作为国内首家公司制管理、市场化运营的绿色金融研究院，中研绿色金融研究院已落户新区，研究院院长束兰根说，“‘绿色金融十条’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激励力度很大，对于实现境内和境外主要资本市场上市的绿色企业，给予每家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上市奖励，政策发布后，能够吸引国家甚至国际基金集聚新区，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也将为企业带来优惠。”
二、农发行雷州市支行1.3亿元绿色金融贷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近日，农发行雷州市支行向雷州博瑞水务有限公司投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贷款1.3亿元，支持雷州市镇区生活污水处理PPP项目。该项目审批金额7.44亿元，目前累计投放3.25亿元，后续贷款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度陆续投放到位。
据了解，雷州市是广东省湛江市辖县级市，该县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长期以来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加上生态环境系统较为脆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尤其在水环境领域，管网系统不完善，村镇污水横流等现象仍旧普遍，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水污染治理成为雷州改善市容市貌的突出短板。农发行雷州市支行结合雷州市当前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现状，根据国家、省、市大力推行PPP模式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政策要求，借助国家大力建设环保基础设施政策导向的东风，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获批7.44亿元贷款用于建设雷州市16个镇的镇区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雷州市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同时为镇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宁波推进生态环境绿色保险
人保财险宁波市北仑支公司近日将10万元生态环境绿色保险转账支票，交到北仑区新民电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杨海蛟的手中。这是浙江省宁波市首笔生态环境绿色保险补偿款。
据悉，生态环境绿色保险是保险机构对投保企业突发环境事故造成的第三者人身损害，第三者财产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应急处理与清污费用以及法律费用给予的经济赔偿，同时委托环保服务机构对投保企业提供全过程专业环保服务。环保服务机构因服务缺失或过失造成投保企业的经济损失，企业也将获得补偿，而保险公司也会为环保服务机构这一承诺进行背书，从而构建起“保障+服务+补偿”的商业保险体系。据了解，新民电镀因环保服务机构没有及时检查出环保设施漏洞遭受损失，并于日前获得了补偿款。疫情期间，补偿款的及时送达缓解了企业复工后的资金压力。
四、兴业银行杭州分行成功落地首单绿色矿山修复项目 助力矿井变“矿景”
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的省级分行，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围绕水污染治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绿色出行、绿色建筑、城镇园林绿化等领域持续深耕绿色金融，截至2月末，杭州分行绿色融资余额超1060亿元，绿色金融客户超1600户，提前完成了“千亿千户”的中期发展目标。
3月4日，兴业银行湖州分行成功落地首单绿色矿山修复项目，融资金额4.5亿，期限3年，全部用于长兴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西区矿山修复综合利用建设。据悉，该项目涉及的废弃矿山因过去粗放型开采导致边坡陡峭，坡面岩石破碎，存在较多安全隐患。此次项目总投资6.61亿元，规划通过边坡治理，宕底平整及绿化等措施生态修复废弃矿坑227.13公顷，保护性开采建筑用砂岩328万吨/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兴业银行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加快对接一批矿山修复项目主体，在业务推进中不断总结经验得失，逐步形成绿色金融助力绿色矿山修复的“兴业模式”，让昔日的废旧矿井完美蜕变成一个个风景独好的“矿景”。
五、清新环境8亿元绿色债成功发行 票面利率3.79%
2020年3月13日，清新环境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20清新G1”，发行规模8亿元，期限3+2年，发行完毕。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票面利率为3.79%。
此次绿色债券的发行，是清新环境继获中国进出口银行和渣打银行授信后，又一债务融资创新举措。本次债券发行获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全额担保，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本期债券评级为AAA，主体评级为AA。在发行人和承销商天风证券、海通证券及国信证券的共同努力下，本次绿色公司债的认购倍数超过3倍。在诸多从事污染防治的环保企业中，清新环境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工业烟气治理领域保持领先，立足工业环境综合治理，布局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等业务，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本次“20清新G1”的发行将大大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进一步深耕环保领域奠定坚实基础。
