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云：人無癖不可與交。這句話出自張岱的《陶庵夢憶》：“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這句話是其用來讚美其朋友祁止祥的。現常常用來形容真摯的友情。
張宗祥
魯迅
張宗祥和魯迅就是這樣的相親相愛的朋友，張宗祥曾親切呼魯迅為“鴉片鬼”，魯迅稱張宗祥為“木瓜”。魯迅與張宗祥有不少共同點，也許就是由於他們兩人之間的這些相同點，才有了他們之間的雖然相處不長，卻志趣相同，且各自在不同領域獨領風騷。
其一：
他們兩個人年齡相仿，前後相差1歲，經歷過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隨著社會的動盪變化無常，“西學東漸”思潮的不斷從外界湧入，新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使得他們革命主義的革新意識強，反對封建主義，敢於與舊勢力做鬥爭，如1907年浙江鐵路風潮爆發，各界紛紛反對，浙江高等學堂裡反應比較激烈，發動全省各校學生，成立了“浙省學校聯合拒款會”，張宗祥此時在學堂教學。與學生站在一起，極力支持這場運動。根據張宗祥的學生唐世維回憶說：“民國紀元前三年，滬杭甬鐵路國民風潮發生了。……冷師（張宗祥，號冷僧）就是從中主持最力的一個。”以及，兩人一起作為主力參與的發生在1909年的浙兩級師範學堂的“木瓜之役”（後面詳細論述），之後，魯迅一直是以筆為武器與封建主義戰鬥。
其二：
兩個人都在學校當過教員，都做過主管教育的行政官的工作，這樣的經歷，使得他們養成了嚴謹、認真的做事習慣。比如，在兩級師範學堂時，張宗祥自己畫地圖上課，而魯迅則每週都會帶學生去野外實地採集植物標本。
其三：
對於做事情，兩人都有一股子“傻勁”。文字在數字面前會顯得蒼白：張宗祥一生抄校古籍6000餘卷；魯迅在世55年，留下640萬字。這是很令人驚訝的。張宗祥曾說：“凡人要治學作事，必當先有傻勁。有傻勁，然後可以不計利害，不顧得失，幹一點事業，成就一點學問”，可謂夫子自道。張宗祥就是以這樣的一種邁倫精神，一人之力，抄校古籍無數，一日能寫小楷萬五六千字，完成了多項古籍整理的重大工程。 張宗祥57歲時，已經抄校古籍6000多卷，韓登安曾為其篆刻“手抄六千卷樓”朱文印。魯迅曾說：“美國人講，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生命，無端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魯迅一生只活了55歲，可是他卻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文化資源。如果從魯迅1918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起，到1936年10月去世，他每年平均寫作35萬字。
其四：
兩個人在文史上貫通外，其他如藝術、戲曲等方面的研究也是成績非常精湛。張宗祥一生都與文史交道，在其自編年譜中記載，與同裡鄉人蔣百里相互之間討論讀書之事，相互約定，如果看完的書答不上來，就罰不能繼續看書，而成為美談。魯迅從1913年校《嵇康集》始，先後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集》、《後漢書》等先賢逸著，其校錄的古籍多數收入在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四卷本《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並有多卷影印手稿本。張宗祥先生則抄校了《吳越春秋》、《越絕書》、《國榷》、《罪惟錄》、《海寧志略》等。張宗祥和魯迅在文史研究上有很多相通之處，且都取得了不朽的成績。而對於藝術的研究與認識也是成就斐然，如張宗祥的書法藝術，是近代書法的開山人物之一，沈尹默譽為“瀟灑風流”，高二適稱他為“北海再世”。其1918年寫就的《中國書法源流》，其年37歲，也是論述書法比較早的專著。魯迅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修養與審美品位，他蒐集蘇俄和歐美美術資料的事蹟多有披露，而魯迅對於木刻黑白版畫的倡導，在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振興的事業中也一直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曾編輯《一個人的受難》、《引玉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等版畫集。當論及日本的竹久夢二和蕗谷虹兒兩位藝術家時，魯迅也是一語會心，“夢二的東方味道濃，蕗谷虹兒的西洋風味多。”
從我們現有的資料來看，張宗祥與魯迅比較親密的處事有二件，第一是發生在杭州的浙兩級師範學堂；第二件事發生在北京京師圖書館。雖然他們相處的日子不多，但是，我們從魯迅的日記中以及張宗祥寫魯迅的文章中，可以明顯感覺他們之間是傾蓋如故。
