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與他的《治史三書》
嚴耕望(1916—1996)，字歸田，出生於安徽桐城累世務農之家，仰賴父兄勤勉，才得以進學苦讀。與一般男生相似，他對歷史的興趣也由《三國演義》激發，卻進而借字典強讀了《三國志》。史學家與人類學家李則綱是他的高中歷史教師，受其引導而初知治史門徑。1937年，他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抗戰軍興，隨遷樂山，其間廣泛選讀政治學、經濟學與文字、音韻、訓詁等課程，為日後治學奠定了基礎。1941年，錢穆講學武漢大學，他投入門下，從師問學長達半個世紀。大學畢業，嚴耕望進入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與錢穆與顧頡剛時相過從。兩年後研究所停辦，他改入重慶國立編譯館做編輯員。因苦於無暇讀書研究，致函傅斯年申請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受到青睞與識拔，入所任助理研究員。其後，一直在史語所從事研究，1949年隨遷臺灣。自1964年後，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聘，兼任新亞研究所導師直至逝世。1970年，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嚴耕望
嚴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與歷史人文地理兩方面。前期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漢至隋唐的中古長時段。對中央政治制度研究，有專著《唐僕尚丞郎表》與專論《秦漢郎吏制度考》《北魏尚書制度考》等;對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有專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兩漢太守刺史表》與《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晚年講義《中國政治制度史綱》體現了他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總體把握。後期為主的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有專著《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唐代交通圖考》與待刊的《隋唐通濟渠考》等。他的著作除臺灣版外，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匯為《嚴耕望史學著作集》6種13冊刊行，2009年出版的《嚴耕望史學論文集》收錄其專書以外論文58篇，分為政治制度編、歷史地理編與綜合編，其著作至此堪稱大備。
嚴耕望自認是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余英時推崇他是“將全副生命獻給學問的人”。有兩件軼聞最能印證他這種宗教性的奉獻精神。其一，某年盛夏週日，蔣介石以“總統”之尊未告而蒞臨“中央研究院”，不見有人迎接，找到史語所，嚴耕望天熱未穿上衣正在工作，出來一看隨即進去繼續其研究。其二，余英時受託宴請錢鍾書訪美，以同門之誼邀他出席，他堅守“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的原則，婉言謝絕。
在學術大成的晚年歲月裡，嚴耕望先後著成《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與《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收入《岫廬文庫》單行行世。他之所以“欲把金針度與人”，將一生治學經驗作全面總結，既有師友敦促，也有個人考慮。好友楊聯陞敦請他對後學負起更大責任：“如此現身說法，讀者得此鼓勵，必有聞風而起者。”錢穆也勸勉他“給青年們一些影響，否則他們都不懂學問究該如何做了!”而他發現，包括錢穆在內的前輩大師述作儘管繁富，“但教人治學的文字並不多見”，而“薪火相傳，成功不必在己”，故發心撰述治史三書。綜觀此書，《治史經驗談》允當內篇，《治史答問》視作續篇，都從問題入手;《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作為補篇，改以經歷說法，主輔互證，橫縱結合，構成歸田史學的枕中秘籍。
楊聯陞以“尤為切實”評價《治史經驗談》；余英時也推許《治史三書》是“為後學現身說法”。三書出版後，在臺灣大受文史學子歡迎，成為他們的入門必讀書，影響波及海外與大陸。上世紀80年代，有韓國學生抱怨，留學臺灣原想掌握中國傳統治學方法，豈料聽到的不是美國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臺灣學者黃寬重向他們推薦了《治史經驗談》與《治史答問》。1987年，大陸學者黃永年收到嚴耕望轉贈的《治史經驗談》與《治史答問》，次年撰文時稱譽這兩本小書是“對後學作‘金針度與，之書”。其後，兩書複印本在大陸研究生圈內廣為流傳。1998年，大陸首次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將上述三本小冊子合編為《治史三書》，列入《新世紀萬有文庫》。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獲得授權，在大陸出版《治史三書》的中文簡體字版。前人評俞樾一生拼命著書，後學最受用的還推《古書疑義舉例》;嚴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對初涉史海的學子來說，比起其皇皇鉅著來，《治史三書》也許最有啟發之功。
