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其中有一句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青年中广为传诵的爱情宣言：“我对死亡感到唯一的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马尔克斯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
其实，如果从现实的角度去看，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霍乱等同于爱情，因爱情而丧命的人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屈指可数，而因霍乱而丧生的生命，在霍乱两百年的历史中却有几千万之巨。据说古时候感染上霍乱的人会被放逐到某处，隔离区的大门上写着：“入此门者应将一切希望留在门外。”
一、霍乱的7次全球大流行
历史上最著名的霍乱，是发生于1817年的恒河大霍乱。恒河起源于嘉诺特里冰川脚下的哥姆克冰洞，经过恒河平原，流入孟加拉湾。它被虔诚的印度教徒视为“圣河”，几乎每一位教徒都爱到恒河中沐浴。据说可以祛病消灾、延年益寿。远洋轮上保存的恒河淡水，经过万里行程仍然新鲜。最令人惊讶的是，在有痢疾和霍乱菌的培养液中注入一些恒河水，数日后，细菌全部死去。经过科学家研究，原来恒河水中有放射性矿化物——铀（238）所蜕变产生的铀（214），这种物质基本上可以杀死河水中99%的细菌。另外，恒河水含有一般河道基本上没有的噬菌体和重金属化合物。三者的共同作用，使恒河水有了独有的自洁能力，因此被视为“圣水”。
虽有“圣水”的庇护，但霍乱却发源于这一流域的恒河三角洲，因此恒河三角洲也有“人类霍乱的故乡”之称。在古印度的恒河三角洲，早就有霍乱的局部流行。直到19世纪，由于欧亚大陆的交通贸易日益频繁，霍乱才被迅速传播开来。据历史记载，霍乱共有7次全球大流行。第一次始于1817年，当时霍乱起于印度，传到阿拉伯地区，然后到了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在1826年的第二次大流行中，它抵达阿富汗和俄罗斯，然后扩散到整个欧洲；第三次大流行，它漂洋过海于1832年抵达北美。到1923年的百余年间，霍乱共有6次全球大流行，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仅印度死者就超过3800万。1961年后霍乱又开始第七次大流行。这次起于印度尼西亚，然后传到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1970年进入非洲，百年不见霍乱踪影的非洲从此深受其苦。1991年霍乱袭扰拉丁美洲，一年内就造成40万感染者和4000名死者。1993年，仍有78个国家报告了霍乱，在霍乱流行的高峰时期，每年，孟加拉有3万人、全球有20万人死于霍乱。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说，2001年非洲霍乱患者占了全球的94%。至今，霍乱在一些非洲国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在第一次霍乱全球大流行中，它就首次自国外传入我国，从那时起直至1948年为止的近130年中，霍乱在我国大小流行不下百次，其中比较严重且有记载者也在60次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加强了国境卫生检疫和传染病管理，大力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使古典型霍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但随着第七次世界霍乱大流行的开始，埃尔托霍乱又于1961年7月出现在广东西部沿海的阳江、阳春等地，从此揭开了新中国埃尔托霍乱（我国称之为“2号病”）流行的序幕，至目前为止已有两次较大的流行：第一次是1961～1964年，波及9个省、市、自治区；第二次是1978～1989年，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霍乱已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影响生活生产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二、殖民地掠夺的“副产品”
1829年，霍乱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它沿着贸易和朝圣的路径不断从印度向四周辐射，一直逼向人口最密集的欧洲中心。到1830年秋天的时候，霍乱还在莫斯科，但第二年春天时它就已经到达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然后，霍乱从那里迅速到达芬兰、波兰，并向南来到匈牙利，最后到达澳大利亚。夏天时，柏林也发生了疫情，随后汉堡和荷兰都遭到了霍乱的袭击。
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恒河三角洲带回来黄金白银，也带回了霍乱，在1832年一年之内英伦三岛有超过8万人撒手人寰。
