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广电独家」杨 余
上海台记者叶钧曾经参与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可此次疫情报道和他以往经历过的其他大型公众事件报道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来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是普通人跨出命运选择的一步。”2月23日是上海援鄂第一批医疗队来到武汉一个月的日子，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采访部时政新闻主管叶钧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亲爱的，这次换我来当“后勤部长”》这篇报道时如是感慨。
这一天，也是叶钧和摄像搭档唐晓蒙跟随上海医疗队“逆行”武汉整整一个月的日子。
前线的工作忙碌而充实，除了新闻报道、直播连线、《新闻透视》小专题，以及同步推进短视频等新媒体产品，叶钧还得不时为后方承担起现场导演和技术支持等工作。他笑言：“谁让我身边现在是‘大牌’云集。后方想问的热点问题，我都能很快找到合适的嘉宾。”
不过，来自3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想，也对记者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时间跨度比预期的长，本以为10天左右就会进行记者轮换，而直到现在他们都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二是病毒来势汹汹，对于安全防护的要求特别高；
三是此次疫情报道没有明确的转折点，十分考验记者的新闻直觉。▍1640个医生护士就有1640个故事
1月24日除夕夜，叶钧跟随上海卫健委派出的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疗团队来到武汉，医疗团队的驻地就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附近。他的主要任务是跟踪报道上海援鄂医疗队，展现来到异地、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们的工作日常，并根据疫情情况展开相关新闻报道。
叶钧（图右）跟随上海援鄂第一医疗队医师组组长周新（图左）进入隔离病区
作为一名曾经参与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的记者，此次疫情报道和叶钧以往经历过的其他大型公众事件报道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汶川地震时期的报道为例，新闻主题的策划一般会随着报道的推进，按照“事实真相揭露”“救援进展”“救援效果”和“总结经验”4个阶段展开。然而，在武汉，对于新闻记者和大众而言，下一阶段将在什么时间来临，谁也无法预测。在这种随时变化的进行时态下，典型人物的树立成为最大的报道难点，因为感动随时都在发生。
截至2月23日，上海派出了9批医护人员，共1640位，这意味着每天都有1640个故事在武汉发生。“一开始，前线记者看到遍地都是新闻会很兴奋。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节奏，做好取舍，很容易陷入焦灼状态。”
叶钧认为，在报道前期，受众对于来自一线的直击型报道非常关注，因此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现在是“战时状态”！》这篇报道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张定宇院长身患渐冻症，在现场只是觉得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是走得非常快，精神面貌很好。”据叶钧回忆，这个简短的采访发生在张定宇迎接上海医疗队的路上。
金银潭医院作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承担了疫情爆发初期大量患者的收治工作，且主要收治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外界很想知道他们坚守的这一个月发生了什么，张定宇的回答简洁明了：一是现在是“战时状态”；二是这一个月来全员停休、日以继夜，最缺的就是专业的医护人员。
1月26日，上海医疗队接手金银潭医院的两层病房，度过了他们在武汉工作的第一晚。这里的工作强度超出了医疗队成员的预计，原先6人的班组临时加强到了8人。即便如此，因为病人情况危重，加上穿着防护服，他们还是不吃不喝连续工作了
8个小时。这个病区情况特殊，无法使用空调，他们穿着单衣抗拒着武汉深夜的严寒。“第二天一大早，在医院看到褪下防护口罩时的她们，满脸都是压痕和汗水，但还对着镜头羞涩灿笑，我的眼睛突然很酸涩，就像进了沙子一样。”镜头下的画面让叶钧和成千上万的受众感到震撼和感动，同时也坚定了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
在开始阶段，他们的疫情报道采取全天候、全时空的发稿节奏——白天采访、拍摄、编片，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晚上编辑新媒体产品，供第二天网端发布，有时还要为了医疗队晚间活动报道熬到深夜。