最佳治史入門書
《治史三書》所論幾乎涉及史學研究的所有方面。大匠不遺細節，對史學論著的撰述體制、寫作改訂、引文格式、註釋安排，對作為治史必備知識技能的目錄學與校勘學應掌握到何等程度，對外語閱讀與史著翻譯如何有助於治史，嚴耕望都不厭其詳地娓娓道來。這裡略論其犖犖大者。
《治史三書》
史家的志業與修養
歷史學家以史學研究為終生事業，如何確立志業，修養身性，規劃目標，關乎其能否最終取得重大成就。嚴耕望認為，歷史學不像文學與科學，少有年輕的大史家;其創穫也主要不仰賴於天才。為此，他提澌三條：一有抱負，二能自信，三立計劃。
關於抱負。嚴耕望認為，史家應該“不專為己，兼要為群，對於社會人群有一份責任感”。然而，在史學研究與現實關懷的關係上，嚴耕望與“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持有異趣，更無導師錢穆“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的價值取向，他明確表示，自己著述“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者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他對代表作《唐代交通圖考》自評道：別人“對於我的結論與圖繪定能放心的利用，這也許就是我對中國史學界的點滴貢獻”。
關於自信。嚴耕望首先提醒，“自信心的基礎不是也不能建築在天才上”;而後指出：“必須要下定決心，奮發努力百折不回的去達成目標，縱然明明沒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堅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標愈好。”
關於計劃。錢穆昔年提示：“要眼光遠大，要有整個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計劃，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嚴耕望秉承師說告誡後學：“若求取較大成就，決非事先有個大體固定切實可行的計劃不可，否則縱能有成，也將大打折扣”，因為史學研究是艱鉅長期的大規模工作。如何將三大原則落實到研究工作，嚴耕望總結出身體力行的八字要訣：“勤”、“恆”、“毅”、“勇”、“謹”、“和”、“緩”、“定”，並逐一申述了大義。
嚴耕望認為，作為優秀史家的最基本條件，在生活準則與人格修養上，首先必須“成為一個健康純淨的‘學術人，”。而要真正進入這一境界，“功夫不全在用功讀書，尤要從人生修養做起”。為此，他給出兩條建議。一是鍛鍊體魄，在他看來，“史學有較大成就，總得在五十以後，至少近五十歲，最好能活七十八十”，故務須“健強身體、健康心理”。二是修養人格，他結合自身與時賢的正反經歷，總結並縷析了“一心力、惜時光”，“淡名利、避權位”，“堅定力、戒浮躁”，“開闊胸襟”，“慎戒執著”五條原則，並再三致意後學：對內心的見異思遷，外在的壓力誘惑，都要“達到老僧入定，不為名利權位等任何衝擊所動搖”，將心力時光都投身於史學研究。
治史的方法
嚴耕望謙稱“不太講究方法論”，自認為《治史三書》“說不上史學方法論，充其量只能說是我個人的體驗，個人方法”。然而，這本書畢竟是專講史學方法的著作。他以為，講史學方法可有兩種形式：一類是史學概論類的高頭講章，這類史學方法，流於紙上談兵，“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過拘守”；另一類便是學有成就的史家結合自身經驗，向後學傳授的方法，往往親切而實用。據說，蕭啟慶曾棒喝後輩：方法論只有成學的大家，才有資格談論。作《治史三書》時，嚴耕望已卓然成家，當然有足夠的資格來談史學方法論。
嚴耕望承認“方法論對於我的治史不無相當影響”，也“贊同運用各種社會科學方法與理論作為治史工作的輔助”;他甚至接受唯物論，認為“物質生活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基本因素，政治與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人類的歷史包羅萬象，史家面對的課題紛然雜陳，倘擁有越多的方法與手段，處理起來就越得心應手，這是不言自明的。
惟其如此，嚴耕望在方法論上持開放態度：史學方法“應該是多樣化的，也該是無止境的進步，愈後愈臻精密”。然而，史家應對的課題各不相同，處理的方法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即便同一課題，不同史家的應對方法也未必千人一面。史家也如兵家，兵家有“兵無常勢”之說，史家也有“史無定法”之論。正鑑於方法只是達到目標的手段，他認為：各種社會科學對治史都會有幫助，但也各有侷限性，倘若執一馭萬，無異刻舟求劍。以量化史學為例，嚴耕望說自己最喜用統計法，但接著反問：“歷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難道不能量化，我們就不做?”
