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尊、義方彝是山西省公安機關從海外追索回來、移交山西青銅器博物館的兩件周初青銅器，兩器因銘文提到周武王而十分重要，韓炳華先生為此著有專文闡述。筆者有幸在太原觀摩過實物，這裡應《江漢考古》之邀撰稿呼應韓文，主要就銘文內容和裝飾風格作一些討論。
一、銘文與年代
義尊、義方彝最重要的是其銘文，銘文內容、格式、字體都具西周早期特徵，作器年代明確在西周早期。義尊銘文在器內底，義方彝為器、蓋對銘，兩器銘文基本相同，其中帶有徽識的銘文內容為“唯十又三月丁亥，珷賜義貝卅朋，用作父乙寶尊彝。丙”共隸定22字（方彝蓋內無徽識銘文共21字）。銘文中“珷”是周武王的專稱，意思是說義這個人因為武王賜貝這一事件而為父乙所作之器，這是利簋之外所見另一件以現在時的語氣記載周武王活動的西周青銅器，重要性自不待言。
試比較青銅器銘文敘述武王活動的不同時態：
國家博物館藏利簋銘文：“珷徵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集成》4131）；
國家博物館藏大盂鼎“王若曰：‘盂，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玟作邦……’”（《集成2837》）。
不同於大盂鼎的追述方式，義器和利簋語氣都是以當前的時態記錄武王的活動，因此過去一般都將利簋視為周武王在位時所作之器，如影響很大的《中國青銅器全集》在《利簋》條下的說明：“這是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銅器”，《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在《利簋》條下也謂：“是現在可以確認的年代最早的西周銅器”。不過銘文記載武王活動，作器年代是否一定就在武王年間，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這其中“珷”是生稱還是諡稱是判斷年代的關鍵，過去學者們在討論利簋年代時，看法完全不同。唐蘭等學者堅持“珷”是生稱，利簋作器年代在武王時期；彭裕商、杜勇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珷”是諡稱，作器於成王時期。
新見義尊和方彝銘文有益於討論“珷”稱謂的時間屬性。西周時期賞賜銘文很多，其中不少為周王賞賜銘文。周王賞賜銘文的格式，都是“王賜某貝”等，這裡“王”前沒有限定詞，都是以泛稱的“王”專門特指某一當世的周王。賞賜銘文之外稱謂當世的周王，也是這樣只用泛稱的“王”。如：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德鼎：“唯三月王在成周，延珷福自鎬。鹹，王賜德貝廿朋，用作寶尊彝”（《集成》2661）；
北京琉璃河M253甗：“王
於成周，王賜貝，用作寶尊彝（《集成》935）；
旅順博物館藏呂方鼎：“唯五月既死霸，……王賜呂秬鬯三卣、貝卅朋”（《集成》2754）。
在當代漢語和西語中，也有類似的以泛稱職位的方式特指該職位的某人，以示尊重。相反，西周金文中出現某王稱謂，如玟、珷、成王等，基本都是出現在追憶先王的語境中。如前述大盂鼎、德鼎等。
青銅器銘文中敘事的時間關聯也很重要。利簋中從“珷……，王……”並列敘事的角度講，“珷”很可能是追述前世之王，而“王”才是當世之王，即“珷徵商，唯甲子朝”的時間語境是指前王，其後的“辛未，王在闌師”則才是講時王的行為，如此利簋製作年代在周成王。相似地，義尊和義方彝的銘文“珷王賜義貝卅朋，用作父乙寶尊彝”，前一句句式與利簋相同，也應該是以諡稱“珷”，闡述前事，後一句作器才是現時行為。可能是武王賜貝與製作青銅器所隔時間不久，但其間武王已經逝去，這樣才都以現在時的時態敘事，這一點與利簋有所不同。因此筆者贊同韓文的意見，這兩件器物的作器年代應該是成王時期。
