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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一定地域的名称, 也是一定人的生存空间的名称。地名在形成过程中, 既有自然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 又有民族的因素。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域内除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地名外, 地名中还存在大量的特殊现象, 其诸多地名形成与演化的过程与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密切相关, 考证之可佐证、引申出若干历史史实, 可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过去陕西和今天张家川两地回族聚居社会的演变历史。关键词:地名;考证;回族聚居社;演变历史
地名有它的起源、词义、演变、转译。在这个过程中每与当时地理的、人文的、政治的诸因素密切相关。在大小地名 中常见现象是以自然地形、山川河流、地理位置而命其名。如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梁头上、沟底村、阳庄、阴坡里, 凡此地名现象到处可见。也有些大地名是来自小地名, 如甘肃之名来自甘州与肃州之联 (即今之酒泉、张掖), 张家川县域 名源自张家川镇。藏区、壮乡之称, 虽不属确切地名, 但因分别住有藏、壮同胞才得此称。
在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大家庭中, 以民族称谓而命名的地名, 多见于少数民族散居的地区。回族在形成过程中及形成后的多次迁徙中, 散居全国, 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 史有“回回遍华夏”之称。因此, 在全国各地以回族族名为地名的也不乏其例, 且在所有少数民族中,以回族族称作为地名的最为常见。诸如全国回族散居地区常见的回回台子、回回巷套、回回冲、回回道、回回场、回回寨子等。这类地名一 般又都是出自他称而得来, 不是回族自称而得之 。
但这些地名, 在解放后随着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及贯彻民族区域自治 法, 进行了更新换名, 如重新被命名为自治巷、团结村、清真街、民族路等新地名。这些地名的新旧更替, 看似小事 , 但却充分反映了不同政府, 在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态度及具体政策, 也反映了回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
一 缘由及个例分析
由西安沿古“丝绸之路 ”南大道西行, 翻越巍巍关山, 便进入中国第一个回族聚居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整个县域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陇山西麓, 东临陕西省陇县, 南、西、北、分别与甘肃省清水县、秦安县、华清和庄浪县接壤, 总面积1311.8平方公里。2003年全县总人口30.8万人, 其中回族21.3万人, 是目前我国回族分布比例最高的自治县。
上面所论及的地名, 形成、固定并自然地传承至今 , 能够充分反映出该地名形成时所受的影响因素, (地)名实 (含义)相符。
在地名中常见的另一现象是名不副实 , 即包含在 地名中的成名参数(因素)和其反映出的信息与现实不相吻合。
上述两种地名现象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都有表现, 且名不副实地名十分普遍。另外在其地名中还存在一些地 名与姓氏、民族、现状都相符的特殊现象。还有, 县域内的有 些地名虽辈辈相传, 却至今不知其来历 , 有些更难知其字其义。因此, 考查这些地名, 穷究其来源, 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再者, 弄清楚这些地名的时代和相互关系, 复原其所处的历史背景, 对阐明某一民族的历史和某些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是有补益的。笔者在对该县实地考查的基础上, 对其地名现象和尚无定论的一些地名作一考析。全县地名中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类情形。
1 地名中常见名不副实的现象
这种地名现象, 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较为常见。凡属此类又有几种情况:
第一, 以姓氏为地名, 但名实不符。如该县上磨多高家台子, 却无一户高姓人家, 全为回族最常见之牛、海、杨姓;刘 家里(地名)全为回族常见之苏、魏、马姓居住;而在之纳家十 字, 居民中无一户纳姓, 全为回族最常见之马姓居住。经查, 这些村庄原为当地汉民居住, 在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战乱后期, 原地汉民迁出, 外地回民或逃亡、或被安置于此 (多为空置)
第二, 地名转译, 同音异字, 改变原义, 名不副实。如该 县恭门乡古土坡(音)、上磨乡陡头里 (音)两地名, 至今不解其意, 走访推理得知, 在清朝同治年间及之后一段时间里, 原地名分别应为滚头坡、滚头里。系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中, 清军在以上两地屠杀被俘回民, 因被砍人头顺坡滚落而下, 遂得此地名。民国以来其地名因有不雅之嫌, 官方换字, 群众顺音, 不知不觉自然更名。50年代当地农民在此整修梯田时, 挖出数百颗人头骨成排状, 证明其事属实, 另作解释不确。
