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蔣介石與胡漢民因約法之爭，蔣囚胡於南京，由此引發國民黨內的再次分裂。胡漢民舊屬、汪精衛的改組派、孫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聯合一致，並帶動地方實力派共同反蔣，在廣州開府，成立“非常會議”，形成新一輪的寧粵對峙局面。後因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寧粵雙方被迫妥協。通過上海議和，雙方決定：蔣介石下野，各自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再在南京召開統一的四屆一中全會。期間，粵方又因內部矛盾，導致汪派自粵方分裂，並獨自在上海召開另一個四全大會。此後一中全會雖然順利在南京舉行，並最終迫使蔣氏下野。但新上任的孫科內閣面對當時的內憂外患，不但得不到蔣氏的支持，而且還遭到原來共同反蔣各派的不滿和抵制。此時，儘管蔣氏暫時交出政權，但蔣、汪、胡三人仍分別控制原有政治勢力，孫科內閣根本無法處理黨內這種錯綜複雜的局面，從而為蔣汪合流創造了條件，並最終形成蔣汪聯合執政的新局面。此後國民黨基本確立了各派聯合統治的局面。
本文試圖重新梳理自國民黨四全大會後至蔣汪合流期間，國民黨內的權力重組。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蔣介石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初，象徵團結統一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在南京、廣州、上海三地分別完成了各自的議事日程，但黨內各派政治勢力之間並沒有真正達成“團結”和“統一”。在隨後召開的四屆一中全全會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場新的權力之爭和重組。
粵方四全大會閉幕後，寧粵對峙期間成立的“非常會議”自當取消。但蔣介石並未實踐下野的諾言。12月5日，就在粵方四全大會閉幕當天，粵方歷屆及新選中央執監委員舉行臨時聯席會議，“議決魚（6）日結束非常會議，虞（7）日改組中央黨部。”“在蔣未實行下野解除兵權以前，仍照常行使職權。”粵方同時決定選派孫科、伍朝樞、李文範、陳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寧方接洽四屆一中全會事宜，並致電在上海的汪精衛表示：“聯席會議決定暫仍在粵成立中央黨部。俟蔣中正實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參加第四屆中委第一次會議。”[1]
12月10日，孫科等人到滬，會同汪精衛、鄒魯同寧方代表陳銘樞會商。孫科明確表示召開一中全會的前提是，蔣介石必須下野；如蔣不下野，粵方中委不能赴京開會。陳銘樞當即表示：“蔣可犧牲地位，只求中樞負責有人，隨時均可辭職。希望雙方議定一過渡辦法，俾蔣下野後，中央有人繼續負責。”隨後，雙方商定代理人選必須為“粵方所同意者”。[2]
13日，粵方接孫科等電告後，開會討論，決議兩點：“（一）蔣下野後仍予以自新機會；（二）下野電到，各委即北上。”粵方並同在自南京獲釋後赴香港養病的胡漢民商妥，對雙方擬議林森代主席，陳銘樞代行政院長均不反對。[3]
此前一日，蔣介石同寧方要員商討進退問題時，李石曾、吳稚暉、戴季陶、吳鐵城等都不主張蔣下野，何應欽、陳銘樞則希望蔣儘快下野。蔣無奈地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此時救國，惟有餘不退之一法，而欲餘不退，唯有改為軍事時期，一切政治皆受軍事之支配，而聽命餘一人，則國始能救。否則，如現在情形，群言龐雜，築室道謀，不許餘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牽制……利用領袖為傀儡，則國必愈亂而身敗名裂，個人無論如何犧牲，亦不能救國於萬一也。[4]
但蔣介石深知此時欲“改為軍事時期”，“聽命餘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會萬難召開。特別是自胡漢民南下後，粵方態度更轉強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寫道：“門與門係為中國致命一大毒瘡，能請西醫割去，是一治法，否則用中醫拔毒（什麼內託外消）、打消方劑，亦或見效。除卻二者便無是處也。”[5]函中的“門”是指蔣介石，取自《水滸》中“武松醉打蔣門神”之義。從這封信中不難讀出胡氏倒蔣的決心。為逼迫蔣氏下野，李烈鈞也一度向粵方提議：“一，北方應再起倒蔣；二，須有組織；三，胡、閻須有聯絡。”[6]為此，胡漢民積極同北方聯絡，密電馮玉祥表示：“和平統一，改組政府，乃以下野為先決條件，既不踐約，則一切當無從解決。”並“盼隨時電示”。[7]馮氏對粵方的提議“極佩服之”[8]，並覆電胡漢民表示：
和平統一之障礙不除，則健全政府永難實現。先生及粵中諸賢達主張正大，舉國仰賴……弟雖不敏，當追隨努力也。現華北各方鑑於蔣之種種乖謬，凜於外交之緊急，當從新團結，以安內而攘外，現正致力於此。[9]
馮玉祥在日記中還一度總結了以往反蔣運動的經驗教訓共16條，深感今後應注意：“使倒蔣派不分裂”，“須有我們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對有實力者，有人望者，鬚髮生密切關係”。[10]
在各方面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決定以退為進，同意下野。12月15日，蔣介石致函中常會，略謂：
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納全黨團結之方案。而在粵同志，迄未能實踐約言，共赴國難，胡漢民同志等微（5）日通電，且有必須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語，是必欲中正解職於先，和平統一方得實現。中正……權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四思維，惟有懇請中央准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另行選任賢能接替，以維團結而挽危亡。[11]
同日，中常會召開臨時會議，決議批准蔣介石辭職，並決定以林森代理國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院長。[12]於是，粵方要求悉如願以償。
蔣介石在向中常會辭職前兩小時，特意在行政院主持召開第49次國務會議，一舉改組了四個省政府，分別任命顧祝同為江蘇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賀耀祖兼甘寧青宣慰使。[13]蔣介石此舉，實際是為自己捲土重來，預先做好佈置，其中多數省政府主席是軍人，也是為了對抗粵方企圖削弱蔣氏軍權。
蔣介石辭職後，18日粵方中委李宗仁、馬超俊等分兩批赴京。22日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舉行。大會召開前，因粵方不承認汪派在滬所選的十名中央委員資格，一度出現較大分歧。為此汪精衛曾信誓旦旦地表示：
