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人們對中國疫情的控制，必須要有非常清楚的認識，疫情遠遠沒有結束，只是從不能控制，到看起來可能能夠控制。從看起來可能能控制，到能控制住，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所以在疫情大規模暴發仍然在持續的情況下，絕對不可以離開疫情去討論經濟增長的問題、復工的問題。
作者|許成鋼（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網易研究局專欄作家）
採取一系列措施預防金融危機是當務之急
新冠病毒的蔓延和衝擊使得中國和全球的經濟都遇到了重大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現在這個衝擊的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疫情最初在武漢大暴發的時候人們的預料。這個巨大沖擊，實際對中國經濟、全球經濟都是很大的威脅。因此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是必要的。
許成鋼
為了預防金融危機，美聯儲已經向市場提供了15000億美元的基礎貨幣，要比現在中國的中央銀行放出來的5500億人民幣高出不止10倍了。中央銀行做的事，最主要的是，必須要趕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為市場提供充足的流動性。因為金融市場大幅度下跌，導致金融市場萎縮，導致流動性快速萎縮，會觸發金融危機。但是，面對這麼大的衝擊，僅僅貨幣政策是遠遠不夠的。
在現在疫情大規模地衝擊中國和全球經濟的情況下，預防金融危機，從金融的角度來看，是當務之急。所以它為什麼要大規模地提供流動性？這是最主要的判斷。這不是像有些人誤解的那樣，單純是為了救股市，或者經濟增長，而主要是為了避免金融危機。
作為一個抽象的論點，我半個多月前已經說過這些，但是當時還沒有出現非常嚴重的金融危機跡象。當時我就說，為了預防金融危機，這是需要做的。現在這個跡象已經非常清楚了，即國際間的金融市場向下巨大幅度跌落，這個跌落是自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在某些時段，有些跌落的程度，已經超過了金融危機時期。在這個背景下，預防金融危機是當務之急。
降準對中小企業的直接影響很小
如果發生了金融危機，那就不光是中小企業，而是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都將遇到巨大困難。但是如果能夠預防金融危機，那麼所有企業、整個經濟都會從中得到好處。
但是如果我們的關心點是中小企業，那貨幣政策、金融上的這些做法，在中國的環境下，對中小企業的直接影響很小，不會對它有直接的大影響。
原因非常簡單，中國的金融體系整體上對中小企業不利。所以如果我們關心的是中小企業問題，就一定要做超出貨幣政策的其他的事情。因為中小企業面對的困難不是單純地靠貨幣供給，不是單純地靠金融體系能夠解決的。
最重要的是解決基本面上的問題
如果人們認為經濟的穩定和增長主要靠貨幣政策，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尤其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目前的情況是基本面受到了巨大沖擊，要解決的是基本面上的問題。原本這個問題的來源不是貨幣上的問題、不是金融上的問題，所以它的解決也必須還是在基本面。
但是由於這個衝擊非常大，帶來了金融危機的風險。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必須跟上，目的是為了防止金融危機，而不可能靠貨幣政策來解決由疫情帶來的對基本面的衝擊，它解決不了。對於這一點，人們必須有非常清楚的認識，不要弄錯了事情。即貨幣政策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於防止金融危機，但是在疫情方面、在基本面方面，它並不能提供任何解決方案。
認清現在的情況是第一重要的問題
如今第一重要的問題是認清現在面對的是什麼，這本身仍然是基本問題。現在並不是已經有了好的想法，只是怎麼去執行的問題。