在欧洲大陆到处报警的情况下，英国的政治家、医生、科学家以及广大民众都忧虑地注视着疫情的发展。1831年6月2日，国王威廉四世在国会开幕式上说：“我向诸位宣布一下众所关心的可怕疾病在东欧不断发展的情况。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阻止这场灾难进入英国。”可是，国王的话没有说多久，他说的“想方设法”还没有一丝头绪，8月份，疾病已进入英国。
英国第一个感染霍乱的人，是在英格兰东北部海岸的港口城市桑德兰郊区的制陶业画师威廉·斯堡特。某一天，这位平素身体非常健康的60岁老人突然患病，上吐下泻，排泄物就像是大麦粉加水那样的白色液体。他的手脚发凉、体出虚汗、面色青黢、两眼下陷、嘴唇青紫、口渴难耐、鼻息阴冷、讲话无力、嗓音嘶哑，脉搏细弱得几乎感觉不出它的跳动。除此之外，这位画师还发起高烧。尽管病情很严重，他还是渐渐好了起来。可是两天以后邻居家的一个仆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结果却未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数月以来，桑德兰人一直矢口否认霍乱的存在，但此时，人们不得不承认：霍乱已经登陆英格兰。
此后死亡连连不断。对于死亡的原因，那些仅会治疗一般肠胃传染病的英国医生们只能含含糊糊地把它解释为严重的“夏季腹泻”。从1831年的10月23日至12月31日，仅在桑德兰一地就有202人死于霍乱，第二年的1月初，英国东北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霍乱传染。2月份，霍乱蔓延到伦敦港口区，到了夏天，整个英国首都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1832年一年当中，伦敦共有1.1万人受到传染。其中死亡人数约占一半左右，而这个数字占当年英国全国的霍乱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当时，英国人对霍乱的了解仅限于它的发病症状和惊人的杀伤力，而对于它的传播和治疗却一无所知。人们用蓖麻油冲洗肠胃，有的甚至用电击，或用炽热的铁片去烫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治疗，但显然这些都无法阻止霍乱的继续蔓延。
到了1832年3月，霍乱越过大西洋，抵达美国和加拿大，同时，法国、比利时、挪威等国家也发生了疫情。当时，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正在巴黎，他用文字描述了当时的状况：“3月29日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讥笑疾病的恐惧者，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当天晚上多个舞厅中挤满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声淹没了巨大的音乐声。突然，在一个舞场中，一个最逗笑的小丑双腿一软倒了下来。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场送往医院。但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的服装……”海涅以短短的篇幅，十分生动而准确地呈现了霍乱传播之快、之严重，以及面对瘟疫的众生百态。
早在霍乱来临之前，美洲人早已经得到了警告，他们组成了专门委员会对付疾病。医生们凑在一起谈论一旦霍乱出现的应对措施。霍乱首先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蒙特利尔登陆。1832年6月26日，纽约市的一名爱尔兰移民带着霍乱病症死去。不到一星期，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相继死去。纽约市立即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检疫措施。商店关门，柩车来回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由于死亡率急剧上升，街沟中常见一些尸首。
不少纽约人纷纷逃离城市，去乡下寻找避难之所，但他们发现，连逃跑也不是件容易之事。刚刚跨过长岛海峡，迎接他们的是罗得岛人连珠炮似的枪声，谁也不愿让疾病传入自己的家园。以纽约州为中心，霍乱向四周扩散。它通过伊利运河到达美国中西部地区，又乘着内地的马车和海岸线边的船只到达新奥尔良，并夺去新奥尔良5000人的生命。密执安州伊普西兰蒂的当地民兵竟向来自底特律的邮车开枪，只因为底特律已经出现了霍乱。在随后的两年中，霍乱时起时伏，夺去了美国上千万生命。
三、霍乱时期的斯诺医生
经过漫长的科学研究，人们对霍乱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波及面广、危害严重。霍乱病名始见于中医经典《内经》，汉朝《伤寒论》中也有所论述，清朝还有专著《霍乱论》。霍乱是经口感染的肠道传染病，常经水、食物、生活接触和苍蝇等而传播。经水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历次较广泛的流行或爆发多与水体被污染有关。