在治史的根本方法上，嚴耕望強調：“固守一定原則，不依傍，不斥拒，能容眾說(包括各種理論與個別意見)，隨宜適應。”這與清代戴震的“空所依傍”和西方韋伯的“價值中立”大抵殊途同歸。惟其如此，他堅決反對歷史研究為任何預設的理論觀點所奴役，無論大陸史學有過的“學術為政治服務”，還是當時海峽兩岸濫用西方史學那種模式先行的做法。
在治史方法的觀摩體悟上，嚴耕望主張：“要多多的仔細閱讀有高度成就的學者的好著作，體會作者探討問題的線索。”在中國通史的入門導讀上，他就建議以錢穆《國史大綱》為主，以呂思勉幾部斷代史為輔，前者是近乎“圓而神”之作，後者是近乎“方以智”之作，“在如此一經一緯的準備下”，跨入史學之門，開啟史海之航，將會四處通達，無往不可。
專精與博通
自章學誠創論“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文史學界對專博的議論層出不窮。嚴耕望則以專精與博通的對應概念展開這一議題。他首先區分了“專”與“精”、“博”與“通”之間的具體差別：“專不一定能精，能精則一定有相當的專；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當的博。”然後申述己見：“治史既要專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於膚淺;過於專注精深，實亦難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近代學術分科細密化已成大勢，最易導致治學偏走專精一路，史學也不例外。但專精仍應以博通為前提，史學尤其如此，因為“歷史牽涉人類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當博通，就不可能專而能精”。
博通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史學本身的博通，如果研究斷代史，必須對研究斷代的前後時代有深入的把握；倘若研究專題史，必須對其他專題史也應有充分的瞭解。二是史學以外的博通，史家應該旁通各種社會科學。嚴耕望指出：“歷史學者要想精通各種社會科學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過我們總要打開大門，儘可能地吸收一點! 儘可能予以運用!”這與當下倡導的跨學科視野與多學科方法若合符契。博通之重要，從消極層面說，“可使你做專精工作時不出大錯，不鬧笑話”;從積極層面說，“可以幫助我們為史事作解釋”。
從博通出發，嚴耕望認為斷代研究便不能畫地為牢，不應將研究時段限制得過於短促。在這點上，他的主張與現代西方“年鑑學派”的時段論所見略同。他告誡學子：“斷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時限愈長，愈能得到史事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得已研究一個時代，或說研究一個朝代，要對於上一個朝代有極深刻的認識，對於下一個朝代也要有相當的認識。所以研究一個時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個時代或朝代，研究兩個相連貫的朝代，就要懂得四個朝代，如此類推。”他儘管沒有寫過宋史論著，為對研究唐代有所助益，卻把《宋史》從頭到尾認真讀了一遍。
從博通出發，嚴耕望提醒後學，應該“集中心力與時間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點，的研究”。在他看來，所謂“面”的研究，就是“目標要大些，範圍要廣些，也就是大題目，裡面包括許多小的問題”。這種研究的好處，一是“似慢實快，能產生大而且精的成績”，即今所謂可持續發展；二是“容易發現材料彼此衝突，就可以即時糾正錯誤;材料彼此勾聯，就可以相互補充”；三是“在一個大範圍內同時注意相關聯的問題群，則看書時到處發現材料，興趣自然濃厚，樂此不疲”。而孤立“點”的研究，其弊顯而易見，一來“仄則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錯誤自己還不知道”;二來“東一點西一點的研究，勢必心力時間都費得很多”，事倍功半，欲速不達。