六、绿色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三个维度
近年来，各地金融机构开展了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农村绿色金融政策不完善，资渠道单一，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绿色金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发展绿色金融，事关生态农业产业兴旺，事关城乡融合发展。加大绿色金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还需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加大力度。宏观层面要从优化政策环境入手。优化农村绿色金融法律政策环境，明确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明确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的实施法规细则与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中观层面要从拓宽“三农”主体绿色融资渠道入手。充分利用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优势，通过参股的形式，与涉农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往来，从产品、技术、资金等方面针对“三农”绿色金融提供服务与支持。微观层面要从金融机构入手。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对农村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要回归本源，主动成为农村绿色金融供给主体；要制定长远的绿色金融计划，要将节能减排、生态治理落实到农村绿色金融业务中。
绿色发展资讯
一、济南：十条政策打造国内面积最大绿色建设示范区
16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关于促进济南绿色建设国际产业园发展十条政策》和《绿色建设产业招商需求清单》。未来，济南先行区将高标准规划建设济南绿色建设国际产业园，聚力打造全国领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绿建产业高端集聚区，加快建设“绿色技术+绿色产业”全域一体化应用场景示范区。
为积极贯彻“国家战略”，打造国内面积最大的绿色建设产业示范区，先行区所有建设项目均秉承绿色发展理念，明确提出先行区450平方公里直管区新开工绿色建筑比例要达到100%，同时面向国内外知名绿色建设相关机构开放市场，打造国际化现代绿色智慧之城。为此，先行区给出了多项“真金白银”奖励政策。在中央和省、市奖励资金基础上，对符合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将按济南市奖励标准给予建设单位1:1的配套奖励；对于取得绿色建筑标识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达到三星级标准的，将按100元/平方米标准进行奖补，单个项目最高奖补200万元；同时鼓励建立以绿色建设技术研究为重点攻关方向的国家级和省级工程(重点)实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除省、市财政奖励外，分别给予600万元、300万元奖励。
二、北京：2019年固定源环境行政处罚逾2亿元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17日下午召开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线上发布会通报，2019年北京市固定源生态环境执法共立案6446起，同比增长近31%，处罚金额逾2亿元，查处五类重大案件888起。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赵志威介绍，查处的五类重大案件中，按日连续处罚2起，查封扣押821起，限产、停产1起，移送行政拘留48起，移送涉嫌污染环境犯罪16起。赵志威说，2019年，北京生态环境部门致力于聚焦重点行业，以执法推动深度减排。在大气环境执法方面，深化“一微克”行动，对挥发性有机物、餐饮、汽修等大气重点行业，采取“执法+监测”的模式开展专项执法。在水环境执法方面，围绕城镇污水处理厂、涉重金属、三级医疗机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垃圾渗滤液处置设施等5大水重点行业开展执法检查，促进重点行业企业强化污水处理、落实环保主体责任。
三、工信部：研究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
18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拟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行业力量开展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行动计划编制工作，积极推动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等车辆电动化水平提高。
公共领域用车使用频率高，燃油消耗和污染排放总量在全部机动车中占比较大，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率先实现电动化不仅是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可以促进配套基础设施完善，推广应用模式创新，对新能源汽车私人消费起到较强的带动作用。工信部听取行业机构、企业代表对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的意见建议，正研究分领域、分区域、分车型电动化的目标、方式及政策措施，将积极推动提高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水平。
四、甘肃新能源发电首次突破1100万千瓦