1848年，霍乱在英国第二次爆发，这次霍乱使13万人丧生。虽然当时世界许多国家都经历过霍乱并且经受了重大创伤，但是，对于霍乱的成因并无定论，更多的人包括医生们猜测霍乱是通过污浊的空气或与病人的接触传染的，当时还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瘟疫起源于土壤中一种有毒的“瘴气”。
1849年，英国著名的麻醉专家约翰·斯诺博士发表了关于霍乱传播问题的文章，他认为霍乱并非通过呼吸道传染，而是经过食道传染，病人的粪便中带有病菌，这种病菌一旦进入饮水源中，被他人饮用，病菌就传染给了他人。虽然当时破烂不堪、居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居住环境比比皆是，但人们还是没把这样的情况和霍乱的传播联系起来，斯诺博士的“粪便传播说”在当时是破天荒的。斯诺的推测来自他的观测。1849年，在伦敦的一次区域性霍乱爆发中，仅10天时间就有500人死亡，斯诺行医的地方恰好就在这个区域中。他在一张地图上把死者的住地和居民取水的井位都标划出来，结果发现，霍乱造成的死亡大都发生在一口人力抽水井的周围。斯诺推测疾病从肠道开始是因为吞下了什么毒素。他在行医过程中发现霍乱病人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变成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被称为“米汤便”，这种米汤便变干以后很难发现，它沾在床单和衣服上，护士或亲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容易弄脏双手，如果不加以冲洗，便会在饮食时将毒物吃下去。斯诺推测的最后一步是，流入布罗德街水泵中的水一定是被一条下水道或一根隐蔽的排水管所污染的。
1854年8月，霍乱再次袭击伦敦，斯诺博士获得了证实自己理论的机会。
在布罗德和康桥大街的拐角处有个压水泵，周围几百家人都靠这个压水泵获得饮用水。斯诺取了压水泵中的水样，发现水中有病人排泄物中如稻粒样的微小颗粒。他又获得了近几个星期内附近因霍乱而死亡的名单，发现几乎所有死者都曾居住在布罗德大街压水泵的附近。斯诺还发现就在一箭之遥的布罗德大街酿酒厂中没有一个人死于霍乱。他调查了原因，发现那里的工人不是以啤酒当饮料喝，就是从厂中的井里取水。有了这些有力的证据后，斯诺立即说服市政官员从布罗德街角的压水泵上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就这样，这一带的霍乱死亡率不断减少。
斯诺在阻止霍乱方面的巨大努力，推动了许多国家对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饮用水卫生状况的关注。当然这种关注变成实际的改善，中间还有一段距离，就拿斯诺行医和研究的布罗德街教区的那个水泵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还是当地居民饮用水的来源，直到1866年霍乱的第四次威胁下才被拆除。那时斯诺已经去世，可以告慰他英灵的是，伦敦的供水已得到极大改善，改用封闭的排水沟向泰晤士河排放污水，这使1868年伦敦的霍乱死亡率远远低于从前。
四、大自然对人类的复仇
1991年的秘鲁霍乱肆虐，主要在于它缺少清洁饮用水，其实，在秘鲁爆发多次的霍乱大部分都是由水的污染而起，现在拥有700万人口的利马，供水系统还是20世纪初兴建的，而当时的人口只有23万，老化的供水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更糟糕的是该城渗漏的供水系统已将病菌带到了自来水中。
在秘鲁其他的主要城市，情况更加糟糕。秘鲁首都以北350公里的钦博特，根本没有全市的给排水系统。原始的废水直接倒进河中，自来水又是从河中抽上来的。一旦霍乱病菌进入河水中，它便不可避免地会被抽上来喝掉。离利马大约500公里的特鲁希略，没有河流，只有一些水井，一些官方和更多非官方的水泵从中取水。井中的地下水极容易被污水污染。
依据官方的统计资料，1991年秘鲁有336554人患霍乱，其中死亡3538人。瘟疫穿过拉丁美洲蔓延，最后于1994年平息。到了当年的9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报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感染人数为1041422人，死亡9643人，但WHO估计报告上所说数据大约是实际数据的2%。果真如此，那么便有5200万人染病，几乎占该大陆人口的12%，有超过48.2万人死亡。
在秘鲁，如果不是国家卫生部长的远见卓识，死亡人数还会更多。他意识到了这种腹泻式疾病在全国的严重程度，他获悉孟加拉国新近使用过再水化疗法治疗霍乱病人。为了补充体内因腹泻而缺少的生命必需的电解盐，以及使盐能为内脏所吸收的葡萄糖，他将这两者配成药剂（被称为“小急救包”）大量分发给市民，它只需简单地溶入水中便可以给患者服用。在埃尔托霍乱袭击秘鲁的时候，这种办法使死于腹泻的人减少了40%。