他们原本每天就要在医院、第一批医疗队大本营和第二批的护士驻地骑着单车往返6公里，随着第三批上海医疗队在30多公里外另一个宾馆的入驻，花在路上的时间更长，要赶上下午《东方新闻》的截稿时间也更紧张。
“一个来回就得一个半小时，太浪费时间了。后来我们以一个星期为界，两边兼顾，有突发情况再临时作调整。”叶钧说，幸运的是，他们不是两个人在战斗，在他们背后是台、中心、部门各层级，采访、网端等各部门全方位的支持。
每一个选题都有群里的智囊出谋，来不及成片就直接发送手机拍摄片段，自有后方小编接手去做包装、起标题，妥妥上传到客户端。随着上海医疗队的工作逐渐进入常态，叶钧由浅入深，开始把更多精力放在深度报道和专家访谈上。其中，《首位上海援鄂医生钟鸣——我是“回娘家”救援，应该的！》专访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钟鸣——他是小年夜上海唯一指派前往武汉驰援的“最早逆行者”。
专访上海首位援鄂医生钟鸣（图左）
钟鸣在上海中山医院内素有“ECMO（人工肺）大神”之称，已被征召参与了2003年的SARS救援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医疗救援。此次接到国家卫健委指令后，钟鸣立刻取消了澳大利亚家庭之行，动身前往武汉，从接到任务到出发只用了三四个小时。
来到武汉后，钟鸣被安排在金银谭医院临时ICU的其中一层，这是危重病人最多的主战场，他的工作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从大年夜正式开展工作以来，钟鸣满负荷运转，每天早上8点前上岗，晚上至少6点下班，遇到抢救还要通宵达旦。通过团队高效的救治，该病区的死亡数有了明显减少，出院病人也多了起来。
“只有来到前线，才知道这场疫情给武汉百姓带来了多少痛苦；也只有在此刻的武汉，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与家人朋友相聚，这样平凡的生活是多么珍贵。”或许是因为年龄相仿，钟鸣的这番话引发了叶钧的强烈共鸣。
疫情前线的报道不应该只有沉重，比如
《用手扇灭蜡烛 上海医疗队度过特别的集体生日》记录了2月3日在上海援鄂第三批医疗队驻地，近期过生日的医护人员集体过了一次特殊的生日。他们隔着口罩吹蜡烛，却怎么也吹不灭，医护人员说，这证明了他们口罩的防护措施靠谱！最后，他们一起用手把蜡烛扇灭了。《打羽毛球、跳长绳！增强抵抗力 医疗队这么做》记录的是山东青岛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在驻地宾馆户外进行体育锻炼。跳绳、打羽毛球这些保持距离的体育运动，既能增强人体抵抗力，又保证了安全。
随着来到武汉的上海援鄂医疗队越来越多，压在叶钧和唐晓蒙身上的报道压力与日俱增。为了切实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2月4日清晨，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派遣第二批记者黄伊罕和陈瑞，跟随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一起奔赴武汉，继续战斗在武汉抗疫报道的最前线。
据悉，因为工作安排紧凑，驻地又相距较远，两个小组直到2月15日才第一次碰面。
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前后派出100多人的报道团队相比，此次疫情报道，上海广播电视台投入到前线的记者一共才十几个人，但新闻发稿量、选题覆盖范围毫不逊色，甚至已经不需要前方指挥部，依靠后方的“中央厨房”就可以完成全平台精准分发，手机版XNEWS报片系统成为记者单兵作战的利器。
“对于融媒体中心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大检阅。”叶钧注意到，通过这次报道，无论电视、广播还是报纸、新媒体平台，大家都会及时推出视频、图文等产品，甚至以直播、Vlog的形式展开报道。
媒体之间的边界正在不断被打破，以前总说“记者一支笔”，现在记者不仅要有一支笔，还要有能录视频的相机、话筒以及用来剪辑的电脑等。同时，记者还要会出镜，给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分发的语态也要根据不同平台进行调整。
在像武汉疫情这样体量的报道中，这种特点更加明显，记者们在这方面的技能和职业素养都有明显提升。
“记者平时还是要多实践多锻炼，上阵才能心不慌。”叶钧感慨道。
叶钧
作为一个从业16年的新闻“老兵”，叶钧在前方报道团里年纪不算小了。他很清楚自己所做的传统媒体报道在主题表现和画面展现上的长处，也努力让前方更多的感人细节和现场实况通过网络得到更好地传递。
而在面对不确切的新闻线索时，考虑到传统媒体不具备新媒体实时纠错的特性，他所把握的基本准则是：
不能一味追求速度，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不能将错就错，要争取在报道深度上取胜。▍不忍心多拿一个口罩
来到疫情前线后，叶钧进入医院病区采集病区情况、医护人员工作状态等一手素材，但这也是他们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深入隔离病区的采访。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医疗物资供应紧张，而每次前往医院采访，记者和所携带的设备都需要进行严格消毒，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较为紧缺的防护物资。