从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甘肃省新能源发电出力在17日中午12时45分达到1107.9万千瓦，首次突破11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出力占当时甘肃电网用电负荷的87.3%，占当时总发电出力的57.2%，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甘肃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副处长李全茂介绍，3月份以来，甘肃光伏发电出力连续创下628.84万千瓦、637.5万千瓦历史新高，此次新能源发电首破1100万千瓦，说明新能源消纳水平不断提升，清洁能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甘肃省电力公司加强科学调度，借助新能源超短期预测，分析未来全网新能源消纳情况，同时加强与上级调度和兄弟省份调度联系，通过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调减火电、水电电力，参加跨区现货交易、实时交易等措施，增加新能源发电出力363万千瓦。随着复工复产不断推进，省内外用电负荷和外送电量也将随之增加，预计3、4月份甘肃电网新能源利用率将达94%以上，比去年同期提高1至3个百分点 。
五、报告：全球6380亿美元煤电投资面临搁浅风险
Carbon Tracker（总部位于英国，主要从事低碳能源转型对资本市场影响相关的分析工作）近日发布报告指出，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新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新建煤电项目。全球目前在建或在计划阶段的煤电项目达到499吉瓦，正令6380亿美元的投资面临风险。根据报告，最迟到2030年，全球新建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成本将低于全球现有所有煤电厂的发电成本。
随着可再生能源价格不断降低及有关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的合规成本升高，煤电已不再是价格最低廉的发电选择。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太阳能和风能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现有60%的煤电厂。这种趋势在碳价坚挺的欧洲最为明显。而在具有丰富可再生能源，资金成本和政策制定成本都较低的美国、中国和印度，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也相较大部分的煤电项目更有竞争性。根据报告，全球目前仍有大量在建或在计划阶段的煤电项目，总量达到499吉瓦，6380亿美元的投资面临搁浅风险。Carbon Tracker警告，政府和投资者可能永远无法收回投资，因为煤电厂通常需要15年到20年才能收回投资。
六、河北省将加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3月18日，河北省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施质量强省和标准化战略2020年工作要点、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等。
会议指出，要加强系统研究和战略谋划，建立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要围绕“三件大事”提质增效，打造“雄安质量”“雄安标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北京冬奥会筹办，加强京津冀质量标准协同发展。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突出工作重点，严格项目准入，禁止新增钢铁、焦化、平板玻璃、水泥、陶瓷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依法依规压减过剩产能，加快重污染企业退城搬迁；优化能源结构，加快燃料清洁低碳替代以及利用工厂余热、电厂热力等替代，支持天然气、电清洁能源利用；推进清洁生产，开展节能改造和工艺升级，提高企业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坚持目标导向，细化分解任务，按年按季按月列出台账，严格考核管理，以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实效守护京津冀的蓝天白云，推动河北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双绿专家视角
一、疫情冲击下绿色金融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策
作者：魏红刚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处长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加大了"六稳"的压力，提升了产业转型、调整、创新的紧迫性，进一步强化了新兴产业、新业态、新经济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的不足。
◆绿色金融最终理念是通过金融资源分配引导生产和消费绿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线运营和数字经济不仅仅具有抗疫性，而且极具绿色特征。尤其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是要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和卫生健康。疫情冲击之下绿色经济及绿色金融的内涵再次显化，进一步丰富和明确。
◆防疫导致社会与经济的停摆，显化民生需求的根本、产业链的核心地位、战略新兴产业的未来、绿色抗疫的高质量特征。金融之于实体如同血液，当此复工复产之际金融应超常规支持实体，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维护产业链完整和持续升级，继续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金融更应发挥可持续金融的作用，支持实体有序复工复产，帮助经济社会尽快回归常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趋同，新冠肺炎疫情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发展的内涵。支持短缺经济避免浪费、服务安全与健康以保障人的发展可持续、维护产业链完整及促进产业提质增效、绿色生产，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发展的应有之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供给和需求部分中断，经济遭受短期打击，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长期则提高了中国产业对创新和健康的重视，增强了中国对经济新动能的方向和模式的认识。同时也赋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新的内涵。
