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分工精密化和知識專業化的現代社會中，大學除了擔負著傳授專業知識這個重要功能之外，仍然應該像傳統的大學那樣承擔起一個神聖的天職，那就是培育學生的人文精神。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大學，不僅要培養出大批的科學家、工程師、律師、會計師和計算機專家，更應該塑造出睿智的靈魂，培育出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崇高的道德情懷的健全人格。換言之，大學不僅要培養專業人才，更應該培育人。在任何時候，對於大學來說，陶冶性靈都是比造就專家更為重要的事情。因為大學的首要之義就是要發掘和弘揚人性中的那些神聖而潛在的基質，而不是批量生產模式化的專業人才，這正是大學不同於工廠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最初是在中世紀天主教會的扶持之下發展起來的。但是從產生之初開始，西方的大學（如巴黎大學、牛津大學等）就一直努力保持精神上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把追求真理和陶冶性靈當作最基本的目標，並且逐漸形成了與羅馬教會和世俗王權分庭抗禮的三足鼎立之勢。在漫長的歷史時代裡，無論是面對著羅馬教會的淫威，還是專制君主的強權，大學都能夠始終高昂起不屈的頭顱，堅持追求真理和陶冶性靈的基本宗旨。到了市場經濟席捲全球的當今時代，面臨著商業化和世俗化的強勁潮流，西方的大學在傳授專業知識——這一宗旨顯然是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需要——的同時，仍然堅持鑄造人文精神和培養批判意識的主旨。當今西方世界宗教領袖之一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博士在去年訪問武漢大學時，曾經專門就大學的職責發表了學術演講，這位在36歲時就受聘為牛津大學神學教授的大主教在演講中指出：健全大學的本質特徵就在於，保證科學研究不是出於政治和商業的特殊利益，而是出於獨立的學術關懷。他強調，追求“人文教育”是大學最重要的職責，而所謂的“人文教育”就是對那種“統領一切的普遍價值”的注重和培育。現代的西方大學無疑造就了大批傑出的專業人才，但是迄止今日，它仍然以塑造睿智靈魂和培育健全人格作為自己的基本宗旨。
在中國古代社會，雖然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大學，但是自從實行科舉制度以來，讀書求知、道德修為和人生進取這三者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歷代儒家知識分子通過讀聖賢書、考科舉制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人生鵠的，從個人的正心誠意和格物致知出發，通過修身齊家，最終成就治國平天下的大同理想。在求知、修德、入仕這個“三位一體”的過程中，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雖然不具有西方大學的那種批判教會和王權的精神獨立性，但是它同樣也把培育智慧和陶冶德性作為基本職責。韓愈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其中，“傳道”是為師者的首要之義。而這裡所說的“道”決非一般的專業知識，而是指人生之大道，即內聖外王、成己成物之道。因此，所謂“傳道”說到底同樣也是一種追求“統領一切的普遍價值”的“人文教育”。
在當今中國，面對著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時代浪潮，大學也難免會受到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適應時代潮流的同時繼續發揚大學的神聖天職，如何在培養專業人才的同時仍然堅持陶冶大學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懷，這是放在當今中國大學的管理者和為師者面前的共同使命。當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那種過分實用化的教育模式正在培養出一些有技術無文化、有知識無智慧的教育殘次品時，這種人文教育的現實意義就顯然更加重要和迫切了。
這樣一種精神性的需求已經逐漸被我們的教育管理部門和大學校長們所意識到，因此，近年來在中國大學教育中，注重培育人文素質和道德情操的通識課程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大學課程體系的設置中，專業課程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通識課程卻有了明顯的增長趨勢。與那些有著實用性特點的專業課程相比，這些以傳統人文學科為主的通識課程往往都是一些“無用的”知識。它們的目的不在於造就一些學有專長的工程師、會計師、律師和計算機專家，而在於培育一個有著健全的理性精神和道德情懷的人。正因為如此，這些通識課程對於一切專業的學生來說，都具有一種毋庸置疑的重要性。這或許正是所謂的無用之大用，因為這種人文教育直接關涉到“人”這個終極目的，而目的本身是沒有用的，它超越了一切實用性。
在當今時代，我們的大學生們在學習知識時，太多地抱著“學以致用”的態度，這固然是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但是如果完全喪失了“學以致知”的情趣和超功利的目的意識，學習本身就會成為一件痛苦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自由性靈的求知活動就完全蛻變為一種“為稻粱謀”的職業準備，人們也就再難以從求知活動中獲得廣闊的歷史視野、深刻的哲學睿智和盎然的審美情趣。大學通識課程的廣泛設置和不斷深化，對於糾正這種過於功利化和實用化的學習態度和人才培養模式，無疑將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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