尊和方彝銘文的字數有不同的計算方式。本文開篇謂銘文加上徽識銘文隸定共計22字，韓文說共23字，而如果細數銘文，實際上只有21個。出現這些不同的數字，涉及到合文問題。“卅朋”在金文中是一個明確合文的字，“珷”也有學者認為是“武王”的合文，這樣按兩個合文計算的話，共為23字。問題是義尊和方彝中銘文均為“珷王”，按照“珷”合文的理解，釋文就應該為“武王王”了。在金文中，利簋、德方鼎單稱“珷”，義尊和方彝、中方鼎、大盂鼎稱為“珷王”，兩個不同的稱謂語境、使用時間各不相同，沒有明顯的規律可言，“珷”、“珷王”都是周武王的稱謂。這樣，正如此前已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珷”並非合文。
義尊和方彝的銘文佈局也很有意思。尊器內底銘文與方彝器內底銘文均帶“丙”的徽識，二者的字數、佈局完全相同（圖一），但方彝器內底銘文幅面稍大。方彝蓋內銘文少一徽識銘文，而幅面與尊器內底接近。這些是三篇銘文的些許差異，也是西周早期同一批器物在較長銘文中常見的情況。兩類銘文字數不同，佈局也有所不同。帶“丙”徽識的尊及方彝底銘文21字四行，各行字數分別為7/5/5/4，各行字數差異較大，最後一行的“寶尊彝”字數較少，因此各字書體拉得較長。不帶徽識的方彝蓋銘文20字四行，各行字數分別為5/5/5/5，字數相同，書體大小也較為均衡。雖然有這些變化，但三篇銘文總體佈局都作長方形，這也是商周銘文佈局最為重要的特徵。
二、裝飾與獸面紋的流變
在造型上，義尊和義方彝也是西周早期比較典型的風格。先看尊，我們知道，所謂尊無論是在字義上還是在器物分類上，都並不是一個器類的專稱。表示器類含義的尊實際上包括動物形尊、折肩尊和觚形尊三種。義尊屬於觚形尊一類，這類尊功能雖與觚不同，且只為高等級貴族所使用，但其器形與裝飾的流變，則都與觚基本一致。比如在裝飾的佈局上，義尊口下、腹部、圈足各有紋飾，視覺上形成三段。我們過去曾經指出，晚商至西周早期尊和觚一樣，分為不帶扉稜、帶扉稜但口下無紋飾、帶扉稜且口下有紋飾三類，分別代表由低到高的豪華程度。義尊這樣三段都有裝飾、扉稜誇張的類別，是尊中最豪華的。西周早期這樣的尊不在少數，比如商尊（《全集》五、圖153）、旅尊（《全集》五、圖154）（圖二，2、3），往往與卣搭配，形成如一尊一卣、一尊二卣的組合，出現在高等級貴族墓葬中。再說方彝，和晚商時期方彝作鬥形的直敞口不同，西周早期方彝器形和多數容器一樣為侈口（圖二，6），但義方彝加設提樑就很特殊了。過去見有殷墟文化時期帶提樑的方形侈口器，如白鶴美術館藏獸面紋方卣（《全集》三、圖135），不過這件獸面紋方卣的口部是蓋住器身的子口，與一般帶提樑的卣的器形一致。我們看到的義方彝則和其他方彝一樣，蓋和器口相對，沒有扣合的結構，因此韓文將其定名為方彝是有道理的。西周早期方彝也有參與尊、卣搭配並形成組合的，如旂尊與方彝（圖二，3、6），寶雞石鼓山M3有一方彝配二卣的組合等等（圖三）。因此，考慮到義尊與義方彝一致的風格，義尊和義方彝也可能搭配，形成卣與尊的組合形式。義方彝的出現，促使我們思考商末周初這類方彝、尊與卣的組合，在器用上所展現的形式與內容。