疫情冲击加快市场出清和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调结构，纠正经济扭曲，优化要素配置，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然而新动能的酝酿、新经济替代旧经济需要时间，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亦需兼顾经济平稳过渡，传统低效的经济部分仍然在一定容忍度内运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需求侧投资、消费和出口急剧下降，加快暴露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扭曲和经济短板，检验了产业链的韧性与再生能力，并强制性的对无效、低效的供给出清，加快催发对有效需求的供给。例如，因为防疫封城、限制交通、限制生产等措施，市场需求弱的、债务杠杆较高的传统型企业受到供需双向挤压，加速破产；诸如防疫药品和防疫装备等市场急需的产品生产企业，医疗健康、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支持企业，则加快产能释放和市场扩张。中长期看，过剩经济、无效和低效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加快出清；而对生命健康、公共卫生服务、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存在短板行业则将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
疫情冲击扩展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降低生产对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消耗使用，转而更多的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改变产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产业低级的局面。为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实现产业的改革、转型、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管理起到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作用，但也增加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压力。如何在制造业存量调整中催生增量，极大的催化新兴产业，并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成为“六稳”压力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出课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加大了“六稳”的压力，提升了产业转型、调整、创新的紧迫性，进一步强化了新兴产业、新业态、新经济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的不足。从而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不得不更加重视诸如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及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等制度变量、公共卫生医疗等公共治理短板因素，以确保整体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疫情冲击彰显绿色经济的可持续性
绿色经济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更加效率、和谐、持续的增长方式，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要内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一种经济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求坚持绿色发展，降低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线上交易、智能物流和在线办公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支撑制造业和服务业更高质量的发展，科技提升的传统经济和新兴数字经济更加绿色低碳。劳动力、土地、资源消耗高的产业和企业在疫情中沉没成本更高、复工复产更难；依靠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的产业和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运营成本更低、线上营运比率更高，复工复产更易。绿色经济天然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数字化的绿色经济对病毒疫情等冲击具有极强的免疫性，能够增强产业生产和社会运转的弹性、减低损失，更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疫情冲击丰富绿色金融内涵