如何才能夯實博通的基礎，嚴耕望勸勉史學入門者，應“對中國幾部大的舊書能徹底的看，基礎一穩固，將來往任何方向發展，皆能得心應手，毫無窒礙”。嚴耕望所謂“幾部大的舊書”，《治史三書》未見明示，他另有《中國中古史入門書目》(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集》)，曾列出10種書目;當然，由於治史斷代與方向不同，後學不妨作適當的選擇與調整。他所謂“徹底的看”，就是從頭至尾地細讀精讀，倘有註疏考證都不輕易放過。這一做法，也是諸多前輩史家與當下學者指導研究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青年學子入門之初，應該徹底看幾部大史書，儘可能打下博通的根底;起步之後最可行的進境，則是在自己熟悉的少數大範圍內，“由小到大，由專而通”，從專精逐步走向博通。他研究唐代交通即遵循這一軌轍，從每一道著手，從點及面，由小到大，最後匯為全國性的交通圖考。
《唐代交通圖考》
對應專精與博通之論，嚴耕望闡述了考據之作與通識之作的關係，對章學誠的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高下論，作出了透闢的回應：
考據之作，重在實證，必須一字一句明其來歷，如無明顯具體證據，必當詳為辯解，為之證明，但不當議於通識著作。通識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綜合，重視章節佈局，提出整體意見。就一個時代言，須綜觀全局，作扼要說明。就前後時代言，須原始要終，通變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點滴考證。核實論之，一部通識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證功夫為基礎，缺乏考證功夫與經驗，即很難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識性論點。但不能要求其敘事論說之盡合乎考證標準。
嚴耕望一生研究也始終在追求考索之功與獨斷之學的一身二任。他研究歷史人文地理倚賴的便是這一路徑，先是作專精的《唐代交通圖考》，而後是唐代人文地理，最終是國史人文地理；《唐代交通圖考》固然偏於考索，國史人文地理雖僅成十餘篇論文，但已於傳統沿革地理“推展到經濟、社會、宗教、文化各方面，欲從人文地理角度窺探全史”，自有其獨斷與通識在。
史料與史學
傅斯年有“史學即史料學”口號，本意乃強調史學是對史料進行研究的學問，由其掌門的史語所自是史料考證學派的巍然重鎮。嚴耕望畢生供職於此，史料觀當然深受其浸染。在史料問題上，他首先注重基本材料書的價值，“所謂基本材料書，最主要的是指專題研究所屬時代的正史，不管它寫得好不好，它總是比較包羅萬象，什麼東西都有，這是正史體裁的好處”。而後主張“就基本材料書從頭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門階段”，只有通過這種閱讀，才能由自己建立起對這一時代的概括性認識。
自陳寅恪首倡“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新史學以新材料研究新問題得預新潮流，蔚然成風；但對新材料理解也出現了偏頗，往往侷限於新發現的稀見史料上。在稀見的新史料與普通的舊史料關係上，嚴耕望卻認為，“新史料固然要儘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舊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史家，應該“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他的治史取徑，“也是從一般普通史料入手”，“真正基礎仍然建築在正史上”。
在史料用為證據時，嚴耕望指出，既要處理好概括敘述性證據的較高價值與例證性證據的較低價值之間複雜而辯證的關係，也要甄別史料證據在時間性與空間性上的差異與限制，還要把握好史料反映的普通現象與特殊現象的區別，只有“普通現象才是社會的群像，歷史的主流”。在建立己說或否證他說時，他還總結出“無孔不入”、“有縫必彌”的攻防原則。