此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和报道团队选择发掘更为多样的报道视角，通过围绕非隔离病区、上海医疗队驻地、抗疫战役阵线中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随时出现的热点内容报道，力争为观众呈现更为立体真实的防疫一线。
医疗物资到底紧缺到何种地步？叶钧向「广电独家」谈了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刚到前线的时候，他在医院病区采访完之后，准备到护士站领取医用口罩，以备第二天使用。
值班护士的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只是重复地说到口罩就只剩下最后一盒，也就20个了。“同行的有4个记者，我是厚着脸皮拿了2个口罩，直到现在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另一个细节则让叶钧有点泄气。上海援鄂首批医疗队第一次去武汉协和医院领取国家卫健委发放的医疗物资时，当天没有特定采访任务的叶钧跟随前往。医生们一行5人还专门叫上了一辆公交车，途中信心满满，都说这下可以多拿一些物资，以缓解物资紧张的压力，可没想到，最后他们只拿到了9箱医用手套，没有一件防护服和一个N95口罩。“虽然医生们表现得还比较乐观，但我在做这条报道的时候，有点心酸。”
“医生跟我说，记者最好不要来病房，连医院都不要靠近。”叶钧坦言，因为防护物资紧张，有的时候他们只能佩戴一次性口罩，这可能比在上海采访任何一家医院时所作的防护都要差。“现实情况就是这么艰难，但不能如实告诉家人，免得他们担心。”
好在，驻地防护越来越规范。据叶钧介绍，他们每次进入酒店前，都会在酒店入口使用消毒水喷洒鞋底、衣服，换口罩；酒店大堂安置了红外线测温仪，并有专人值班观察；在饭厅门口会使用免洗消毒液。细心的医护人员还在自己的房间门口放了行李箱，在进房间前把在外面穿的衣服换下，人为隔离出了一个污染区和清洁区。
2月24日（二月初二）晚，叶钧(图左)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疗队麻醉科医生葛峰(图右)帮忙剪头发。
此外，疫情发生后，酒店的工作人员人手不够，有些医生便自力更生，领饮用水、倒垃圾等都自己动手，如此一来，酒店有限的清洁人员就能集中精力负责每天的房间消毒。
每次发生这种大范围社会公众事件，都会为社会带来很多反思。叶钧相信经过此次疫情，无论国家公共卫生领域还是个人生活习惯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对于记者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在类似疫情报道的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安全防护、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是需要进一步探讨也是值得反思的话题。
谈及主动报名参与疫情一线报道的初心，叶钧在记者手记里如是写到：“一方面，我的爱人是医生，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她能够随时为我提供专业上的帮助，而我本身也懂得一些医疗常识；另一方面，我对于医疗工作者的工作状态比较了解，能够快速和医疗队成员打成一片，这种优势也在奔赴武汉后得以展现。”
深入前线报道后，叶钧才逐渐发觉当初的想法过于天真了，“隔行如隔山，加上这次的病毒非常‘狡猾’，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新冠肺炎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
初生牛犊不怕虎，叶钧深感这一点在摄像搭档唐晓蒙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90后”的唐晓蒙虽然年轻，在重大突发事件拍摄中的资历却并不浅。
顾不上家里还有刚做完化疗需要照顾的母亲，他义无反顾地于除夕夜奔赴武汉。从大学开始，叶钧就立志要当记者。2003年，他如愿以偿入职上海东方电视台，之后到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再到融媒体中心，担任过《东视广角》《热线传呼》等节目的记者、编导，他对新闻节目的热情丝毫未减。
在他看来，记者总要经历一两个特别揪心的场景才能真正“开窍”，于他而言那就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但要想找到实现又一次突破的钥匙，就需要继续努力了。
“我不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但我喜欢在同一个岗位上折腾。”叶钧表示，今后再面对类似的选择，自己的想法和决定可能会不一样，但“记者的使命很光荣，我可以很骄傲地跟孩子说起这段经历，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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