绿色金融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并谋求行业自身的低碳绿色发展。当前绿色金融发展由于国家政策、外部激励与监督、行业战略安排和政策配套不充分，发展深度和广度不足，环境决策未全面纳入金融融资体系。绿色金融最终理念是通过金融资源分配引导生产和消费绿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线运营和数字经济不仅仅具有抗疫性，而且极具绿色特征。尤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是要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和卫生健康。疫情冲击之下绿色经济及绿色金融的内涵再次显化，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一是保证人类生命和卫生健康的非过剩生产和服务是绿色的；二是明显可促进生产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绿色消费的服务业是绿色的；三是公共安全保障以及提升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的公共事业是绿色的。我们认识到一些服务业除本身绿色之外更能起到加绿或绿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作用。随着绿色经济外延扩展，绿色金融的内涵也应延拓，除上述绿色经济的范畴至少防疫金融和短缺的民生金融在特殊疫情时期也是绿色的，绿色金融应在疫情可控后复工复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避免民生、经济社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中断。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恢复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对策
疫情之下众多中小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停工颗粒无收但成本支出刚性，面临复工复产资金短缺困境。防疫物资紧缺、公共卫生的短板也暴露无遗，产业链面临中断和转移。防疫导致社会与经济的停摆，显化民生需求的根本、产业链的核心地位、战略新兴产业的未来、绿色抗疫的高质量特征。金融之于实体如同血液，当此复工复产之际金融应超常规支持实体，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维护产业链完整和持续升级，继续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金融更应发挥可持续金融的作用，支持实体有序复工复产，帮助经济社会尽快回归常态。
首先，应针对经济社会持续运转的必要和紧缺部分，发挥绿色金融的政策性支持作用，支持防疫和保障民生。一是快速认定紧缺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新冠病毒肺炎治疗和药品生产单位、交通物流企业、民生必需品生产和销售企业为政策性绿色金融重点支持对象，并制定白名单。二是先期给予白名单企业充分的短期绿色金融资金支持，解决其所需资金之急之缺，支持防疫和社会民生持续运转。三是制定政策配套措施，刺激疫情暴露的防疫、医疗健康和民生短板供给。一方面从资金供给端提供低成本资金，如人民银行防疫专项贷款；另一方面政府应给予白名单企业融资贴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支持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和扩大再生产。
其次，应针对不存在产能过剩的传统国民经济基础和战略安全行业，发挥绿色金融的长效作用，通过长期限的专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没有永远的传统产业，只有技术落后的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统产业仍将是制造业之基、产业链之本。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大行应发挥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作用，以绿色金融的形式让利于攸关国民经济基础的行业，尤其相关国家战略安全、粮食等资源安全、交通通讯、能源电力重点企业，维护国民经济命脉和产业链根本。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制定重点支持企业目录，给予相应的融资便利和诸如拨备计提、资本计提、税收减免政策，为长期限绿色金融的正外部性提供对价。
第三，针对战略新兴高技术产业、进口替代产业，应发挥绿色金融的战略引领作用。一是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且具有一定技术优势的战略新兴高技术企业，着力以绿色金融支持产业做大做强，支持供给侧质量提升和低碳生产。应足量发挥绿色金融的低成本激励作用，助力战略新兴高技术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加强公司治理、加大技术研发、扩大生产和销售。二是对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发挥财政金融的绿色战略支持作用，给予贴息绿色金融资金支持，辅以配套的减费降税政策，助其吸引风险投资资金，加快催化其成长。三是对进口替代企业，应发挥财政金融的杠杆作用，撬动绿色金融等资金资本进入，激励企业扩大生产和持续技术升级，改善供给和低碳生产。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趋同，新冠肺炎疫情丰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发展的内涵。支持短缺经济避免浪费、服务安全与健康以保障人的发展可持续、维护产业链完整及促进产业提质增效、绿色生产，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发展的应有之义。
二、全球三大养老金联合声明倡导ESG投资
作者：郭沛源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董事
近日，来自英美日的三家大型养老金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携手共建可持续的资本市场（Ou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Capital Markets）》的公开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全文附后），倡导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者和被投公司关注长期价值，重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ESG），齐心协力遏制资本市场的短期主义，为客户、受益人和社会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声明》开门见山，摆明立场：“作为资产所有者，我们的终极责任是为数以百万计的多代家庭在退休后获得财务保障。我们提供财务保障的承诺要贯穿数十年，因此我们不能只为未来几年内获得最大化的投资回报而努力。如果我们只重视短期收益，我们可能将会忽略投资组合潜在的毁灭性系统风险。”《声明》引述了穆迪研究报告的数据，指出“到2100年，仅气候变化就有可能造成69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损失”。