第三, 外地回族迁来, 地名遂名不副实, 又使迁出、迁入两地的民族和方言结构发生变化。如该县上磨乡崔家湾村, 村民全为马姓。经证实, 受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波及甘肃省甘谷县(旧称伏羌)之回民, 几乎全迁逃张家川入居崔家湾, 且迁来回族多为马姓, 遂形成地名姓氏不符, 即今虽称为崔家湾, 但村民全为马姓。另外, 此后甘谷县几乎没有回族, 张家川却出现了专操伏羌方言的回族。
2 两省异地, 地名却同源一处
此类地名张家川县境内较多。如该县的兰家、丈八寺、坎家、马咀、麻崖、桃园、瓦一头、角寺、凤翔巷、凤翔咀等村名庄名, 经考在清代同治回民起义中, 陕西回民举家拔眷逃迁, 中途被安抚在张家川。如起义前的1861年, 凤翔府之岐山县有回民28坊, 平均每坊2250人, 歧山全县就有6.3万回民。虽新近易地, 但入迁者仍沿用其陕西之旧名, 在张家川县境内的以上地名在陕西今仍存, 出现陕西、甘肃两省同地名之现象。另外, 也使张家川县出现了说陕西地方方言的回民。
3 地名与姓氏、民族、现状“三相符”
在张家川县境内 此类地名见于回族聚居村庄的, 有马家河、麻家崖、丁家团庄、丁家渠、摆家壑落、摆家湾、沙家庄子、毕家沟、坎家梁、喜家湾、马家咀头、马合曼家等这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以上姓氏大都源自回族先民之阿拉伯姓氏, 亦是回民常见之姓。这类地名是为回族世居于此而形成, 这与自汉武帝开拓西域以来, 唐、宋两朝均有大食人于张家川定居, 与元代“回回”人亦多有迁居张家川者的史实是相吻合的。因此, 可视为 “三相符”的特殊地名, 即单从地名看, 其反映出了居住者的姓氏, 从姓氏又可知这里住有回族同胞, 而现实中确是如此。
4 地名由宗教场所及军事编制而来
张家川回族自治 县境内以宗教场所命名的地名 , 有礼拜寺、坟园寺巷子等, 自解放前至今一直沿用 。解放初期所设立的宣化区, 就是人民政府以县境内中国伊斯兰教皙赫忍耶教派胜地宣化岗之名而命名的(后撤销并入张家川镇)。以军事编制和军队驻 地而命名的, 至今有扎子梁、扎子地、炮台咀,皆因清同治回民起义时期的军事编制及战祸所成。
5 空有地名，而无住户的地名
如该县上磨乡分之赵家庄, 多方证实原为赵姓汉民一村庄, 在清同治回民起义中赵姓全族迁出,后无人再入住于此, 故空留一地名。此类地名 在该县也有多处。
6 虽官赐地名, 而终不流畅, 复用旧地名
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上磨里(地名), 在清朝同治回民起义之前, 就为百户马姓回民所聚居。清朝嘉庆道光时期, 此地经济发展较快, 陕西回民起义波及于此后, 全体原住回民守地不动, 因未遭动乱, 及后至民初。该地遂成名震西北的首富之地, 涌现出了万盛生(商号, 后同)、天顺裕、全义德、福厚昌、万盛昌、 长发祥等大商巨贾, 有的贸易范围及达京、津、沪、晋、陕等地并置有地产。后又经新文化的启蒙, 在民国时期, 该地走出了马乾三(国民革命二军骑兵旅旅长)、马得凤(西安事变前 东北军骑兵师师长)、马得彪(西安事变前东北军骑兵师参谋长)、马良骏(现代中国社会活动家、伊斯兰教经学家)等一批政治上显赫、宗教界有名的人士, 民国地方政府赐此村以“上达”之名, 以示彰显, 并在此村方圆设立上达乡。但在一段时期内, 官员称上达, 民仍呼上磨, 新旧并用,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地名普查中, 复用上磨。
7 汉族同胞聚居村庄 “三相符”现象
汉族同胞聚居村庄亦可常见地名与姓氏、民族、现状 “三相符”现象。
如上磨乡王家堡子, 今是以王姓为主的汉族 聚居大村, 村民自称其祖上于明清之交由山西大同府迁来。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期间, 王家堡子以王平安为首的汉民, 对落难于此的陕西回民竭力救济, 关系甚好, 此地未出现住民旧出新入的事实。因此, 在这里也形成“三相符”现象, 即, 从地名可知住有王姓人家, 从王姓知为汉族同胞, 而现实也是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该县群众即使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也可从“王” (《百家姓》之八, 汉族之大姓)和“堡” (示集中住有多户人家, 是为大村庄)推断出此地为汉族同胞居住。当然,上面提到的回族聚居村庄地名“三相符”的, 也存在这种现象。该县刘家堡子(地名)是刘姓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大村, 村民自称是汉朝皇刘之后,祖上明时由山西大槐树庄迁来, 亦在地名与姓氏、民族、现状“三相符”之列。另据该县高龄老人讲述,在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中,该地刘姓汉民亦接济过流落于此的回民。此类地名在该县还有其他几处。
8 两姓相连作为地名
这主要在汉族聚居的较大的村庄。如该县的赵坡韩家, 是因过去住有赵、韩两姓得此地名, 今仍为赵、韩两大姓居住。赵为《百家姓》之首, 韩为十五, 因 此, 这亦属“三相符”之列。
9 以人名形成地名
该县之平安乡、平安村, 经考在清代同治回族起义之前, 此地偏远荒芜, 无甚名称, 更不称平安。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中, 大批回族逃迁于此, 前已达及, 该县上磨乡的王家堡子, 时有一汉族大绅士名曰王平安, 为人豪爽, 仗义流财, 对逃难而来的回民散金给粮, 鼎力相助, 对此, 陕西回民歌曰:骑黄牛, 过关山, 来到张家川的上磨川, 上磨(里)人, 真短见, 不如王家堡子的王平安, 王平安, 真好汉, 又给油, 又给面等。入住此地后,回汉群众为示纪念, 遂将上述地名冠以“平安”,也表达了人们对时势的良好祝愿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二 、一些基本史实和结论
