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民
人类经过漫长的石器时代，才逐渐掌握了驯服水稻和小麦，学会将植物果实播种在地里，以及畜养牛羊。食物的来源从原始的狩猎采集方式转变为耕种畜牧方式。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被命名为农业革命。越来越多的族群开始选择定居，逐渐形成具有组织形式的社会群体，而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也为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障。
农业对于古代世界而言，是一项决定性的，极其重要的生产活动。而农具则是农业生产环节中的重要部分，随其种类的不断丰富，效能不段提升，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
“犁”，作为农耕过程之中必不可少的翻土工具，它的起源与演变，浓缩了人类的生产智慧，见证着农业的发展历程。而对日本“犁”的演变史之研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
对东亚文明起源、传播、交流、融合以及进化历程的追根溯源，确切的说，是探寻中国与日本之间古文化演进脉络的过程。一、 “犁”的早期雏形“耒耜”，印证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肇始
弥生时代是史学界公认的日本稻作农业的起源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无论是日本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一致认可，弥生文化是中国秦汉文化传入日本的产物。
稻米与犁，作为重要的农作物和生产工具，其传入对日本有着重大意义。它们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大规模的稻耕。这一具有非凡意义的传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经历过哪些标志性的阶段进展？下面为大家逐一揭晓。
耒耜
1.绳文时代的考古发现
弥生文化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的传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仍有一些日本史学家认为，早在绳文时代中期，日本就已经开始农耕了。
这一推测源于一项考古发现，在绳文中期的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农具数量明显增加，其中的石耜正是“犁”的早期雏形，也可称作“耒耜”，用于翻整土地。“耒耜”由两个部分组成，“耒”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充当长柄；“耜”则是石质的锹型或铲型工具，绑在耒的下端，用于起土。基于这一考古发现，日本的史学界于是出现了判定绳文农耕是源于自生自产的声音。
2.农作物论证了日本农业的起源为传入式
然而，持否定态度的史学家也提出了佐证有力的辩驳：根据日本植物学界所公开发布的研究结论表明，
日本现有的植物物种在本土中尚未发现野生种源。也就是说，包括稻米、高粱、小麦在内的13种谷类，9种豆类，20种蔬菜，13种瓜类以及15种水果，这些网罗了现代日本绝大多数粮食的物种，都是由大陆渡来的。考古发现中大量贝冢的存在更强化了这一论断的可信性。由此可以确定，传来的食用物种形成了日本农业的起源。尤其是在弥生时代，中国大陆文化一经传入，日本的农业生产便飞速发展至一个高级阶段，即水稻种植阶段。
绳文时代遗迹
3.河姆渡文化与绳文文化的渊源
那么，为什么在绳文时代中期遗迹中会发现“犁”的雏形石耜呢？其实，关于中国史前居民曾带着稻作农具东渡日本的论断一直不绝于耳，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时期。
众多学者通过对干栏式建筑、漆器、玉玦以及舟楫、航流等考证研究，推论出河姆渡文化与绳文文化之间便开始了海上交通，中国曾有一支“江南人”曾从海路迁移至日本，并带去了农业生产工具，以及其它生活物资。
二、 “犁”通过稻米之路传入日本，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演变
1.“犁”的传入之路
经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知，日本稻作农业的兴起是自弥生时代由中国东传过去的，而我们由此可以判定，
“犁”的传入也是沿着这条稻米之路。关于稻米之路的传播路线，学者们进行过多层面的探究，目前有两条颇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条是华中路线，从长江口直接渡海，航行至日本九州和朝鲜南部地区。这条路线即被认为是联通河姆渡文化与绳文文化的那条海上之路。
另一条，则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提出的，从长江下游到山东半岛，再抵达辽东半岛，然后到朝鲜半岛，最终航行至日本九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是严教授从对以上地域中的生态环境、稻谷分布及年代研究中分析而得。毋庸置疑的是，朝鲜半岛在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充当着文化桥梁的作用。