《声明》认为，“从数十年的时间跨度看，那些单纯寻求收益最大化的公司，无视公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影响，让公司长期发展面临风险，对我们（养老金）而言并非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声明》向养老金的资产管理人，即那些为养老金做投资的基金公司，发出十分明确的信号：“资产管理人应在整个投资流程中整合ESG因素……我们更愿意与这些资产管理人建立和保持合作关系”。
《声明》由美国加州教师养老金(CalSTRS)首席投资官Christopher J. Ailman、日本政府养老金（GPIF）执行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Hiromichi Mizun和英国高校退休金（USS）首席执行官Simon Pilcher联合签署。公开信息显示，CalSTRS的资产规模为2524亿美元，GPIF的资产规模为15700亿美元，USS的资产规模为890亿美元。三大养老金合计规模近2万亿美元，《声明》的分量不可小觑。
在我看来，三大养老金的《声明》令人振奋，但并不意外。因为，养老金和保险资金传统以来一直是责任投资市场的两大驱动力量。根据美国2018年数据，54%的ESG投资者来自公共部门（Public Assets），养老金是大头，还有37%的ESG投资者来自保险资管行业[1]；同一年，瑞士ESG投资者中，58%来自保险资管，29%来自公共养老金，还有10%来自企业年金[2]。
为何养老金会如此青睐ESG呢？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是养老金的长期属性。养老金投资是典型的代际投资（Generational investment），要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考虑投资收益，ESG投资的特征符合长期属性的要求。第二是养老金的避险属性。因为资金量巨大，且背负数以百万计的社会家庭的托付，养老金机构无法承担过高风险，稳健收益比高收益更有吸引力，ESG投资的特征也符合这一点。第三是养老金的公共属性。养老金受益人是社会公众，资金带有一定的公共属性，投资行为应符合主流价值取向，避免产生重大的社会、环境负面影响。试想，如果养老金被资产管理人用去投资重污染企业，导致自然环境破坏、人们健康受损，甚至一些人还没等到领退休金就已经死亡，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ESG投资的负面筛选可以有效规避此类不当投资行为。
有些人会质疑养老金投资纳入ESG因素，会造成“自我束缚”，减少可投资标的，降低收益率。他们主张：投资归投资，社会归社会，不要对投资“道德绑架”。对此，《声明》做了明确的反驳，强调“（ESG）不是把政治目标注入商业经营，也不是道德宣教”，还提醒这些怀疑论者“正在迅速沦为少数派”。《声明》引用德国学者在2015年发表论文作为证据，该论文对2200多项研究的综合分析显示，ESG投资和财务回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约90%的研究显示两者至少不存在负相关。
相比之下，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提出的观点比《声明》要更严厉。去年底，PRI发布《21世纪受托人责任最终报告》，对“21世纪的受托人责任（Fiduciary Duty in the 21st Century）”这一持续4年的项目做了总结。报告指出，忠诚和审慎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受托人责任。在新的世纪，因为社会和市场面临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等各种问题，投资者出于对受益人利益的考虑，“必须”将ESG纳入投资分析和决策流程，鼓励被投资公司或其他被投资实体制定较高的ESG绩效标准，及披露相关信息。换句话说，PRI主张，如果养老金不考虑ESG的话，就会侵害养老金受益人（当下或未来要领退休金的人）的利益。
PRI在报告中解释，ESG问题具有财务重要性，即纳入ESG可以创造投资价值，忽视ESG则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声明》也反复提及。PRI还指出，世界各地的政策和监管框架正在纳入ESG，如果不考虑ESG，资产管理人未来面临法律挑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根据PRI统计，世界50大经济体共进行730余次硬性、软性法律政策修订，涉及500项政策工具，其中不少关于养老金管理。譬如，南非在2013年要求养老金管理人考虑与长期成功相关的所有因子（包括ESG），韩国在2015年要求国民年金公团考虑ESG问题并披露ESG的纳入程度，巴西在2018年要求养老金将ESG纳入风险分析，英国在2019年起要求养老金托管机构要考虑具有财务实质性的ESG因素。详见下表。
表：世界各地养老金的ESG政策法规
综上所述，养老金倡导ESG投资是大趋势，养老金机构若能旗帜鲜明支持ESG，对责任投资市场的带动效应将是巨大的，因为这会激励一批资产管理人在投资流程中纳入ESG。日本经验近在眼前：2016年日本ESG市场规模约5400亿美元，到2018年猛增至2.2万亿美元，原因就是GPIF在2017年开始跟踪3个ESG指数做被动投资。
在中国，根据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和商道融绿的统计，2019年泛ESG公募证券基金规模约485亿元人民币[3]。同期社保基金入市规模超2万亿元人民币，养老基金超1万亿人民币，合计3万多亿人民币。如果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能纳入ESG，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内ESG市场格局，引领中国ESG跨越式发展。