在史料觀上，嚴耕望指出：“過去發生的事，只有少數記錄下來。有記錄的，又未必傳世，一直傳到現在。而現在保存的記錄，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他主張對歷史真相要儘量少下否定的斷語，這與趙元任所主“說有易，道無難”兩相契合。正鑑於此，在史料蒐集上，嚴耕望貫徹陳垣的“竭澤而漁”原則，先將史料一網打盡，再做“地毯式的全面考證”。他研究唐代交通，“凡涉中古交通，不論片紙巨篇，搜錄詳密”，身體力行了傅斯年力倡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
基於“竭澤而漁”原則，在史料處理上，嚴耕望強調：“不能只留意有利於自己意見的史料”，“更須注意與自己意見相反的證據”，“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當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這與清代樸學一脈相承：“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清代學術概論·十三》)。他明確反對史料處理上的抽樣作證，用於服務政治的特別目的，固然要不得；“喜歡提概括性新見解、下概括性結論的學人”，同樣值得警惕。他還批評對史料的斷章取義：“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的人們，故意斷章取義，以成其曲說，自不必論;就是一般學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觀強而學力不深的學人更易犯此毛病。”
論題選擇與論著評判
嚴耕望將治史方向與論著選題分為具體性與抽象性兩大型。前者如政治史、經濟史、民族史、社會史諸領域，客觀實證成分較多；後者如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諸領域，主觀判斷成分較多。他以自身旨趣建議學子：“為把穩起見，最好多做具體問題，少講抽象問題。”當然，治史者才分天性人各其面，自不必強求一律。但他的建議，實含良苦用心，入門者不妨先從具體問題入手，經過必要的訓練，再轉向抽象性研究，由實起步，能夠根砥不浮，由虛入手，難免遊談無根。
在論及大問題與小問題的辯證關係時，嚴耕望認為，史家當然應重視歷史上“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但也要用做小問題的方法去做”，此即大處著眼，小處入手。但做小問題時，卻應“注意到這個小問題是否對於某一重大問題極有關係，或是其一部分”，此即以小見大，小題大做。他還建議學者，“青年時代，應做小問題，但要小題大做;中年時代，要做大問題，並且要大題大做;老年時代，應做大問題，但不得已可大題小做”，這是他積一生經驗的金玉良言。
作為史學成果，無論著作還是論文，嚴耕望認為評判標準只有兩條：是否正確與有無價值。前者是低層級的評判，標準在於“證據是否可信，證據是否充分，結論是否合乎事實，或近乎事實”;後者是高層級的評判，標準在於你的研究“是否比過去他人更進了一步”。史學論著最終應該達到何種境界，嚴耕望借用《孟子》論斷而高懸鵠的：“充實而有光輝”。所謂“充實”，指“材料豐富，論斷平允，踏踏實實，不發空論”，這是有價值的史學成果的基本條件。所謂“光輝”，一是有識力，有魄力，“能見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二是“規模恢宏、組織嚴密，且有創穫”。
嚴耕望《隋唐通濟渠考》手稿
《治史三書》的其他價值
除作為最佳史學入門書，《治史三書》的其他價值也值得重視。
第一，作為嚴耕望學術自傳的價值。
在20世紀中國中古史領域，繼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一代大師後，大陸可舉唐長孺與週一良為代表，臺灣無疑應以嚴耕望為領軍。嚴耕望既已進入中國現代學術譜系，對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國現代學術史，尤其是20世紀中國史學史的課題之一。胡適曾勸學界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以期“保存這許多難得的第一手史料”。嚴耕望沒有留下自傳，雖提及記有日記或生活日錄，據聞也未保存下來。但《治史三書》裡，既有《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的專書，也有自道學史歷程的專篇，在漫談治史經驗時，嚴耕望隨時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研究者不妨將這些鮮活的敘述視為他的學術自傳。林磊編著《嚴耕望先生編年事輯》(中華書局，2015年)時，就充分取資了這些素材，較詳贍地勾畫出這位史學大家的學術軌跡。