全球疫情產生在中國，最嚴重的地方在中國，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傳染病學方面，人們對新冠病毒疫情認識仍然不足。中國官方數字宣佈的八萬多病人，他們有多少是完全治癒不再傳染？還有多少是不在這個數字裡的？這些問題是全球性問題，中國不例外，而且基數特別大，最大。
下面再看世界的其他地方。由於中國的對外交通大部分已經切斷，所以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最主要途徑，很可能已經不是中國。這也是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現在疫情向全世界蔓延的中心，很可能不是中國，是意大利。
但是由於傳染病學方面的認識不足，人們必須非常清楚，絕不能認為中國的疫情已經完全得到了控制。比較樂觀地看中國的情況是，武漢、湖北在前一段表現為失控，現在看起來像是能控制了。從看起來不能控制到看起來能控制，這是非常非常大的進步，但是不要錯誤地把看起來能控制誤認為已經控制住了。大規模復發的危險不能排除。
它看起來能控制了，和它已經控制了是兩回事，說已經勝利了，更是完全錯誤的理解和判斷。在這個基本的理解和判斷上，才有了下面我們應該採取的措施的基礎。
比如，如果疫情已經充分控制了，那麼是不是重點就要放在復工、經濟增長上等等？但是如果疫情是有能力控制的，但沒有完全控制住，那掉以輕心，把力量都放到經濟增長和復工上，會非常危險。
包括對外的問題，即貿易、外資等。這些都是和對基本情況的判斷聯在一起的。現在全世界的發達國家，基本判斷都是以安全為主，所有國家都不會犧牲它的經濟，但是一定是以人的生命安全為主。
我這裡就想強調一點，我們把全體的發達國家放在一起，將他們的疫情跟中國的疫情對比，他們的醫療體系和社會自治自組織能力都比中國更強，有利於控制疫情。但是在絕對數字並不是特別大時，他們就都極端地小心，保證疫情不至於大規模地擴散和蔓延，從而導致它的醫療體系癱瘓。他們最大的關心，首先就是不要導致醫療體系癱瘓。
而醫療體系的癱瘓是可以發生的。實際上在武漢、湖北，發生的就是整個醫療體系癱瘓。現在所有的發達國家，哪怕只有比例很小的疫情，也都在做最壞的準備。比如，美、英、德、法等都以不同方式宣佈全國緊急措施，為了避免他們國家整個醫療體系的癱瘓。
實際上，早在一個多月前，流行病的專家們就對現在發生的情況做出了預測。比如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早就有模型；英國帝國理工學院也早就有模型；在大中國範圍內，香港大學也早有模型做出全球擴散的預測。根據這些模型的預測，這個病的大規模擴張，很可能會感染全世界70%或80%的人口。這些預測在2月份就已經做出來了，隨著近期不斷地獲取新的信息，他們一直在更新模型。整體看來，他們的判斷、預測，比多數天氣預報，尤其比颱風預報更準確。
過去我說，他們的模型的預測有個條件，就是我們沒能控制住疫情的蔓延。過去世界衛生組織曾說，我們有一個很狹窄的、控制住疫情蔓延的機會窗口，這個機會窗口可能就要過去。
但是，現在的情況發生了變化，這個窗口期已經過去了。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說，意思是，前面說的那些模型的預測，就變成人們準備要面對，不得不接受的結果。
這也是為什麼人們對中國疫情的控制，必須要有非常清楚的認識，疫情遠遠沒有結束，只是從不能控制，到看起來可能能夠控制。從看起來可能能控制，到能控制住，這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即便到能控制住的時候，也不等於就已經可以不控制了。能控制住只是說，你知道怎麼控制了、知道怎樣真正地提防它大規模蔓延。
所以在疫情大規模暴發仍然在持續的情況下，絕對不可以離開疫情去討論經濟增長的問題、復工的問題。
離開疫情去討論這些問題，如果集中力量拼經濟增長、復工等，弄不好會導致疫情的大規模復發。一旦疫情大規模復發，造成大規模生命財產損失，造成的癱瘓和混亂，都會更嚴重。我們已經看到過的，在武漢、在湖北發生的事情，會以更大規模在更多地方發生。
當疫情只發生在武漢，在一個城市、只發生在湖北的一部分城市時，依賴全國的力量，還能夠抵擋一陣。但是，如果在多個地方大規模暴發，全國整個醫療體系全面癱瘓，那問題就大了，就變國家水平的巨大災難了。