从政策趋势看，这是有可能的。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七部委在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开展绿色投资”。中国基金业协会在2018年《绿色投资指引（试行）》中，提出“为境内外养老金、保险资金、社会公益基金及其他专业机构投资者提供受托管理服务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发挥负责任投资者的示范作用，积极建立符合绿色投资或ESG投资规范的长效机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在介绍投资理念时，也重点突出“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ESG也是应有之义。2018年11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在“2018中国ESG论坛”上表示，“在不远的将来，ESG投资在中国资产管理及养老金投资领域的实践会逐步加快，并与发达国家及地区接轨”。我特别期待这一天早日带来，将中国ESG带入万亿时代。
附：《携手共建可持续的资本市场》
作为资产所有者，我们的终极责任是为数以百万计的多代家庭在退休后获得财务保障。我们提供财务保障的承诺要贯穿数十年，因此我们不能只为未来几年内获得最大化的投资回报而努力。
如果我们只重视短期收益，我们可能将会忽略投资组合潜在的毁灭性系统风险。根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的一项估计1，到2100年，仅气候变化就有可能造成69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损失。作为具有最长期投资视野的资产所有者，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充满活力、强大和可信赖的经济体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我们实现对多代受益人责任承诺的关键因素。
从数十年的时间跨度看，那些单纯寻求收益最大化的公司，无视公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环境、员工和社区）造成的影响，让公司长期发展面临风险，对我们而言并非有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同样，那些只看短期、只看财务指标的资产管理人，他们忽略与可持续性相关的长期风险和机遇，对我们而言也不是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和资产管理人应资产所有者的要求，采用长期价值投资的策略。同时，公司和行业组织也在反思公司的宗旨，认识到将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融合至公司愿景和战略中，对公司是有益的。越来越多的公司遵循如“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和可持续性会计标准委员会（SASB）之类的框架披露相关信息。此外，有影响力的资产管理人正在将气候变化等系统风险因素纳入投资活动中。
我们欢迎这些努力，但我们认为要走的路还很长。那些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利益驱动力依然强大，对变革的抵制也很激烈。有意义且对决策有帮助作用的ESG相关信息披露和分析在现阶段仍然占少数，更不要说形成规则了。在很多地区，旨在促进长期投资模式的立法进展依然缓慢。
我们支持为我们创造长期价值的公司。我们知道，许多跨国公司常常承受着来自市场的过度压力，逼迫他们实现短期目标，这使他们很难保障公司长期愿景的实现。然而，作为资产所有者，我们努力扮演长期资本的掌舵人，支持有明确、长期愿景的公司，以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同样，资产管理人应在整个投资流程中整合ESG因素，在行使投票权时履行他们承诺的受托责任，并告知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与被投公司沟通。这样的资产管理人能证明他们在致力于创造长期价值，与我们利益一致。我们更愿意与这些资产管理人建立和保持合作关系，支持他们承担责任，确保他们履行承诺。
怀疑论者如果继续质疑可持续性在全球投资界日益增长的作用，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正在迅速沦为少数派。一项对2200多个研究的综合分析显示，ESG投资和回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约90%的研究显示两者至少不存在负相关2。怀疑论者应该意识到这种结论并不支持他们的观点。
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那些致力于可持续价值创造的公司和资产管理人，并不是把政治目标注入商业经营，也不是“道德宣教”。他们正在履行对我们的责任，进一步讲也是对依赖我们的数以百万计家庭的责任。因此，我们敦促合作伙伴和被投公司重新思考他们关于利益相关方、社会和环境的战略、增强相关信息披露（例如使用TCFD等框架），以便我们能合作、创造和提升长期价值。
公司要成为长期价值的创造者，投资人要成为长期价值的加速器，两者合力才可以遏制短期主义，为客户、受益人和社会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加州教师养老金(CalSTRS)首席投资官Christopher J. Ailman
日本政府养老金（GPIF）执行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Hiromichi Mizuno
英国高校退休金（USS）首席执行官Simon Pilcher
2020年3月
（翻译：孔令令 校对：郭沛源）
脚注：
1 详见穆迪分析2019年发布的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2 详见Friede, G等人2015年在《可持续金融与投资期刊》发表的论文《ESG与财务回报：2000多份实证研究的综合证据》
[1] US SIF, US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and Impact Investing Trends 2018
[2] Swiss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University of Zurich, Swiss Sustainable Investment Market Study 2019
[3] China SIF 商道融绿，《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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