無論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團各位同志，可以負責的說，我們對於本會代表在上海選舉的結果，一定是盡力維持的。我們或者用溫和的手段去力爭，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爭，甚至我們連中央委員也不做都可以，總要達到目的才罷。[14]
對於汪精衛同粵方的分歧，蔣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並極力拉汪。19日，國民黨中央召開談話會，談及滬選十名中委問題時，因有蔣的支持，“故多數主張加以容納，以免留一不良之因”。當晚，蔣介石邀宴到京的中委，特意將汪派十名中委邀請與宴，以暗示他事實上承認汪派中委的資格。[15]而汪精衛則藉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醫院治療，靜候佳音。22日，蔣介石出席一中全會開幕式後，留函孫科、于右任等表示：“全會即開，弟責既完，故決還鄉歸田，還我自由。……此去須入山靜養，請勿有函電來往，即有函電，弟亦不能拆閱也。”[16]表面上蔣介石做出一副解甲歸田的姿態；實際上卻加緊了聯汪制粵的步伐。蔣在離京前，特意召見汪派骨幹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三人談話，“大意謂本黨現值存亡危急之際，急須一得各方信仰之領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鉅。前在滬時，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氣，希望請三位再代轉達。中興本黨非汪莫屬。”[17]
蔣介石啟程返奉化後，同日一中全會討論汪派中委資格時，“爭論頗烈，石瑛主張應予出席，石青陽反對，吳敬恆、林森、褚民誼等願讓出中委缺為滬委依次遞補。”[18]最後，由主席團提出折衷方案，滬選十名中委除張發奎由粵方同時選為中委外，其餘九人全部承認，另增加中委名額九人，京方得五名，粵方得四名。中委名額由160人增至178人。[19]隨後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
四屆一中全會，共通過各類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全會依據該案修正通過了新的《國民政府組織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所賦予蔣介石擁有的一系列特權。比較半年內二次修正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我們不難看出其中的異同：[20]
1931年6月通過
1931年12月通過
國民政府主席對內對外代表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主席為中華民國元首，對內對外代表國民政府，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
國民政府主席兼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
國民政府主席不得兼其他官職。
國民政府主席任期無明確期限。
國民政府主席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
國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長、陸海空軍副司令及直隸於國民政府之各院、部、會長，以國民政府主席之提請，由國民政府依法任免之。
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各院設正副院長各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
國民政府公佈法律、發佈命令，由主席依法署名行之。
國民政府所有命令處分以及關於軍事動員之命令由主席署名行之，但須經關係院院長部長副署始生效力。
行政院各部、委員長之人選，由行政院院長推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由國民政府分別任免。
行政院各部長、委員長之人選由院長提請國府主席依法任免。
立法、監察兩院委員由院長提出人選，由國府主席提請國府依法任免。
立法、監察兩院委員由院長提請國府主席依法任免。
四屆一中全會的另一項重要議題，就是改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人事組織。會前胡漢民曾致電孫科、鄒魯等人表示：“主席一職應力持年高德劭之議，惟如此始免武力獨裁，非僅為目前也；行政院長汪、孫二兄任屬一人，弟均贊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為兩兄之助，庶裨於黨國。”[21]
而此時汪精衛已同蔣介石暗中聯絡成功，他相信蔣介石下野只是暫時問題，自然不願在粵方逼蔣下野的時候出掌行政院，因此稱病滯留上海。胡漢民、蔣介石也都不在南京，行政院長一職就非孫科莫屬了。難怪邵元衝在日記中寫道：“《中央政制改革案》其第一條所稱國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以年滿六十歲充任之，標準完全為對介石而設；其第三條規定之行政院院長，等於責任內閣之國務總理，則為對哲生而設。”[22]
當時南京有人表示蔣介石願專任監察院長，“但是廣東方面沒有同意”。[23]孫科等人還提議請胡漢民繼續擔任立法院長，胡立即致電孫科、伍朝樞、李文範婉辭立法院長，並對“政治分配”提出如下意見：
院部以粵人愈少愈好。而以弟復立法院亦有三不可：一、病軀不能任事；二、若弟入寧則違於分工合作之義；三、五院多半粵人，實示人以不廣。故不如推覺生（居正）兄或慧生（謝持）兄，而海濱（鄒魯）副之。至於監察仍以於（右任）為宜，若某（指蔣介石）為之，則有隨時推翻政局之可能，不如易以考試，望注意。[24]
蔣介石自然不願擔當有名無權的考試院長。四屆一中全會最後選舉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25]，孫科為行政院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全會並選任蔣介石、汪兆銘、胡漢民等33人為國民政府委員。[26]