“具有史料价值的一个地名, 一个人名, 都是重要的, 如和各方面 的史料相互印证, 互为补充, 也可补 史料之不足。”通过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这些地名的考查, 知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与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始末密切相关, 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今天和历史上的回族聚居社会的历史, 可以佐证或得出一些基本史实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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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的最终形成, 与清官方对回族政策密切相连, 即对大众采取“密切防闲”, 在政治法律上排斥压抑, 清 “刑部自宪庙以来, 屡奉堂官严禁, 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在官方文书上把“回”字加以“犭”旁, 以示 “回回”不侔于人类。回回罪犯刺“回贼”二字”。这与元、明初的对回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国内有学者撰文指出, 清代民族政策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成功的。然其民族政策虽做到了因族而异, 并吸纳、发展了历代的民族政策, 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但在评判一个时代的民族政策时, 也应看其贯彻情况和取得的实际效果, 前面的结论, 就有悖于包括回族历次起义在内,
清代是我国各民族人民, 反抗封建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最烈一代的历史事实。另外, 应看到清代政府,在对外大环境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这不会不反映到国内小环境的民族政策上来, 上至朝廷, 下至地方, 在民族事务上“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以回族为例 , 地方官员在奏折中竟曾称回民“夜聚明散”(实为回民作晨礼), “耳毛为号” (实为回民喜蓄络腮胡须, 称“利赫耶”胡须), 荒谬至极。2
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 使张家川和陕西全省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明末清初, 前者是“汉多回少的回汉杂居地区……回民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但却在事变中后期, 随着陕西各地回民或迁徙、或被安置于张家川, 以前的人口状况发生了变化。左宗棠在事件息后奏报中称, 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平息后, 陕西回民除西安内仍留后外, 其余皆西行。地方志书载, “清同治年间反清起义失 败后, 义军余部被安置于张家川”, 具体数字为“左宗棠将 回民军约4.5万人安置于此”。这为后来在张家川形成 回族聚居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1953年自治县成立时, 全县总人口13万人, 其中回族10.8万人, 占总人口的80%。
与此同时, 回民绝对人口数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陕西省, 在起义的前与后, 全省回族人口数量和结构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治回民起义前之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 署理陕西巡抚毕源在奏折中称, 陕西省各属地方, 回民居住较 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 、华州, 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 回民多聚堡而居, 人口更为稠密。今人著名学者马长寿先生, 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实地调查后, 就陕西回民的峰值指出, “原 在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共二十多个州县里, 住有回民七八十万到一百万。” 复旦大学路伟东老师在充分掌握史料和缜密推算后, 认为同治回民起义前陕西回民人口峰值的确切数字, 当在1861年的170万左右规模。而在历经7年战乱后, 陕西全省回族人口损失竟达55万之巨, 损失比例高达91%,几乎到了亡族灭种的地步。
战前陕西作为全国最主要的回民聚居区, 到战后回庄踪迹全无, 此后百余年间, 就小的回民聚居区也再未形成, 即使在1964年, 新中国成立后15年的休养生息, 陕西全省回族人口仅为86561人, 位列全国回族人口分布第13位。另外, 张家川作为战后陕西回民的一个比较大的落脚地, 只有4万多人重新生活在这里, 与陕西全省回民损失数字对应, 亦可知这种损失绝大部分是被剿杀、饿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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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回民在清同治时期反抗斗争失败后, 被赶出数百年来建立的家园, 被强迫迁徙、分散、安置到难以生存的恶劣环境之中, 余生回民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是在清政府已凸显衰败之相的咸丰年间, 陕西回民 因世居莽莽千里关中平原, 也有进一步发展, “陕省回民本居 于三府二州沃壤之地……蒲、富、临 、渭, 陕省著名四大县, 地处渭北, 一望平坦, 辽阔无垠, 东北连同州府附廓首邑大荔 县。”时人称关中地区回民分布比较集中的10个州县为 “二华关大水, 三城朝合阳 ”, 号称“东府十大县” 。就是在同治初年, 西安府亦是“节署前、后、左、右、迤北一带, 教门烟户数万家, 几居城之半。教堂经楼, 高矗云天, 气势雄壮。绅富三分之一, 乐业安居, 自成风俗。”
