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農民
人類經過漫長的石器時代，才逐漸掌握了馴服水稻和小麥，學會將植物果實播種在地裡，以及畜養牛羊。食物的來源從原始的狩獵採集方式轉變為耕種畜牧方式。農業的產生，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被命名為農業革命。越來越多的族群開始選擇定居，逐漸形成具有組織形式的社會群體，而隨著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也為日益增長的世界人口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障。
農業對於古代世界而言，是一項決定性的，極其重要的生產活動。而農具則是農業生產環節中的重要部分，隨其種類的不斷豐富，效能不段提升，直接推動了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不斷髮展進步。
“犁”，作為農耕過程之中必不可少的翻土工具，它的起源與演變，濃縮了人類的生產智慧，見證著農業的發展歷程。而對日本“犁”的演變史之研究，其更深遠的意義在於
對東亞文明起源、傳播、交流、融合以及進化歷程的追根溯源，確切的說，是探尋中國與日本之間古文化演進脈絡的過程。一、 “犁”的早期雛形“耒耜”，印證著中日文化交流的肇始
彌生時代是史學界公認的日本稻作農業的起源時期，大約在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無論是日本學界，還是中國學界都一致認可，彌生文化是中國秦漢文化傳入日本的產物。
稻米與犁，作為重要的農作物和生產工具，其傳入對日本有著重大意義。它們的傳入，結束了日本新石器時代的漁獵生活，開始了大規模的稻耕。這一具有非凡意義的傳入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經歷過哪些標誌性的階段進展？下面為大家逐一揭曉。
耒耜
1.繩文時代的考古發現
彌生文化的形成與中國文化的傳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仍有一些日本史學家認為，早在繩文時代中期，日本就已經開始農耕了。
這一推測源於一項考古發現，在繩文中期的遺址中，出土的石制農具數量明顯增加，其中的石耜正是“犁”的早期雛形，也可稱作“耒耜”，用於翻整土地。“耒耜”由兩個部分組成，“耒”是一根尖頭木棍加上一段短橫樑，充當長柄；“耜”則是石質的鍬型或鏟型工具，綁在耒的下端，用於起土。基於這一考古發現，日本的史學界於是出現了判定繩文農耕是源於自生自產的聲音。
2.農作物論證了日本農業的起源為傳入式
然而，持否定態度的史學家也提出了佐證有力的辯駁：根據日本植物學界所公開發布的研究結論表明，
日本現有的植物物種在本土中尚未發現野生種源。也就是說，包括稻米、高粱、小麥在內的13種穀類，9種豆類，20種蔬菜，13種瓜類以及15種水果，這些網羅了現代日本絕大多數糧食的物種，都是由大陸渡來的。考古發現中大量貝冢的存在更強化了這一論斷的可信性。由此可以確定，傳來的食用物種形成了日本農業的起源。尤其是在彌生時代，中國大陸文化一經傳入，日本的農業生產便飛速發展至一個高級階段，即水稻種植階段。
繩文時代遺蹟
3.河姆渡文化與繩文文化的淵源
那麼，為什麼在繩文時代中期遺蹟中會發現“犁”的雛形石耜呢？其實，關於中國史前居民曾帶著稻作農具東渡日本的論斷一直不絕於耳，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時期。
眾多學者通過對幹欄式建築、漆器、玉玦以及舟楫、航流等考證研究，推論出河姆渡文化與繩文文化之間便開始了海上交通，中國曾有一支“江南人”曾從海路遷移至日本，並帶去了農業生產工具，以及其它生活物資。
二、 “犁”通過稻米之路傳入日本，經歷了不同形態的演變
1.“犁”的傳入之路
經過前文的論述，我們已知，日本稻作農業的興起是自彌生時代由中國東傳過去的，而我們由此可以判定，
“犁”的傳入也是沿著這條稻米之路。關於稻米之路的傳播路線，學者們進行過多層面的探究，目前有兩條頗為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一條是華中路線，從長江口直接渡海，航行至日本九州和朝鮮南部地區。這條路線即被認為是聯通河姆渡文化與繩文文化的那條海上之路。
另一條，則是由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教授提出的，從長江下游到山東半島，再抵達遼東半島，然後到朝鮮半島，最終航行至日本九州。這樣一條以陸路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線，是嚴教授從對以上地域中的生態環境、稻穀分佈及年代研究中分析而得。毋庸置疑的是，朝鮮半島在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的過程中舉足輕重，充當著文化橋樑的作用。
二牛抬槓
2.“短轅犁”的演進史，終於開啟了日本的犁耕時代