說到義尊和義方彝兩件器物風格的一致，是指該尊和方彝上都裝飾相同的紋飾（圖四）：誇張的勾雲狀扉稜、合體的夔龍紋和鳥紋、腹部主題紋飾為帶有複雜枝蔓的獸面紋等，都是殷墟文化末期出現的新風氣，在西周早期極為流行。前述西周早期尊與卣的組合中，基本都是如此作風。不過在另一方面，扉稜、夔龍紋以及獸面紋這些自二里崗文化時期就已經開始的裝飾內容，經歷約400餘年的延續，即將走向衰亡。以下以獸面紋為例觀察義尊義方彝裝飾風格的流變。
獸面紋是整個商文化時期青銅器最為流行的主題紋飾，從二里崗文化時期出現，發展至殷墟文化晚期最為發達而多樣。在此期間獸面紋的發展，著名的藝術史家羅越提出五型的總結，對我們認識獸面紋仍然很有價值。
羅越Ⅰ型的獸面紋主體是由線狀的紋飾構成（圖五，1）。羅越Ⅱ型的獸面紋則是寬帶狀紋飾（圖五，2）。羅越Ⅲ型的獸面紋是由更加複雜展開的軀體構成的獸面紋（圖五，3）。羅越Ⅳ型的獸面紋出現了雲雷紋的地紋，獸面的輪廓開始有明確的體現（圖五，4）。羅越Ⅴ型的獸面紋則是一種半浮雕的形式，在浮雕的上面和下面都有云雷紋的地紋（圖五，5）。羅越五型揭示的邏輯發展是由抽象到具象的過程：在獸面紋剛剛出現時軀體和器官不是很明確，到了羅越Ⅳ型特別是羅越Ⅴ型的時候，獸面紋的肢體、角、眉毛、爪子、尾巴等器官已經非常明確。當然羅越五型只是提出了獸面紋邏輯的變化趨勢，並不具有完全的斷代的意義。比如羅越Ⅰ型，它線狀的紋飾從紋飾產生的角度是在範上做成，邏輯上應該比較早。但在實際中我們看到的是在二里崗特別是二里崗上層時期，羅越Ⅰ、Ⅱ型是並行的。因此獸面紋的發展並不是一個單線條的發展過程。
在殷墟二期獸面紋的發展已經非常發達，獸面紋出現了不同的形態，反映獸面紋發展到繁榮的階段。其後，獸面紋有著兩個不同的發展分支，一個是去掉地紋，只留下了半浮雕的狀態（圖六，1）；另一方向是是選取了地紋雲雷紋這種細密的紋飾，並發展形成了窄長帶狀的獸面紋（圖六，2），比如在殷墟末期M1046多件青銅器有這樣的紋飾。西周時期，在上述兩個分支繼續保持的同時，原來主流的獸面紋也有發展，少數保持殷墟文化晚期傳統的半浮雕帶地紋式樣，比如利簋上的獸面紋；同時這種形態繼續向前發展，是在獸面紋的角上和軀體上設置很多類似脊刺狀的紋飾（圖六，3）。這些形態，可以說是獸面紋發展的一種異化。
義尊和義方彝的獸面紋是在角上再安置節狀的龍形裝飾（見圖四），看上去是兩個節狀的夔龍附著在其下的獸面紋之上，這是棘刺狀獸面紋的一個變體，看上去比較怪異。西周早期獸面紋有不少這樣異化發展的例子，即便像義尊義方彝這種結構怪異的獸面紋，在瑞士蘇黎世的皮特博格博物館（Museum Rietberg）的一件方鼎上也還有類似者（圖七）。傳統風格的獸面紋在西周早期的發展，另一種特點就是地紋越來越粗疏且不規整，或者只是隱約可見，直至西周中期獸面紋完全消失。
周初與商末獸面紋誇張與簡化的風格並行。誇張的風格除了像義尊義方彝這樣的獸面紋之外，兩件器物這樣的扉稜、提樑端部的獸首，像類似伯格鬲那樣的高浮雕獸面紋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義尊等誇張的風格應該是晚商以來繁縟裝飾的延續，並在西周早期達到極致而走到盡頭。簡化的風格雖然在商末略見端倪，真正開始流行則是在西周早期，並在西周中期紋飾內容發生了完全的轉變。
義尊和義方彝呈現了西周早期青銅禮器發展這樣的動向：二里崗文化時期以來以獸面紋為核心內容的裝飾，在西周早期極度誇張和異化的風格中走向終結；一尊二卣等組合，器物不同卻裝飾一致，暗示出視覺效果整齊的列器制度即將來臨。這樣承前啟後的特性，恰好體現了商和周之間不同文化風格、不同社會觀念的轉變。這是我們在本節討論中所想表達的。
原文刊於《江漢考古》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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