战后, 不仅使陕西历经200多年逐步发展起来的回族人口几近绝灭, 而且使陕西全省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摧毁了陕西回民继续发展的基础。据马长寿先生资料, 战后官府对回民资产肆意夺取没收, 对回庄多付之一炬, 仅清查收缴回民田产2万多项, 占战前陕西全省田地总数的 1/10。
昔日“绣壤相错之地, 树木丛生, 丫杈成拱, 或行树十百里不见一椽一屋一瓦之覆。”劫后余生的陕西回民越过关山, 在西行进入甘肃后, 分布于与关中平原不可相提并论 的荒毛之地, 沿途居住于山峁村庄, 或男耕女织, 或从事畜牧, 或经商营利, 或行医制药, 开拓进取, 奋斗不止, 百余年来, 在新的环境里, 和其他民族一道, 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从张家川这块缩影, 就能看出回族酷爱自由和逆境求生而不息的民族特质, 即在历史上, 每当中央王朝腐败、昏君当政、 奸臣当道时期 , “回教徒必有动作”, 这种“动作”一方面旨在反抗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一方面也通过自身的努力, 为建立一个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国家政权而奋斗;每当新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相对宽松的时期, 回回人民便投身于建设自己家园的生产劳动中, 利己利国, 为国家的经济、文化、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4
包括同治陕西回民起义在内的清代历次回民起义, 是回族发展史的重大事件, 对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演化和重新铸就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 是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方面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历史发展以及地理环境特点在该 民族精神层面上的反映。它更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 但也是动态的和变化的。回族在清代 200多年的时光中, 大规模的起义不下10起, 这些起义本身就是回族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况且, 在历次起义中, 回族大众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的地理环境都发生过深刻的变化, 这必然会在回族共同体的精神层面上得到反映, 使她的民族心理素质在相对稳定中渐进地演化发展。近现代, 回族个体心理上民族内聚力的加强, “为众牺牲”精神超越本民族而得到的升华, 整个民族对和平自由的酷爱以及所具有的关注时局和国家命运的宽广眼界、逆境求生而不息的进取特质、视“爱国如爱 教”的以中华民族之一员自立的主人翁意识的最终形成, 与清代回回民族所走过的历程不无关系。
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 回族的理想才变为现实。今与昔的不同, 反映出不同历史时代和性质的政府, 在民族立场和政策上有着本质区别, 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表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今天的张家川, 回汉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倍加珍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自觉维护民族宗教团结, 回汉群众亲如一家, 堪称全国民 族团结的典范。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制度和 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当然, 回族在其近现代发展历程 中的不同境遇, 不会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 , 更深知和平的意义及其所来之不易, 表现在民族间的团结 , 更具有自觉性, 这也是形成张家川民族团结局面的一个朴素的民族心理因素马守途 ,青觉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100081)
身份证上的人名、地名为什么打不出来
北京地名罗马化拼写的谬误
我国河流名称变迁的规律及成因
天津胡同命名理据
来源：《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3期
终校：林丽婕
审订：白琳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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