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曾經描述王安石曰：“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甚而“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想來還不至有誑語之嫌，則王荊公“邋遢相公”之名亦算不虛傳耳。
外表“潦倒”如此，政治抱負才能卻足可驚人：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裡，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
若旁人一家之言還不足為憑的話，王荊公自個兒抒發情志的詞作總不至作假罷：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這一首《桂枝香·金陵懷古》詞，豪縱沉鬱，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予後來詞壇有極大影響。
宋代楊湜《古今詞話》：金陵懷古，諸公寄詞於《桂枝香》凡十三餘首，獨介甫最為絕唱。東坡見之，不覺嘆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詞林紀事》卷四引）
明代張惠言《論詞》亦曰：《桂枝香》登臨送目：情韻有美成、耆卿所不能到。
王荊公詞今存約二十餘首，大致可分為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古之歌者，皆先為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
所以他的寫物詠懷的抒情詞作，往往“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
王安石“言志之詩”更是寫得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世稱“王荊公體”。
他的詩歌創作大致可以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前期創作主要是“不平則鳴”，注重社會現實，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傾向性十分鮮明，風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壇後，心情漸趨平淡，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窮而後工”，重煉意和修辭，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極富詩歌藝術。
所以張舜民評曰：“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
南宋敖陶孫則稱其詩“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關於王安石的詩作，尤有洪邁《容齋續筆》卷八曾記載曰：
王荊公絕句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雲“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
因為此則著名詩話，亦因後人對此的廣為稱道，“綠”字的使用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講究修辭煉字的範例。
其實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詞、文皆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可說一掃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然則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不失大家風範。
他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短文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遊，亦說理。
總論王荊公詩、詞、文，不難見出他的格局、氣度、胸襟、眼光均有過人之處，所以黃庭堅有云：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顏元：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且公之施，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梁啟超：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繡，鑄金以祀也。距公之後，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國民之視公何如，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吾國則荊公。”的是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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