不僅如此，在《治史三書》裡，嚴耕望對個人學術也自有定位。他與余英時同為錢穆的兩大弟子，卻自認為：“在學術上，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傳人”，因錢穆之學“從子學出發，研究重心是學術思想史，從而貫通全史”，但學術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環”，而門人之中“余英時顯最傑出”;而自己“只是先生學術的一個旁支”。這種與錢穆學術旨趣異同自我論定，還是客觀而中肯的。再如，他比較自己對唐詩的利用與陳寅恪的“詩史互證”，自以為“注意面較廣，可能較陳先生所獲為猶多，但就學術境界言，自不如陳先生之深邃”，誠是既不過謙也不自詡的平實之論。勾稽聯綴這些自述其學的片言隻語，也足以為歸田學案所取用。
第二，作為現代學術史料的價值。
從初涉史學起，嚴耕望的學術生涯長達一甲子，而且基本處於學術主流圈內，《治史三書》的諸多回憶也就頗具史料價值。例如，他回憶內遷之初武漢大學歷史系與文學院的課程設置，歷史系教師有吳其昌、方壯猷、陳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學者，還算“陣容不很強”的，文學院開課的還有文字學家劉賾、文學家蘇雪林與美學家朱光潛等名家。嚴耕望對李莊時期與遷臺初期史語所的回憶，有助於瞭解傅斯年如何營築這座學術重鎮，以及史語所獨有的學風是如何形成的;而對錢穆“院士風波”的回顧，也凸顯出史語所作為史學主流的門戶之見。嚴耕望與海內外諸多名家有過疏密不等的學術交往，包括親炙問學的師長李則綱、錢穆與顧頡剛，求學供職校所的掌門人王世傑、王星拱與傅斯年，史語所先後同事李濟、姚從吾、勞幹、全漢昇等，其他臺灣學人梁實秋、邢慕寰等，美籍華裔史家蕭公權、楊聯陞、何炳棣、余英時等，香港學者唐君毅、牟潤孫等，大陸學者傅振倫、夏鼐、張政烺等。他在自道治學經歷時，對這些人物或詳或略都有敘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為研究現代學術文化史所取資。例如《從師問學六十年》述及楊聯陞推挹其《唐代交通圖考》的打油詩，就為楊氏《哈佛遺墨》“詩稿”所未錄。
除親歷的人事，嚴耕望對20世紀中國史家頗有月旦臧否，既有專書《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也有關於南北二陳與呂思勉的專論。誠如所言，這些評騭雖僅基於其“個人治史之意趣”，卻不啻是對現代學術文化史的一家言。作為弟子，嚴耕望對錢穆堪稱實事求是。他逐一列舉其師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歲前，而其後述作“多講錄散論之類，視前期諸書遠有遜色”。即便對列為不朽的《國史大綱》，一方面推崇其創穫與識見，足以追步司馬遷而超邁司馬光，另一方面也批評“行文尚欠修飾，或且節段不相連屬，仍不脫講義體裁”。對陳寅恪與陳垣，嚴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對《柳如是別傳》的著述體裁與論題價值獨持保留意見;對陳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學術生命“即此而斬”，也有扼腕之嘆。但他提示後學，陳垣治史方法“易於追摩仿學”，而淺學之士刻意追摩陳寅恪之學可能走火入魔，卻是不刊之論。嚴耕望推崇呂思勉“拆拼正史資料，建立新史規模，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在他尊奉的四大家中，成就不在二陳、錢穆之下，確是慧眼獨到的公允之論。至於對其他史家與學人的片斷評點，全書也隨處可見。他論顧頡剛為盛名所累，與傅斯年一樣，“對於近代史學倡導之功甚偉。惟精力瘁於領導，本人述作不免相應較弱”。嚴耕望評價現代學術史的人與事，其觀點只是獨得之見，妥當與否另作別論，卻無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輕忽。
第三，作為古今學術名著的評點價值。