儘管在粵方的逼迫下，蔣介石辭去了國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但這並沒有徹底撼動蔣介石在黨內的地位。在新推舉的九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蔣介石再次當選，其餘八人是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葉楚傖兼秘書長。在國民黨中央組織系統中，原設有中央政治會議這一機構。它最早成立於1924年7月，當時稱政治委員會，做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決策及指導機關，第二屆中執會擴大了它的職權，並於1926年7月改稱中央政治會議。寧漢分裂時，武漢恢復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南京繼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1929年5月，第三屆中執會制定《政治會議條例》，從此“政治會議為全國實行訓政之最高指導機構，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負其責任”[27]，成為國家權力中心，並推舉蔣介石擔任中政會主席。[28]
為了進一步消弱蔣介石在黨內的地位，12月28日，四屆一中全會通過了新的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中央政治會議設常務委員三人，開會時輪流主席”，“並推舉蔣中正、汪兆銘、胡漢民三人為中政會常務委員。”[29]從此，中政會由蔣介石一人獨尊，改為三常委輪流主席。
12月29日，四屆一中全會舉行閉幕式。居正主席，孫科致閉幕詞，于右任宣讀大會宣言。馮玉祥和李濟深亦先後發表演說。馮在演講中講道：“胡先生是總理信徒、政治大家……應請……來京。玉祥自己是混帳，蔣先生有其長處，有其短處。在徐結金蘭時，謂海枯石爛，此志不渝。結果竟自打起來，致成今日之局。”李氏演講中亦有“本人以為今後要救黨國，第一要把公心拿出來。……如國家財政困難，不好的軍隊自然應裁，不應如前年編遣，自己軍隊非保存不可，如此不公心，國家無辦法。第二要誠，為可各懷鬼胎，以為對人總有辦法。如蔣先生到奉化去，留下軍隊有何佈置，此皆可懷疑。以前之自相殘殺，即是不誠。各自防備之結果。”[30]整個會議氣氛就是強調“精誠團結”。當天下午召開第一次中政會，通過行政院院長孫科提出的新內閣名單。[31]
所謂“統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
二短命的孫科內閣
四屆一中全會推舉蔣、汪、胡三人為中政會常委，又同為中常會常委、國府委員，形式上表現了他們的“合作”，但由於蔣赴奉化，汪稱病上海，胡滯留香港，他們三人之間，神既分離，貌又不合，以至號稱“合作政府”的孫科內閣，實際上毫無合作可言。
1932年元旦，剛剛改組後的國民政府舉行就職典禮，卻是一派淒涼景象，“到者寥寥，本定九時行禮，乃遲至十二時半始得舉行。”對此，新任國府委員邵元衝感慨道：“朝儀不整，式微之兆見矣。”[32]蔣作賓也慨嘆：“政府新而氣象不新。”[33]
孫科政府既組成，蔣、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並且互相牽制。孫科是靠支持胡反蔣，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湯山被扣釋出未久，積忿未洩，正欲抓住陳濟棠以反蔣，胡亦無意於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難合，蔣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時僅陳銘樞願以十九路軍駐防京滬，作哲生之後盾，力挽哲生出面組閣。故哲生赴南京之際，形勢極為不佳。”[34]儘管蔣宣佈下野，但蔣對於南京政府的軍政大權，依然牢牢在握，處於絕對支配地位，蔣對孫科此次協助胡漢民逼自己下野而獲掌行政院，自然深感不滿，耿耿於懷，曾在日記中寫道：“與鐵城談哲生不肖。總理一生歷史為其所賣。彼到結果，不惟賣黨，而且賣國。餘追念總理，良心上實不敢主張哲生當政。”[35]蔣抱著這種心態，當然談不上真心同孫科合作；相反，倒是有意給孫科設置種種障礙，準備看他無法維持下去而自行倒臺。
政府機構的運作，必須有財政的支持。蔣辭職後的第六天（1931年12月21日），財政部長宋子文即向行政院遞送辭呈，稱：“對財政部事務，聲明維持至22日止，請政府另簡賢能繼任。”[36]宋子文辭職前還故意將所欠各軍隊軍費及各機關政費一律簽發支付命令，指令國庫如數照付，總額約2000萬元。[37]同時，在蔣、宋的暗中支持下，“財政全體簡任人員十七人，二十三日提總辭職，全體科長二十餘人亦總辭職，二十四日各署長已不到署辦公，並未因事務官之故依然工作。張壽鏞亦辭財次，鐵道部長連聲海則請長假。此外次要人員，莫不紛紛辭職，不等有人接替即不到部辦公，實開‘革命政府’中未有之先例。”[38]此舉致使孫科接手後的新政府國庫空無一文，辦事無人，財政完全陷於癱瘓。
宋子文辭職後，孫科本意由孔祥熙出任財長。孔氏原本也有此意，但他靜觀事態後，深知如無蔣氏的支持是很難有所作為的。據此時已“隨孫辦事”的簡又文回憶：
孔祥熙初欲任財長，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與孫科表示，即蒙答應。但就職之日清晨孔夫人又來英文專函，聲言孔不幹，此餘在孫公館所親見者。孫氏急切難以物色適當人選，乃臨時以鐵道部次長黃漢梁署理。黃辭，自知不勝任，甚至痛哭陳辭。迨迫於無奈勉強就職。後只籌得少數現金，杯水車薪，不能維持下去。[39]
此時，原本在同一戰壕的胡漢民，對孫科政權也並不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勵孫繼續反蔣，藉此削弱蔣的力量。胡曾密電孫表示：
不問蔣即出與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張，分兵剿共，成立執行部、政委會等案，儘先提出，倘見阻撓，即總辭職。此政治家態度應耳。[40]
胡漢民此時的願望，就是希望在兩廣繼續保持一個半獨立的反蔣局面。就在孫科政府成立的當日，廣州國民政府發表通電錶示：“統一政府經本日成立於南京，本會及本政府，謹踐前言，同日取消。”同時宣告“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分會。”[41]
胡漢民此舉，對新成立的孫科政權根本不是支持，“縱非變相獨立，亦即形同割據”[42]，自然引起孫的不滿。1月7日，南京中常會討論粵方三機構問題時，明確表示：“應停止設立。”汪精衛此時正加緊同蔣介石聯絡合作，同樣不願粵方另組與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機構，特派曾仲鳴赴粵，“請陳濟棠取消三機關”。[43]孫科、汪精衛還致電蕭佛成、鄧澤如指責“粵設三機關，無異對於統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國又成分割局面。”但蕭堅持稱：“三機關為適應環境而設，不因汪孫反對而中止。”[44]
1月16日，蕭佛成、林翼中、陳融、張惠長等粵方骨幹赴港同胡漢民“密議三機關問題”，“商定結果，胡決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變更。”[45]然而支持孫科的粵方海、空軍將領，在孫的授意下，第二天由張惠長領銜通電全國，表示今後空軍將領“誓不參加任何內戰，再不為任何個人之工具”。同時海、空軍方面還聲稱：“海、空軍權應歸中央，聽命中央改組兩總部。”以示不願接受西南軍事分會控制。[46]