二牛抬杠
2.“短辕犁”的演进史，终于开启了日本的犁耕时代
事实上，日本的弥生时代虽然标志着稻作农业的兴起，却并未大规模推行耕犁技术。原因大抵有两个方面：首先，使用牛对犁进行牵引，是犁区别于早期翻地工具的一项重要标志，而在当时的日本，养牛并不普遍，选择牛犁耕地是一项耗费大且技术复杂的生产方式。
另外，中国在秦汉时代早已掌握冶铁技术，而当时日本的铁全部依靠进口，因此用铁来制造犁可谓是相当昂贵。于是，直到弥生时代结束，日本种植水稻仍习惯于锄耕，采取人为操作石犁、木犁的方式。大约公元6世纪前后，对应中国的南北朝末期至唐代初期，“短辕犁”的传入才正式开启了日本的犁耕时代。
早在短辕犁之前，中国的汉代已开始大力推广牛犁耕种，不过当时短辕犁还未出现，而以长辕犁为主要农具。开始的操作方式为二牛三人式的耦犁，即为常说的二牛抬杠，需要一人牵引牛，一人控制犁辕，一人负责盾后。
此种方式占用了过多的人力畜力，于是人们又在过程中对耕犁结构进行了调整改进，发明了可以调节耕地深浅的活动式犁箭，如此一来，便不再需要控制犁辕的人了。随着耕犁技术的进步，又取消了专门的引牛人，中国的牛耕开始步入二牛一人的方式。
根据在日本的考古发现得知，日本所普遍采用的是一牛一人的方式，这种形式究竟出现于何时呢？经考据，应推行于中国南北朝时期，《魏书·高祖纪》曾对当时的诏令作以记载：“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意思是说，如果一户农家有两头以上的牛，除留一头耕牛自用外，其余的应当通借与无牛的农家使用。 可见，在当时一牛一人的方式已经被广泛使用并通过政令固定化了。
曲辕犁
虽然一牛一人已非常接近传入日本的牛耕方式，不过，当时南北朝早期所采用的仍是长辕犁。那么，传入日本的短辕犁是从何发展而来的呢？在《齐民要术》 中，可以查询到一些线索：“今自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
依据史料推测，蔚犁应当就是有别于长辕犁的轻便短辕犁。它的操作更为灵活，对耕地的选择性小，适应性强，用途更广泛。既可以调节耕地深浅，又能翻转土壤，压青作肥。比起长辕犁有着诸多的先进性，便易性。
犁耕技术在人们长期实践探索中，改进至短辕犁，它的出现也非常适用于日本的农业耕作，于是便成为第一种被广泛采用的耕犁方式，让一牛一人的犁耕田园图出现在了日本的农田上。
3.唐代“曲辕犁”的出现与传入
蔚犁的出现，正是由于人们不堪于长直辕犁在耕地时转弯不灵活，费力费工的各种弊端。唐代初期，江南地区的劳动者们又对耕犁进行改造，
创造出了长曲辕犁。曲辕犁首先是将直辕改成了曲辕，并增加了犁评、犁建，使得对耕地深浅度的把控更为规范准确；犁盘的出现便于方向控制，使调头和转弯的操作更为灵活；而增加的犁壁不仅能碎土，还能将翻耕的土推到一侧，大大减少了前行时的阻力。曲辕犁的正式出现，将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高度。
自秦汉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流往来便从未间断；秦汉时期的东渡人，为日本带来了弥生时代文化的跃进，而唐代迎来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峰。隋唐时期，日本曾多次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来中国留学，并将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成果引进回国。
公元7世纪中期，日本的大化政府曾积极推进实施从唐朝引进的律令制度，并在全国大力推行普及曲辕犁。大化政府为此大约制造了500个仿制唐朝曲辕犁的模型， 分发至日本各地。因此，在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到中东部的关东地区，都能发现曲辕犁的遗迹。
明治维新
4.“犁”退出田野，进入博物馆，成为物质文化遗产
曲辕犁之后，犁具仍经历了一些改进变化，结构也日趋完备，尤其是宋元以后对耕索牛套的广泛使用，使牛与犁可以独立开来， 加速了犁具结构的简化，操作的灵活性也大大提高，可以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耕地。
19世纪的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西方农业技术、设备与管理手段的引进，也彻底改变了日本农业传统犁耕的景象。机械化耕具，拖拉机的广泛生产与使用，让日本农业步入了机械化生产时代，其效率产能今非昔比。传统“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入博物馆，成为学者们探究历史前尘的物质文化遗产。
三、 总结
日本 “犁”的演变史，其背后实则蕴藏着一部东亚古文明的交流演进史。从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劳动者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智慧，在实践中积极创新的进取精神；也能看到中日两国渊源已久的交流互动，推进着历史的进程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魏书·高祖纪》
2.《齐民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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