在60餘年治史過程中，嚴耕望研讀與查閱過的古代典籍與今人史著難計其數，《治史三書》提及的就數以百計，隨文或有評斷，讀者不妨以嚴氏書評視之。
在古籍方面，嚴耕望不僅重視歷代正史、十通政書、總集類書、地誌圖經，而且強調佛傳道藏、農書本草與金石考古類文獻對歷史研究的史料價值，對相關典籍的瑕瑜得失時有要言不煩的評判。他論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與欽定《嘉慶一統志》：“發現顧氏雖很有才氣，但其書內容甚粗疏，錯誤很多;《一統志》雖是官修的書，成於眾之人，但實甚精，往往轉勝顧書”，完全是在歷史人文地理研究中長期考較兩書後的心得體會。
對所涉略的其他近現代中外名著，《治史三書》也偶有獨到評價。嚴耕望認為，李則綱的《始祖的誕生與圖騰》“大約是中國學者運用圖騰學說講中國古史最早的一本書”，陶希聖的《秦漢政治制度》乃“運用近代方法寫中國政治制度的第一部書”，肯定它們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而他指出，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乃應用綱目體“頗見成功者”，桑原騭藏的《蒲壽庚事蹟》“可視為綱目變體，亦有以簡馭繁的好處”，儘管片言隻語，卻有真知灼見。即便受其批評的著作，後來使用者由此也能知其優劣，用其長而避其短。
《治史三書》所談儘管“多屬個人治學經歷”，但像他這樣大家的學術歷程，對後學不僅帶來有益的啟迪，還能產生示範的功用。他雖以史學為論旨，但廣義說來，中國傳統之學都可歸入史學範疇，對初涉這些領域的學子來說，《治史三書》總結的原則與方法自有相通與借鑑之處。當然，正如嚴耕望一再強調，對任何理論經驗都不能過於拘執，機械照搬。這一態度同樣適用於《治史三書》的閱讀。
嚴耕望手跡
嚴耕望將史學成果分為考史與釋史兩大類，主張“治史仍當以發掘史實真相為主流，以解釋、論史為輔助”。這一論斷，既有其終生服膺的實證學風的薰染，另一方面也如余英時所說，有其“自審一己的才性近於追求確實而穩定的歷史知識”的考量。毫無疑問，發掘真相的鉤沉考索確有永久性價值，然而，歷史學兼有敘述學與解釋學的雙重功能，不僅追求最大限度復原實相，同時要求史家對歷史真相進行論析與闡釋。因而，歷史研究不能僅止步於復原史實，而且應該進一步詮釋歷史。每個時代的史家對前代歷史的解釋不會恆久不變，但惟其如此，歷史之樹才能長青。
在史料問題上，嚴耕望躬行“竭澤而漁”原則，主張研究中古史“更要儘可能的把所有關涉這個時期的史料書，全部從頭到尾的看一遍”，現存中古書籍有限，這確是行之有效的經驗談。但印刷術普及後，傳世史料急速增長，及至明清，要想將存世斷代史料從頭到尾全看一遍，終一生光陰也絕無可能，研究者自宜調整戰略，而不必膠柱鼓瑟。但他強調先研讀該斷代正史與基本大書的方法，仍是必須力行的不二法門。
最後對《治史三書》的讀法提兩點私見。
其一，不應忽略具體例證的分析。嚴耕望談治史方法，不是徒託空言，泛泛而論，而是結合實例，有血有肉。他充分利用了三類個例，一是自己治史實踐的實例，二是利用前人成果的案例，三是傳道解惑中學生的實例。無論成功的個例，還是失誤的個例，對初學者來說，都是難得的觀摩，就像高手在比武功，有嚴耕望這樣大家在旁為你接招拆招，解說點評，自能給人莫大的啟悟。
其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不妨與錢穆《師友雜憶》互讀。嚴耕望有感於自己粗有成就，多賴導師耳提面命，而一般後學閱讀錢穆著作，不可能像自己“當面聆教來得真切”，故“參以個人對於先生治學之認識”，撰寫了專書。讀者倘能對照，不啻同時向兩位大師問學請益，再加上自家的揣摩領悟，所得必能更多。
嚴耕望雖非陳寅恪式的天才史家，但在中古史學界卻是璀璨的巨星。在《治史三書》裡，他卻一再自謙“才極平庸，尤弱記憶”，良苦用心無非“為中人以下說法”，期在苦心孤詣開導來者：“能入大學受教育的青年，論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舉我小成之經驗與生活修養之蘄向以相告，或能有一點鼓勵作用”，在確立志業，規劃目標後，“運用自己的心靈智慧，各出心裁，推陳出新，自成一套”，持之以恆，必能有成!
本文原載2016年4月8日《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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