19日，陳濟棠、蕭佛成等人被迫通電全國，表示：“軍事分會，因中央未設軍委會，故遵中央意旨，暫不成立。”但仍堅持遵照四全大會決議案，設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同日，陳濟棠、白崇禧等人在廣州宴請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誠擁護新政府”，並表示以上兩機關“純處監督地位，無割據意”。[47]至此，粵方擬議組織同南京相抗衡的軍事機關——軍事分會，在孫科等人的強烈反對下胎死腹中。
孫科上臺後，既求不得蔣的合作，又尋不到胡的支持，“政府雖告成立，而我重要領袖猶天各一方，未能薈萃，致使黨政最高指導機關，提挈失其重心。”[48]孫科深感新政權難有作為，在參與逼蔣下野後不久，便不得不又懇請蔣氏返京主持大政。
1月5日，孫科向新聞界談大政近狀時，無可奈何地表示：此次國府組織法修改後，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院由從前對國府主席負責，改為對中政會負責。在此制度下，中央最高決定機關在中政會，凡對內對外施政方針，必經討論決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會“負最高指導責任”的三常委蔣、汪、胡均不在京，行政院更無所秉承，一切不能決定，故不免種種困難。為此，他向新聞界呼籲：擴大輿論宣傳，共同歡迎蔣、胡、汪來京主持。[49]新任國府主席林森也特意致電胡漢民說：
哲生為總理單傳之子，素為公所愛護者，今既然不避艱險，肯犧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輩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觀，任其焦頭爛額，而不加以援助。[50]
以“焦頭爛額”來形容當時孫科的處境，可謂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觀，任其焦頭爛額，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蔣介石的既定方針，藉此迫使孫科碰夠釘子後知難而退，便於蔣自己東山再起。
在一片勸駕聲中，蔣、汪、胡三人仍無人入京。儘管汪精衛表示：“病癒入京，對中央政治會議常委，義不容辭。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須蔣、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極盼蔣、胡即日入京。如各省謀割據，必盡力反對。”[51]其實汪只是藉口生病，等待著和蔣一同復出。為此，汪特派唐生智親赴溪口向蔣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則精衛亦不入京。”[52]難怪馮玉祥要諷刺汪精衛此時患的是“政治病”。[53]
1月8日，被逼到絕境的孫科在中委談話會上表示：“願回粵一行，促胡北來。”于右任等人力阻，稱孫負行政院長重任不能離京。孫說：“短時期離京，到奉化請蔣，到上海請汪。”眾人仍多方勸阻。當晚散會後，孫即同財政部長黃漢梁乘車赴滬。居正得知後，立即趕往車站。此時火車已經開動，居正即命站員搖鈴停車，旋登車勸阻。孫仍堅決表示：“本人定將胡、汪、蔣一齊拉到南京，達到真正團結目的。”[54]孫到滬後，致電胡漢民，苦訴“入京兩旬，以中樞空虛，秉承無自，外交、內政諸大計，均無從進行”，懇請胡“即日來京”。[55]並公開發表談話稱：
中樞空虛，為今日國事最大之險象……餘觀此險象，不能不為黨為國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誠懇請求，苟猶不獲允許，則餘已智盡能竭，惟有辭職，以免長此遷延時日，貽誤黨國。[56]
10日，孫科準備同吳鐵城赴寧波求見蔣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吳鐵城電，知哲生擬來甬（寧波）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覆電以已入山辭之。”[57]孫科被迫中止成行，第二天改派張繼、何應欽赴溪口求見蔣，“據云勸蔣出山無結果”。[58]而此時“粵方舉動，意氣用事，較前更甚，胡意志堅強，決不入京”。[59]11日，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國府紀念週演講中，曾無奈地表示：
大家看孫院長談話，就可明白政府內容環境與責任。孫先生說得很對，實在歸結是要求領袖團結，沒有領袖的領導，我們很空、很散，沒有力量撐此危局。[60]
蔣、汪、胡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導致中政會不能開會。國難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針無法確定。11日晚，走投無路的孫科在上海約集陳銘樞、鄒魯、李文範、陳友仁、馬超俊、馮玉祥、李濟深、李宗仁、吳鐵城等人會商國事，決定破釜沉舟，在蔣、汪、胡不能入京時，設中政會特務委員會，負中央一切政治責任，以適應國難及迅速處理各項政務。[61]
13日，在滬各中委聯袂入京，並邀在京中委同赴孫科寓所舉行特別會議。馮玉祥對此次會議結果，極表讚賞，他在這天的日記中曾寫道：
午後八時，參加特別會議，直討論到夜兩點始散會。于右任先生最初發言，引起了全會討論的情緒，愈討論情緒愈高，大家都很熱烈的肯切發言，縱談時局之緊張及民族之危機，要把救亡工作放在第一步。我極佩服。此次會議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決不象過去那樣聚餐式的“清談館”，毫無一點革命的意義。……我很盼望這次特別會的作風能長久的保持下去。[62]
1月14日，中常會決議通過中政會特務委員會組織大綱。大綱第一條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未實行負責以前，為應付國難，迅速處理緊急政務起見，於中央政治會議設特務委員會，專負其責。但關於重要方針，仍由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之。”[63]其中的“但書”內容是出自於右任、張靜江等人的意見。[64]至此，孫科政府雖似乎在法理上擁有自由處理政務的可能，其實對“重要方針”依然無權處理。
孫科上臺時面臨的最大難關，是財政和外交問題。特別是財政入不敷出，成為孫科內閣的致命傷。自統一政府成立後，兩廣扣留的舊稅不但未還，新稅仍繼續扣留；東三省淪陷後東北軍經費完全取之於華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浚截用江漢關稅；山東韓復榘挪用國稅；福建當局擅扣統稅；其他各省也陸續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稅收僅得上海關稅和統稅700萬元。[65]當時的財政窘況正如孫科所說：