1936年魯迅逝世，張宗祥以極其悲慟的心情在“苦豫才”的悼念詩篇中寫道：老友飄零隻幾人，文章幾度疑苦命。別有煩冤天莫問，嘔心瀝血歸黃土。海濱驚報損愁身，魅力千年見硯真。但見慈愛佛相親，天下黔民識苦辛。”從這個悲愴的詩句中，可見張宗祥對魯迅的感情是比較深的，而《魯迅日記》中也多次提到其與張宗祥之間的往來瑣事，可見兩人之間的關係很不一般。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時間，從張宗祥自編年譜中得知，他們相識於1909年的浙兩級師範學堂。浙兩級師範學堂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當時，很多新思想都從日本、德國等國輸入，對於“舊學”（封建主義）思想的排斥，在當時的學堂尤其明顯。學堂在創辦思路、師資構成、課程設置都是比較前衛的。師資上從現有的資料可知，上至學堂監督邵章、教務長許壽裳以及其他授課老師都是從日本留學歸國後到學堂教學，而對於魯迅來說，其從日本回來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浙兩級師範教授生理課。同時，浙兩級還聘任了8名日本籍的老師。在課程設置上，除有國學等外，增加了在生理課上衛生生殖課和圖畫課上畫裸體等，這在當時的教育界來說，也是一次極大的挑戰。沈鈞儒的繼任監督夏震武，進士出身，一生以尊經、尊孔，以理學大儒自居。上任後，即指出兩級師範學堂是“正學掃地”，對學堂新型教學非常不滿，他給浙江巡撫增韞的諮文中，甚至描繪學堂是“積弊已久，前後監督，植黨營私，任意糜資，百事敗壞，證以眾論。”要進行“廉恥教育”，要“整頓”，要恢復“正學”。百般發難於許壽裳等人，而引發了浙江教育界比較著名的新舊學鬥爭的“木瓜之役”。最後，政府撤了夏震武浙兩級監督的職，而告終。張宗祥和魯迅在這場戰役中起了比較關鍵的作用。據張宗祥回憶：夏震武的幾位追隨者曾用梁山泊上的混名編排他們：“許壽裳是‘白衣秀士’、魯迅是‘拼命三郎’、張宗祥是‘霹靂火’，許秉坤是‘神機軍師’”此次抗擊封建禮教，震驚浙江教育界的戰役之名，也是張宗祥給定的名。根據張宗祥道：“夏氏至此萬不能留，是役告竣。同志者二十餘人合攝一影而無題名，我乃題之曰‘木瓜之役’。蓋夏氏木強，魯迅等均呼之曰‘木瓜’，因即以此名之。”張宗祥到北京教育部就職後，魯迅還曾以“木瓜”稱呼於張宗祥。張宗祥與魯迅在這場封建禮教的戰役中相知相交了。
鐵如意館碎錄封面
1910年後，魯迅、許壽裳、張燮和、錢均父、楊乃康、張宗祥、馮祖荀、胡兗東、馬敘倫、沈尹默都到北京工作。據《小時報》的資料表明，魯迅於1919年推薦張宗祥任職於京師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在此之前，張宗祥和魯迅兩人都在教育部供職，魯迅時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張宗祥任教育部專門司二科，兩人同事的前提，更是朋友，張宗祥在《鐵如意館碎錄》裡有一個關於魯迅有趣的片段，稱呼魯迅為“鴉片鬼”，茲錄於下：
周豫才面黃瘦,牙長外露,翠鳥牌香菸終日不離口,牙與指甲均黃且黑。張仲仁任教育部總長，邀各科長談話，見其狀，頗疑為癮君子。又召社會司司長高步瀛，囑勸周科長戒菸。豫才聞之，即跳躍至予科曰：“冷僧，我乃今成為鴉片煙鬼矣。”予笑曰：“試觀子兩手及齒，恐鴉片煙鬼中尚須稱老前輩也。”聞後至廣州講學，火車中亦有疑而檢查其行李者。
這是兩個惺惺相惜文人的再一次深交，據張宗祥自己說，兩人一次到圖書館觀看古籍展覽，之後張宗祥對某些古籍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時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傅增湘聽到，傅增湘欲想讓張宗祥到圖書館整理善本書目，而張宗祥一再辭讓，因為魯迅和張宗祥關係好，後來傅增湘讓魯迅做張宗祥工作，“你真正是木瓜，如此寶山，何以不去開發？”當然，此“木瓜”非彼“木瓜”。張宗祥在魯迅的鼓動下，在京師圖書館幹了三年時間。在這三年時間裡，張宗祥開拓了眼界，對京師圖書館所藏的善本進行了系統的分類整理，且編寫了《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這對於以後研究者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而也使得張宗祥日後在古籍校勘的成就取得，奠定了極其厚實的基礎。從一定情況下來說，如果沒有魯迅這樣的摯友，張宗祥也有可能在校勘史、版本目錄史上不會有如此的地位與成就了。
兩位文壇鉅子的相互交鋒，以學問才華相慕重，以性情氣節相投合，相學相長，給全人類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這就是我所認識的張宗祥和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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