當醫療體系全面癱瘓的時候，對社會是全面的、災難性的衝擊。它不再是單純的一個傳染病，而是引發整個社會的醫療癱瘓，威脅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包括沒有感染傳染病的所有人。
供應鏈受到的影響與需求側相關
需求端的問題實際從一開始就很嚴重。疫情一來，整個服務業（hospitality industry）全部停頓了，所以這個疫情對經濟第一輪最嚴重的打擊，直接就是服務業。整個的服務業，航空、火車······地面的、天上的、水上的，一律打擊了，打擊得非常嚴重。對於服務業的這種打擊，要遠遠超過金融危機的時候。
因為金融危機的時候，人們不出門可能是因為沒有錢，現在不出門是因為疫情。因為現在由於疫情，大量的航空航班按照行政的規定被取消了，很多邊界關閉了。所以它對經濟的第一輪重大打擊是整個服務業。然後是供應鏈，並且對供應鏈的打擊首先在中國。
因為中國的疫情不是隻在武漢、湖北，在浙江也很厲害。而無論是浙江還是湖北，都是中國製造業極其重要的基地。當他們那裡發生嚴重疫情的時候，當然就對供應鏈有重大的影響。現在韓國和日本也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情況，而韓國、日本也都是全球供應鏈裡非常重要的基本環節，都受到了衝擊。
如果講需求側，需求側最大的影響應該與服務業相關；如果討論的不是服務業，那麼疫情的蔓延對需求側的影響應該不是最大的。所以它最大的影響是所有和服務業相關的產業。但是當服務業大幅度下降時，所有服務業的上游都會受影響，一層一層地推，當然那些需求就都會下去。
舉個例子，飛機制造業。當航空公司大量地停止飛行、全部的航空公司都受到衝擊時，他們一定就停止訂購飛機了，因為訂購飛機已經沒有價值了。比如世界上著名的高端航空公司——香港國泰航空。國泰現在停了一大半的客機，並開始把它的客機改裝來運貨了。在這種情況下，國泰一定不會定新的飛機了。整個連鎖反應，他們不訂飛機了，飛機廠就要停工；飛機廠停工了，為飛機廠生產的零部件也都要減產······所有的公共交通都會受到跟航空業相似的影響，因為大家害怕公共交通。
疫情的衝擊可能是中期的、長期的，甚至是永遠存在
當新冠病毒疫情剛來臨的時候，一些人假設它跟2003年的SARS相似（2003年的SARS是個短期疫情）。所以如果它跟SARS相似，天一暖和這個病自動就沒有了，那麼它的影響可以算出來。這個所謂“短期疫情”的假設，現在看完全錯。我們應該看事實。
現在我們看到的事實是，這個病遠遠不是SARS。這在流行病學專家那裡、在醫生那裡、在生物學家那裡，已經是不爭論的、清楚的基本事實。所以那個短期疫情假設已經沒有了。這不是SARS，拿所有討論SARS的道理，搬到這裡來討論，是搬錯了地方。
這次疫情在全球的流行情況，遠遠超過了當年的SARS。國際衛生組織已經宣佈了這是全球大流行病，已經是全面流行了。各個發達國家（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都已經宣佈了緊急措施。這些最重要的發達國家都已經宣佈了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來應對疫情的蔓延。那麼，它的影響肯定不是短期，問題只在於它是中期、長期甚至是永遠存在。
然後，下面最大的問題可能還不僅是（持續）期，而是規模有多大。可以看到，它已經對全球的金融市場造成了非常嚴重的打擊，原因就是人們已經看到了它的全面衝擊。所以人們在應對下一波的衝擊。
它肯定是嚴重的、不是短期的，這是基本事實。問題在於它會長到什麼程度、嚴重到什麼程度。
當然，最長到什麼程度大概能預料。作為一種病，而不是作為經濟，它最壞的情況下會壞到哪兒去？最長應該是長到疫苗研製成功，能夠大量生產，普遍注射。那麼，疫苗什麼時候能夠研製成功、投入大量生產？最快應該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如果是大規模使用那大概得一年或一年半的時間。
我們面對的是快速傳染的傳染病，要讓任何發明的東西有效，必須是大規模使用。所以基本可以判斷，真的能夠從醫學、科學上把它控制住，可能需要一年半的時間。
財政刺激需小心，量不能過大
離開了疫情談經濟，在目前的情況下就會犯災難性的錯誤。在目前疫情嚴重的情況下，政府的開支應該向哪裡去？如果政府有極端充裕的資源，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但是，基本事實是中國政府的資源是嚴重受到限制的。