以言財政，幾年來債臺高築，羅掘已窮，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萬萬，但除還債外，能用之款不及一萬萬，欲再發債則抵押既已淨盡，且市面債券價格，不過二三成，即強發債，於事何補。最近政府每月財政實收不過六百萬，而支出方面，只軍費一項，經前月財委會核減之數，仍需千八百萬。政費教費，尚須四百萬，不敷數月達千六百萬。財政達到如此極度之困難，即維持國家組織最少限度之必需經費，亦勢不能支持。外交、軍事種種問題，即有良好辦法，亦形格勢禁，不能決定。[66]
這是蔣介石、宋子文下臺前有意佈下的一粒棋子。當新任財政部長黃漢梁派員接收國庫時，不僅“未得分文現金，而宋且拖欠銀界千萬元。財部舊人員，自有統系，凡薪給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辭職”。[67]不僅如此，宋子文辭職時還將財政部的所有文書檔案全部搬走，有意給新政府造成困難。[68]新任財政部長黃漢梁原本是金融界的後進，資望甚淺。黃氏儘管曾任和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該行雖也是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的成員，但因為黃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團的頭面人物，“與東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聯繫”。[69]加之寧粵對峙期間，廣東方面曾經攻擊過南京政府的公債政策，這就更加深了上海銀行界對新政府的不信仰感。
為了加強上海金融界對新政府的信仰，黃漢梁任命江浙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林康侯為財政部次長。黃氏上任後第一次赴上海籌款時曾向金融界保證：“竭盡一切努力來嚴格支持賠償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償還債券的責任。”[70]但黃的努力見效有限，他本計劃先籌1000萬，經多方奔走，只得300萬。照中央軍費核減後每月1800萬計算，僅夠五天開銷。而當時各軍代表40多人，齊集軍政部索發欠餉。[71]“但軍政部的軍需在一月前已宣告破產”，何應欽對親自上門索餉的京滬衛戍部隊蔡廷鍇表示：“伙食問題尚無確實辦法”，只好口頭答應倘“軍需稍有著落，即先給你部。”[72]
種種情勢，逼迫著孫科不得不採取極端措施。
當11日晚孫科等人在上海討論設立特務委員會時，為應付財政困擾，孫科、陳銘樞等人曾提議：暫時停止支付內債本息，挪用內債基金以應政府開支，以六個月為期。當時政府每月用來償還內債本息額高達3400萬元。[73]此提議尚未正式通過，第二天上海銀行界代表就向孫科質詢。“孫默然不加否認，大有回京後，即提出中政會通過實行之意。”[74]
此舉引起國內金融界大譁。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銀行公會紛紛發表通電反對。同時，上海證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證券商人聯合提出維持內債信用的三項辦法：
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債券抵押各稅之稅收機關；
二、對於現在經收稅收之中央銀行及保管內債基金之負責人員，責成其負責保守政府從前法令；
三、對於破壞公債信用及截留稅收之政府官員，社會上應嚴重反抗之。[75]
這是上海金融界對政府提出的最後通牒，也是給孫科內閣的致命一擊。此舉也徹底堵絕了黃漢梁的籌款之路。黃懾於上海商人的恫嚇，當日被迫提出辭職。[76]孫科也跟著不辭而別，跑到上海。當時力主停付公債本息的陳銘樞聞訊後，立即飛往上海勸孫回京主持。據陳回憶：
見面後，我問：“你怎麼又走了呢？”他說：“上海銀行界不支持，財政無辦法，黃漢梁又辭職了，沒有人肯來當財政部長，我沒有辦法。”我說：“笑話！政權在我們手裡，操刀必割，你還怕商人不就範嗎？”他又說：“誰來當財政部長呢？”我說：“我早同你說過，我既被拉入了政府，你縱有任何苦難，我都願意替你承當！財政部長沒人當，就讓我來好了。[77]
陳銘樞的慷慨陳詞，暫時穩住了孫科。儘管特委會議決停付公債本息，但“未經中政會議定，尚不生效力”。[78]陳將出長財政部的消息也不脛而走。當時在香港作寓公的梁士詒（北洋交通系領袖）得知後，立即致電陳銘樞表示：“陳將軍，你是軍人，千萬不要在中國財政界開這一惡例。”這封電報半是忠告，半是恫嚇，實際是暗示陳：軍人不可做財政部長。[79]同時，在政府內部陳雖然得到馮玉祥等人的支持[80]，但卻遭到親蔣、汪的張靜江、顧孟餘的堅決反對，吳鐵城、陳公博等人也不顧特委會決議，積極同金融界聯絡舒解辦法。至此，陳銘樞因眾人反對也不敢再堅持出掌財政部。[81]
15日，吳鐵城代表政府同銀行界協商救濟財政。“吳表示政府決減政費，月定二百萬，軍費月一千六百萬，除滬稅可提用之七百萬外，餘一千一百萬須金融界設法。”[82]當晚，上海銀行界會商辦法。他們也深知如同政府徹底決裂，結果肯定是兩敗俱傷，自身利益也難保證。最後決定：“堅持須政府聲明不動債金；借款不能如數擔任，僅可募籌半數。”[83]
特委會議決停付的內債，大都是蔣介石當政時所借的款項，他當然不願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徹底決裂，便命張群赴滬協助吳鐵城同金融界會商。16日，張到滬後即向記者轉達蔣氏旨意，稱：
蔣認為內債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國金融震動……然政府財政陷於絕地，不圖挽救，亦非共赴國難之道。政府與銀錢業團體，應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萬分困難之中，於可能範圍之內，盡力援助政府。[84]
蔣介石一出面，情況頓時改觀。上海金融界得到蔣的明確答覆後，立即改變態度。加之“各方紛往請求（蔣）回京主持大政，蔣亦表示援助，並囑嶽軍（張群）在滬幫同籌款，約可得一千萬元”。[85]
同日，張靜江、張繼力勸孫科“打消停付息金辦法”，吳鐵城也致電孫科表示：“與銀行界談判極為圓滿。”事已至此，孫科只好以行政院名義致電上海金融界稱：“現政府決定維持公債庫券信用，並無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轉知各業行會，切勿聽信謠言，自相驚擾，是為至要。”[86]
1月20日，停業一週的上海交易所恢復營業，“政府籌款一事，自否認停付債券本息後，人心安定，金融轉機，再以蔣、汪即將連袂晉京，中樞漸趨鞏固，借款進行順利。”
公債風潮，前後不到五天，終以孫科內閣認輸告終。此事也顯示出孫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會，離開蔣介石便毫無作用可言。財政無力解決，尚需“在野”的蔣介石“援助”；面對國難，孫科內閣急待有明確的外交方針，更是需要蔣的“支持”。眼見孫科內閣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搖搖欲墜，蔣介石復出的條件大致成熟，本來就不甘下野的蔣介石終於主動從幕後走到臺前，這也預示著孫科內閣的垮臺已經指日可待了。
三蔣汪合流，重掌中樞