事實上，日本的彌生時代雖然標誌著稻作農業的興起，卻並未大規模推行耕犁技術。原因大抵有兩個方面：首先，使用牛對犁進行牽引，是犁區別於早期翻地工具的一項重要標誌，而在當時的日本，養牛並不普遍，選擇牛犁耕地是一項耗費大且技術複雜的生產方式。
另外，中國在秦漢時代早已掌握冶鐵技術，而當時日本的鐵全部依靠進口，因此用鐵來製造犁可謂是相當昂貴。於是，直到彌生時代結束，日本種植水稻仍習慣於鋤耕，採取人為操作石犁、木犁的方式。大約公元6世紀前後，對應中國的南北朝末期至唐代初期，“短轅犁”的傳入才正式開啟了日本的犁耕時代。
早在短轅犁之前，中國的漢代已開始大力推廣牛犁耕種，不過當時短轅犁還未出現，而以長轅犁為主要農具。開始的操作方式為二牛三人式的耦犁，即為常說的二牛抬槓，需要一人牽引牛，一人控制犁轅，一人負責盾後。
此種方式佔用了過多的人力畜力，於是人們又在過程中對耕犁結構進行了調整改進，發明了可以調節耕地深淺的活動式犁箭，如此一來，便不再需要控制犁轅的人了。隨著耕犁技術的進步，又取消了專門的引牛人，中國的牛耕開始步入二牛一人的方式。
根據在日本的考古發現得知，日本所普遍採用的是一牛一人的方式，這種形式究竟出現於何時呢？經考據，應推行於中國南北朝時期，《魏書·高祖紀》曾對當時的詔令作以記載：“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意思是說，如果一戶農家有兩頭以上的牛，除留一頭耕牛自用外，其餘的應當通借與無牛的農家使用。 可見，在當時一牛一人的方式已經被廣泛使用並通過政令固定化了。
曲轅犁
雖然一牛一人已非常接近傳入日本的牛耕方式，不過，當時南北朝早期所採用的仍是長轅犁。那麼，傳入日本的短轅犁是從何發展而來的呢？在《齊民要術》 中，可以查詢到一些線索：“今自濟州已西，猶用長轅犁，兩腳耬。長轅，耕平地尚可，于山澗之間則不任用。且迴轉至難，費力。未若齊人蔚犁之柔便也。”
依據史料推測，蔚犁應當就是有別於長轅犁的輕便短轅犁。它的操作更為靈活，對耕地的選擇性小，適應性強，用途更廣泛。既可以調節耕地深淺，又能翻轉土壤，壓青作肥。比起長轅犁有著諸多的先進性，便易性。
犁耕技術在人們長期實踐探索中，改進至短轅犁，它的出現也非常適用於日本的農業耕作，於是便成為第一種被廣泛採用的耕犁方式，讓一牛一人的犁耕田園圖出現在了日本的農田上。
3.唐代“曲轅犁”的出現與傳入
蔚犁的出現，正是由於人們不堪於長直轅犁在耕地時轉彎不靈活，費力費工的各種弊端。唐代初期，江南地區的勞動者們又對耕犁進行改造，
創造出了長曲轅犁。曲轅犁首先是將直轅改成了曲轅，並增加了犁評、犁建，使得對耕地深淺度的把控更為規範準確；犁盤的出現便於方向控制，使調頭和轉彎的操作更為靈活；而增加的犁壁不僅能碎土，還能將翻耕的土推到一側，大大減少了前行時的阻力。曲轅犁的正式出現，將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
自秦漢以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交流往來便從未間斷；秦漢時期的東渡人，為日本帶來了彌生時代文化的躍進，而唐代迎來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峰。隋唐時期，日本曾多次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來中國留學，並將先進的生產技術，文化成果引進回國。
公元7世紀中期，日本的大化政府曾積極推進實施從唐朝引進的律令制度，並在全國大力推行普及曲轅犁。大化政府為此大約製造了500個仿製唐朝曲轅犁的模型， 分發至日本各地。因此，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到中東部的關東地區，都能發現曲轅犁的遺蹟。
明治維新
4.“犁”退出田野，進入博物館，成為物質文化遺產
曲轅犁之後，犁具仍經歷了一些改進變化，結構也日趨完備，尤其是宋元以後對耕索牛套的廣泛使用，使牛與犁可以獨立開來， 加速了犁具結構的簡化，操作的靈活性也大大提高，可以適用於各種類型的耕地。
19世紀的明治維新，標誌著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西方農業技術、設備與管理手段的引進，也徹底改變了日本農業傳統犁耕的景象。機械化耕具，拖拉機的廣泛生產與使用，讓日本農業步入了機械化生產時代，其效率產能今非昔比。傳統“犁”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進入博物館，成為學者們探究歷史前塵的物質文化遺產。
三、 總結
日本 “犁”的演變史，其背後實則蘊藏著一部東亞古文明的交流演進史。從中我們能看到古代勞動者改造自然的能力與智慧，在實踐中積極創新的進取精神；也能看到中日兩國淵源已久的交流互動，推進著歷史的進程與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
參考文獻：
1.《魏書·高祖紀》
2.《齊民要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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