今天中國政府的資源遠不如2008年的時候。因為在那時，中國政府和整個中國經濟從債務上講高度健康。當政府和企業債務都非常低的時候，它可以高度地舉債，用它來資助它的財政政策。
但是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高（“最高”是指債務和GDP的比例）的債務國家之一，中國已經面對槓桿率過高的風險。而槓桿率過高的風險，就是金融危機的風險。因為金融危機的背後有個結構性的問題，當槓桿率高的時候，就從結構上為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
剛才我們講貨幣政策大量地放流動性到市場上，以避免金融危機。但財政刺激意味著欠更多的債。在這個背景下，依賴更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欠更多的債，要非常小心帶來的反面後果。這個後果就是進一步地動搖金融穩定，在結構上削弱金融的穩定性，這是非常需要小心的。
因此，財政刺激的量不能過大，不可以像2008年、2009年那樣大規模地舉債去搞財政刺激。因為這會嚴重地動搖金融穩定性，會為金融危機制造條件。
那麼，有限的資源在疫情嚴重時應該投到哪裡去？應該怎麼投？中國經濟面對的最大困難在哪兒？這就是重要的、要小心討論的問題了。
我們知道，在疫情的衝擊下，中國經濟面對的最大困難是中小企業面對的困難。因為第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的大部分就業在中小企業，當中小企業破產時，後果就是巨大量的失業。 所以一定要把眼光落在中小企業上，才能避免大規模失業。
第二，無論是金融的還是財政的，通常的宏觀政策都很難直接送到中小企業手裡。當大規模地推動宏觀政策時，立即得到好處的往往是大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原本就不存在要破產的風險，所以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往往是給了國有企業錦上添花，而不能救真正遇到困難的中小企業，不能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
我並沒有反對財政刺激，因為這是特殊時期，為了挽救經濟的需要，哪怕欠債也是需要的。但是欠債要很小心，因為資源是有限的。很有限的資源要怎麼用？必須是精心地設計，讓它進入到大量的中小企業中去。
比如，財政刺激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為了要讓中小企業活？怎麼讓他們活？與其送錢給他，不如大幅度地削減他的成本。他不能活是因為負擔不了成本。有什麼辦法可以大幅度地減少他的負擔，用這種方式使得大量原本可能要破產的企業能夠不破產？要大幅度地減免他們的負擔，這本身就意味著要增加財政赤字，這已經是財政刺激了。
財政刺激不意味著必須要政府花錢，可以是政府少收錢。剛才講的中小企業是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就是，大規模地抬高所得稅的門檻，免除和大幅度減少中低收入人群的稅負。這是財政刺激最容易做，而且是最精準的。
做這些可以讓財富立即落到低收入人群中去，讓財富立即進入到中小企業中。與其政府花錢，不如讓每個人家自己花錢；與其政府花錢，不如讓每個中小企業自己能生存，讓他們想法花錢，讓經濟不至於在這個衝擊下被搞垮。而不在於政府怎麼花錢搞基本建設。
所謂新基建，強調的是高技術。高技術本身的發展也有它自己的規律性，即高度依賴市場。高技術只有在市場機制下才能發展得好。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非常強的財政刺激往往會打亂市場秩序。因此，我認為，如果關心高技術的發展，最關心的應該是市場的秩序。市場上的資源配置是由市場來決定的，而不是靠政府直接去大規模地影響。
當然它反過來又回到了剛才所講的中小企業。因為高技術的發展離不開中小企業的發展。當我們講中小企業的時候，可以說至少有兩大類不同的中小企業。一大類中小企業比如是在服務業裡和大量勞動力相對密集的行業裡；另一大類的中小企業就是高技術。