1月13日，蔣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並於第二天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特委會組織大綱之際，在杭州公開表示：“願以在野之身，盡個人之責。”[87]明白表示他的“隱居”生活終將結束。
15日，蔣電召陳銘樞赴杭瞭解情況。當晚蔣親筆致函汪精衛，令返京的陳銘樞經滬時轉交汪精衛。[88]隨陳一同赴滬的張群因銜蔣命同上海金融界會商，政府財政恐慌立解。陳銘樞見蔣汪合作即成，也不敢妄自出長財政部。特委會還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便已形同虛設。簡又文對此時陳銘樞的作用和影響曾回憶道：
當是時，陳銘樞忽然軟化了，冷冷的輕輕的聲言：“究竟有兵力較多較強的，講話較有力些。”陳銘樞的軍隊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是則大廈之支，全靠一木。如今即此一木已經動搖了，大廈不傾，其可得耶？當時，孫院長與其他一二人驟聞陳之聲言，無異釜底抽薪，自行拆臺，如冷水澆背，無能為力。新政府隨即解體。[89]
16日晨，陳銘樞至滬，將蔣函交顧孟餘轉汪精衛。汪得蔣函後，當天下午即赴杭同蔣晤面。行前汪發出兩電，一致胡漢民，一致孫科，說他已應蔣邀赴滬。[90]這時，蔣汪合作的時機已經成熟。
17日，蔣、汪會商“維持南京局面事，並有另行改組之說”。[91]會後蔣、汪共同致電孫科，表示他們將候胡漢民來杭，即聯袂入京，並要孫電胡促駕。[92]同時，蔣、汪又致電胡漢民，請他北來，“一同入京，協助哲生及諸同志”。[93]同日，胡覆電汪，除繼續稱病謂“非長期休養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孫科內閣，阻止蔣汪合流，胡並謂：“只須中央行責任內閣之職權……而吾輩以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對外自能發展，開一新局勢”[94]
此時，蔣介石已經不需要對孫科再講什麼客氣了。18日，他派毛邦初親自駕駛蔣氏自備飛機到京，直接到國民政府找孫科，說蔣、汪有要事相商，須立即前往。孫即與何應欽、吳鐵城同機赴杭。當日下午1時抵杭後，即赴煙霞洞會談。[95]參加者計有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張靜江、何應欽、張繼、孔祥熙、邵元衝等人。[96]會議內容，秘而不宣。會後記者向孫科詢問會談結果。孫只是回答：“圓滿，圓滿。”記者又問“何時回京？”孫答：“就去。”[97]邵元衝在當天日記中對會談內容曾寫道：“介石力推精衛主持大計，眾亦多贊同，又對外交問題等均有所商榷。”[98]
此時的馮玉祥，面對外辱也深感國民黨內部需要統一，而暫時放棄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持的反蔣主張。面對蔣介石的拉攏，他也於18日派人向黃郛表示：“蔣與汪合作，我即與蔣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們應當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黨派的。誰不團結，誰不抗日，誰即沒有救亡的資格。[99]”
胡漢民對汪精衛在政治上的反覆無常，深惡痛絕，只是此次被蔣介石扣押，為了反蔣而不得不聯汪。然而汪精衛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漢民十分憤慨。可是，他此時除了發表一些斥責蔣、汪的言論外，已是無能為力了。氣憤之餘，胡漢民於19日公開宣佈拒絕同蔣、汪合作。他公開表示：“今蔣、汪兩先生之主張如此，是鑿枘不相容，已可概見，故病不能成行，固為事實，而主張之不同，尤為明顯之事實也。”[100]
20日，汪、孫等人一同乘火車赴京。21日，蔣由杭直接飛到南京。此時，蔣、汪分別發表現談話，論調完全一致，一拍一合，儼似表演雙簧。特別是蔣介石“在杭州東南日報發表之談話要點，對孫氏了無好評。弦外之音，益使孫氏感覺無從乞取助力”。孫科知道自己的戲已經唱完，難以戀棧，已“有引退之意”。[101]
22日，蔣、汪入京後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齊集勵志社會談。開始時先由何應欽報告前方“剿赤”軍事問題，次由吳鐵城報告上海日人暴亂情形，再由覃振報告最近外交近況。報告畢，與會中委均默不作聲，數分鐘後，蔣介石起立發言：
關於對日問題，無論戰與和兩辦法，惟須國內真正實現團結一致。總之金甌不能有一點缺損，否則殊難對付他人的整個計劃。[102]
蔣在談話中還指責粵方胡漢民破壞統一，並稱：
外交問題，全在國內自強，故非先統一國內不可。如廣東能切實歸附中央，則對內對外，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103]
24日，召開特務委員會議，討論國難問題。蔣、汪二人發言最多。最後多數與會者反對外交部長陳友仁提出的對日絕交方針，會議否決了陳的對日方針。當日陳提出辭呈，與孫科一同赴滬。孫科隨即也正式提出辭職。此後儘管中常會、中政會仍致電孫科，請其打消辭意，並派居正、張繼、張靜江赴滬挽留，後又加派何應欽、吳鐵城前往力勸。但誰都清楚，那不過是虛應故事的表面文章罷了。“孫辭意堅決，拒絕見客。”[104]孫科辭職據說是因為：“汪實有意取得政權，孫窺其意，故憤而辭職。”對此蔣作賓曾評論道：“國難當頭，各懷異志，前途至可悲也。”[105]
27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汪精衛主席，決議取消中政會特務委員會。28日，召開中常會，蔣介石主席，決議：“（一）行政院長孫科辭職照準，選任汪兆銘為行政院長；（二）立法院長張繼辭職[106]照準，選任孫科為立法院長，孫科未到任以前，由覃振代理。”[107]
至此，蔣汪聯合執政的局面正式形成。就在當晚會議結束後數小時，日本侵略者繼九一八事變之後，又悍然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一二八事變，向上海發動武裝進攻。衛戍京滬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在淞滬揭開了中華民族抗戰的序幕。3月1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選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李宗仁、陳銘樞、李烈鈞、陳濟棠為委員。根據《軍事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軍事委員會直隸於國民政府，為全國軍事最高機構；軍令事項，由委員長負責執行。[108]至此，蔣介石再次重掌軍事大權。
從蔣介石下野到蔣汪合流，國民黨內各政治派系暫時從表面上結束了原本四分五裂的狀態，蔣、汪、胡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熱熱鬧鬧地經歷了一個分化和重組的複雜過程，伴隨著國民黨內各派勢力的相互妥協，此後國民黨內再難形成各派聯合一致的反蔣基礎。蔣介石用以退為進的手段，再一次鞏固了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地位，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也容納了以往歷次反蔣的地方實力派。此後國民黨基本形成了以蔣介石為主導、各派聯合統治的局面。