城市供水系统的“腐朽”是秘鲁霍乱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说这场霍乱就是供水系统造成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任何城市，供水系统都包括两个部分：渠道和水源，利马也好，距离利马350公里的钦博特也好，供水系统的不堪重负的确会加深水的污染程度，也会“迫使”居民滥用地下水，但是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秘鲁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这种污染来自于海洋。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湾海洋哺乳动物易受感染是有机氯化物的污染所致。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对北极水域鱼类的过度捕捞也许是麻疹病毒杀死北海海豹的驱动力。北极的极地海豹，由于被捕鱼业剥夺了食物来源，便向南移动寻找食物，由此与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科学家们推测，那时，极地海豹所携带的自身对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统已受损伤的港口海豹身上，并将其毁灭。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种力量扩大了有机氯化物的影响。正是它为利马霍乱的爆发提供了诱因。
1990年美国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峡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涨的河流倾泻进墨西哥湾，裹挟着大量的杀虫剂、化学物质和人类与动物的垃圾。正如人尽皆知的北海的严重污染一样，这种洪水泻入海中也是美国海岸死去的海洋动物体内有机氯化物存在的一个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它们免疫系统缺损的原因。
很可能这些动物的免疫系统因为食物中的有机氯化物毒素而逐渐衰弱，而在浓密海藻中出现的新的变异病毒，它们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污染所激发的。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健康极为不利，而因与果的循环并未就此终止。有机氯化物也污染大气，尤其是氯氟碳化合物和其他碳氟化合物。当它们升入同温层，在阳光辐射的影响下它们会分解。自由的氯原子于是和存在于同温层中称为臭氧的三氧原子发生反应，夺走臭氧分子的一个氧原子，形成氯氧化物，留下正常的氧（O2）。臭氧是非常关键的阳光过滤器。没有了它，紫外线会直接透射到地球表面，对那里的生物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所有鱼类、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极为依赖的浮游生物的死亡，到人类的皮肤癌和植物的变异，不一而足。因为紫外线扰乱生物的基因，它使海藻群落中发生的变异和基因改变更加严重。
20世纪70年代，丽塔·科尔韦尔已经发现海藻中生活着霍乱病菌。埃尔托霍乱在南亚和东非泛滥时，科尔韦尔和她的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菌种，发现它与海洋藻类有极强的亲和力。一开始，细菌在浸到寒冷的海水中后会收缩起来，缩成正常大小的1/300，然后进入休眠。在水变得新鲜、温暖并且水中的氮增多的时候，弧菌会回到它们正常的活跃状态。这种对应条件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满足，到了夏天，海藻会在一处河口或港湾接触到含盐的水或清水，沐浴在沿岸冲到河水中的肥料和垃圾释放出的充足的氮之中，这时，便是弧菌复苏的有利时机。埃尔托霍乱菌完全适合在海洋中生存，尤其与藻类相伴。研究者们发现，甚至在它们收缩冬眠的时候，它们也在依靠藻细胞中的蛋囊为生。一个藻细胞可以养活一百万个细菌。1991年1月爆发的利马霍乱，其流行路径其实很简单：海藻将埃尔托霍乱菌带到了利马，如果利马对水进行氯化处理，也许会避免这场灾难，但是利马没有这样做，城市供水系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尔韦尔认为，如果追踪海藻的移动，尤其从霍乱流行的孟加拉国沿海开始，传染病学家就可以提前预报霍乱爆发的地点，帮助有可能受害的人们及时预防。可惜的是，很多国家，包括秘鲁这样的沿海国家，对此一概熟视无睹。
其实，不仅是环境污染，战争也往往使霍乱爆发。比如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造成百万难民缺衣少食，于是霍乱开始流行。据统计，战后一个月逃难到邻国扎伊尔戈马地区的卢旺达难民感染霍乱人数约5万，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一名患者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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