高技術的中小企業的發展，仍然面對成本問題。所以給他們降低成本（如免他們的稅、減他們的費，或者甚至免他們的費）都會幫助他們，這些應該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政府設計哪些是目標，往哪些目標裡投錢，我們從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的財政刺激裡，看到很多這種錯誤和浪費。
由於那時的中國經濟處於比今天更健康的狀態，所以浪費了很多還吃得消。但當經濟原本就不是很健康，原本就在結構上有大量的問題、問題很嚴重的時候，再大規模地浪費就更吃不消了，尤其是現在的疫情還很嚴重。當討論到財政刺激、基本建設的時候，比我剛才講的問題遠為更嚴重的是疫情。
當各級政府把巨大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基本建設時，這有可能很危險。危險就在於它會衝擊人們對疫情的關注，和控制。疫情遠遠沒有過去，所以疫情的控制一定是當務之急的、最重要的、政府必須做的最大的事情。政府必須在保證安全的條件下做事。
流動性和人力資本是企業自保最重要的兩個方面
每一個企業都在它所面對的環境裡，決定自己如何生存。有的環境稍微對它好一點，有的環境對它就很困難，所以每個企業怎麼做就很不一樣。
但是有一點很清楚，就是在現在疫情非常嚴重的情況下，企業自保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應該是流動性，一定要珍惜流動性。所謂流動性包括現金和任何可以迅速變成現金的資產，流動性是在危機情況下，企業能生存的最基本的東西。
和這個同樣重要的是它的人力資本。當這個企業為了生存不得已要割捨時，一定要特別關心它的人力資本。因為只要有人力資本在，得到了資源的時候就能恢復，而要是把人力資源弄沒了，企業就真完蛋了。
所以從長遠來看，對企業來說，最重要的一定是保持流動性為了生存，一個就是在不得已的時候，仍然努力地保持你的人力資本，讓你有朝一日還能回來。
能否避免金融危機和能否避免經濟衰退是兩回事
就全球的情況來看，有不少人把現在的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和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來做一個對比。其中包括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部長薩默斯（後任哈佛校長）及當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經濟顧問賈森·弗曼。他們都是當時直接制定政策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人。
根據對他們的訪談，他們都認為，這一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超過了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年他們是負責在白宮運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但是他們認為現在面對的困難比那個時候大，現在遇到的衝擊比那個時候大。3月16日，許多美國經濟學家和媒體都認為，由疫情觸發的經濟衰退從當天開始算起。
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正如我前面所說，人們必須要有清楚的認識，認為現在問題都在國外，中國的疫情已經控制住了，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必須要清楚，中國官方宣佈的感染人數近9萬。而美英等國的感染人數是千的數量級。他們是在比中國的疫情遠為更輕的時候做出的反應和判斷。我們腦子裡還需要很清楚的是，上次的金融危機中心不在中國，上次的中心在美國，然後傳到了歐洲，主要被打擊的是美國和歐洲，不是中國。因為（當時），中國的金融和世界是脫鉤的。
但是這一次，疫情的中心在中國。發達國家的專家們判斷，這一次的衝擊，講的是對美國和歐洲，要比上次的金融危機還大。但衝擊的起點，不僅是疫情，而且包括供應鏈等等，是來自中國。國人要認真地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實際股市已經告訴大家了，這有多重要。這不是一兩個人的判斷和猜測，而是市場已經告訴大家了。