註釋：
[1]（1931年12月6日），中國青年軍人社編《反蔣運動史》下，
（編者1934年印行，臺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頁505。
[2]，《時事新報》（上海），1931年12月11日，第
1張第2版。
[3]《反蔣運動史》下，頁507。
[4]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12日，轉引自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2月版），頁366。
[5]，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藏，見楊天石《蔣氏秘
檔與蔣介石真相》，頁304。
[6]《馮玉祥日記》第3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版），1931年12
月7日，頁540。
[7]《胡漢民致馮玉祥密電》，1931年12月11日，見《馮玉祥收電稿本》（南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馮玉祥個人檔，全宗號三ΟΟ一·383）
[8]《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1年12月7日，頁540。
[9]《馮玉祥致胡展堂電》，1931年12月15日，見《馮玉祥發電稿本》（南京：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馮玉祥個人檔，全宗號三ΟΟ一·382）。
[10]《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1年12月16日，頁548。
[11]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
員會印行，1978年10月版），頁159——160。
[12]《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頁159——160。
[13]《中央日報》（南京），1931年12月16日，第1張第4版。
[14]，《國聞週報》（天津），第8卷第49期，1931年12月14日，《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2；《反蔣運動史》，頁503。
[15]，《國聞週報》，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2。
[16]，《民國日報》（上海）1931年12月23日，第1張第4版。
[17]，《國聞週報》，第9卷第1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7。
[18]，《時事新報》，1931年12月23日，第1張第3版。
[19]，《中央黨務月刊》（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編印）第41期，1931年12月，頁2622。
[20]全文見《國民政府公報》（南京：國民政府文官處印籌局印行）第798號（1931年6月16日）、第964號（1931年12月31日）。
[21]（1931年12月15日），《民國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97年第4期，頁69。
[22]王仰清、許映湖標註《邵元衝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1931年12月24日，頁810。
[23]鄒魯《回顧錄》下（臺北：三民書局，1976年10月版），頁328。
[24]，《民國檔案》，1997年第4期，頁72。
[25]按國民黨四全大會修訂的《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任期二年，可連任一次。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滿兩任任期，依法不能再行連任。此前因1935年12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決定於1936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故臨時決議將林森的第二任國府主席一職的任期延長至憲法頒佈之日止。到1936年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又以國民大會選舉事宜不克如期辦理為由，決定將國民大會召開日期延緩。此後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國民大會便被無限期延緩。故林森的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一直連任至1943其病世時止。
[26]，《中央黨務月刊》第41期，頁2630。
[27]，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3輯（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頁443。
[28]《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頁17。
[29]，《中央黨務月刊》第41期，頁2624——2625。
[30]《反蔣運動史》，頁522。
[31]《國民政府公報》第964號，1931年12月31日，頁6——7。
[32]《邵元衝日記》，1932年1月1日，頁817。
[33]《蔣作賓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版），1932年1月1日，頁397。
[34]沈雲龍、謝文孫《傅秉常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1993年2月版），頁135。
[35]轉引自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頁367。
[36]，《申報》（上海），1931年12月22日，第7版。
[37]，《申報》，1931年12月24日，第4版。
[38]，《國聞週報》，第9卷第1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頁8。
[39]簡又文《馮玉祥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6月初版），頁350。
[40]，《民國檔案》，1997年第4期，頁70。