而且市場上的反應也不是單純的金融市場，整個能源市場，就是石油市場已經垮掉了。能源市場垮掉，是由這次衝擊帶來的。人們擔心的是由這個帶來的連鎖反應，還有什麼市場要被它沖垮？
如果我們對比這兩次的衝擊，可以發現，上一次金融危機的背後，最重要的基本原因是所謂的次貸危機。而次貸是一種特殊的金融合同，以及由它衍生出來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品，裡面存在基本的結構性的問題。由於這些金融衍生品存在非常基本的問題，在市場上蔓延以後，造成了重大的問題，由這兒觸發出來。導致了全球經濟的巨大損失。
但這一次，其實在金融方面，原本不存在上次我們看到的那些基本的結構性問題。因為吸取了上次金融危機的教訓，現在的金融機構，全世界普遍的都有相當的流動性儲備，即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遠遠超過了上一次。
因此，如果這一次萬一觸發了金融危機（現在並不一定會），那不是因為金融機構自己的問題，而是外來的衝擊太大，以及各國中央銀行沒能及時地應對。
當然，現在美聯儲已經及時應對了，英國的中央銀行也應對了，很快歐元也會應對。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都在試圖協調，來攜手應對。當有攜手應對的情況下，能夠避免金融危機。但是能不能避免經濟衰退，是另外一件事。
上一次的經濟衰退是由金融危機導致的，而這一次金融上出的問題是基本面導致的，而不是金融導致的。所以保證了金融上不出大事情，不等於能夠保證不出現經濟衰退。
如果產生經濟衰退，那是由疫情導致的。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是目的，發展經濟是為了人的幸福。疫情來了，為了人們的幸福，一定首先關心人的健康、人的安全。
人的幸福最基本的基礎是人的健康和安全。為了人們的健康和安全，於是就有了一系列的措施。這一系列的措施當然就打亂了原本已經存在的秩序。
我現在講的還只是預防措施。如果疫情真的大發作，大量的人病了、死了，如同在武漢、在湖北發生的，那當然就沒有可能工作了。如果在一個公司裡疫情蔓延，那這個公司就垮掉了、不能工作了。剛才我們講公司裡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本，很多人得了病，人力資本就不能用了。所以現在真正對經濟造成最大沖擊的核心因素就是疫情。
這個疫情，現在在沒有治療辦法、沒有醫學上的預防辦法、沒有科學上的預防辦法的情況下，唯一的預防辦法，就是中世紀的時候留下來的隔離方式。而隔離方式一定會在經濟上有後果。什麼時候人們可以不再使用隔離方式呢？那就是直到疫苗出來以後。
只要疫苗沒出來，某種隔離的方式是不可以完全放棄的。在疫情蔓延、沒有疫苗的情況下，隔離一定要有，沒有（這個措施），（疫情）一旦傳開就糟了。所以它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隔離這一個問題。
因此如果我們講經濟衰退的話，疫情一定會對經濟有巨大的衝擊，衝擊能有多長？一直要到疫苗出來以後才能夠停止這些隔離措施。如果要這樣算，有人說那可能就是一年到一年半。但是這裡面還有個問題，就是它的破壞有多大？這是個很重大的問題。
當這個疫情在蔓延的情況下，當沒有（辦法）能防治它的時候，它帶來的破壞有多大？人們必須要對此有所準備。它的破壞有多大？關鍵就在於有多少特別重要的核心企業會在這個過程中破產。對於一些高度依賴人力資本、核心重要的企業，當他們破產的時候，如果喪失了這些人力資本，那影響就大了。所以討論經濟衰退，到最後就落到這兒了，這些是基本面。
所以無論是金融政策還是財政對策，最終的目的，第一防金融危機，那是立即的；第二防經濟衰退。萬一在經濟有衰退的情況下，要防衰退之後不能恢復。這一層一層的防線是應該想清楚的。包括政府的政策設計，和企業自保的策略。
本文是網易研究局獨家稿件，不構成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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