[41]，《國聞週報》，第9卷第3期，1932年1月11日，《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2。
[42]梁敬錞《九一八事變史述》（臺北：世界書局，1995年7月第5版），頁143。
[43]，《國聞週報》，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頁8。
[44]，《民國日報》，1932年1月9日，第1張第2版。
[45]，《國聞週報》，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5。
[46]羅翼群，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天歲月――陳濟棠在粵時期見聞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頁93；《民國日報》，1932年1月16日，第1張第3版。
[47]，《國聞週報》，第9卷第5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6。
[48]，《中央日報》，1932年1月7日，第1張第4版。
[49]，《中央日報》，1932年1月6日，第1張第4版。
[50]《陳銘樞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版），頁87。
[51]，《中央日報》，1932年1月6日，第1張第3版。
[52]《邵元衝日記》，1932年1月12日，頁821。
[53]《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2年1月10日，頁559。
[54]，《大公報》，1932年1月10日，第1張第3版。
[55]，《申報》，1932年1月11日，第9版。
[56]，《申報》，1932年1月10日，第13版。
[57]《邵元衝日記》，1932年1月10日，頁820。
[58]，《國聞週報》，第9卷第4期，頁4。
[59]，《國聞週報》，第9卷第4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6。
[60]《申報》，1932年1月12日，第9版。
[61]，《國聞週報》，第9卷第4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頁2。
[62]《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2年1月13日，頁561。
[63]，《中央黨務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頁39、53。
[64]《陳銘樞回憶錄》，頁89。
[65]，《大公報》，1932年1月18日，第1張第3版。
[66]，《申報》，1932年1月13日，第9版；《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國聞週報》第9卷第4期，頁2。
[67]，《國聞週報》第9卷第5期，頁8。
[68]ChangChin-sen,ThethirdforceinChina.（NewYork,BookmanAssociates,
1952），p101.
[69]郭廷以、林泉、張俊宏《馬超俊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1992年4月版），頁163。
[70]黃漢梁，見《民眾論壇報》第1卷（1932年1月9日），轉引自小科布爾著，楊希孟譯《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8月版），頁112。
[71]，《國聞週報》第9卷第5期，頁9。
[72]《蔡廷鍇回憶錄》（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頁272。
[73]，《國聞週報》第9卷第5期，頁8。
[74]，《國聞週報》第9卷第4期，頁7。
[75]，《國聞週報》第9卷第4期，頁7。
[76]，《申報》，1932年1月14日，第13版。
[77]《陳銘樞回憶錄》，頁90——91。
[78]，《大公報》，1932年1月17日，第1張第3版。
[79]《陳銘樞回憶錄》，頁91。
[80]馮曾在日記中寫道：“陳真如先生對於財政的辦法，真有斬釘截鐵之決心，為了國家，不辭任勞任怨，實可欽佩！”見《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2年1月14日，頁561。
[81]，《大公報》，1932年1月16日，第1張第3版。
[82]，《大公報》，1932年1月16日，第1張第3版。
[83]，《大公報》，1932年1月17日，第1張第3版。
[84]，《民國日報》，1932年1月17日，第2張第3版。
[85]《蔣作賓日記》，1932年1月16日，頁401。
[86]，《國聞週報》第9卷第5期，頁9。
[87]《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頁164。
[88]《陳銘樞回憶錄》，頁95。
[89]簡又文《馮玉祥傳》，頁351。
[90]，《民國日報》，1932年1月17日，第2張第3版。
[91]《蔣作賓日記》，1932年1月17日，頁401。
[92]，《民國日報》，1932年1月18日，第1張第3版。
[93]，《民國日報》，1932年1月18日，第1張第3版。
[94]，《民國日報》，1932年1月18日，第1張第3版。
[95]，《大公報》，1932年1月19日，第1張第3版。
[96]《邵元衝日記》，1932年1月18日，頁822。
[97]，《民國日報》，1932年1月19日，第1張第3版。
[98]《邵元衝日記》，1932年1月18日，頁822。
[99]《馮玉祥日記》第3冊，1932年1月18日，頁563。
[100]《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廣州：先導社編印，1934年9月版），頁645。
[101]《馬超俊先生訪問記錄》，頁163。
[102]，《中央日報》，1932年1月23日，第1張第4版。
[103]《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頁165。
[104]，《中央日報》，1932年1月27日，第1張第3版。
[105]《蔣作賓日記》，1932年1月26日，頁403——404。
[106]四屆一中全會，選舉張繼為立法院長，張始終未就職，“主因以展堂去職，不願為參加和議，而倖得立法院長也”。見《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頁17——18。
[107]《陳銘樞回憶錄》，頁96——97。
[108]《中央黨務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版，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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