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澄:理在其中,元不相離(上)韋力撰

吳澄為元代三大儒之一,《宋元學案》中稱:“有元之學者,魯齋(許衡)、靜修(劉因)、草廬(吳澄)三人而已。”而在元代當朝,吳澄更多者是跟許衡並稱。吳澄去世後,皇帝命令揭傒斯給他寫了神道碑,文中有這樣的評語:“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


關於吳澄幼年學習的情況,他在《草廬吳先生輯粹》中自稱:“澄生廿有二年。五歲讀書,七歲而能聲對,九歲而能詩賦,十有三歲而應舉之文盡通,自以為所學止於是矣,於是始欲息乎其所已學,以勤乎其所未學。日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讀之,而以濂、洛、關、閩諸君之說參焉,其大本大原固已異。”看來他年輕之時也是首先學習詩詞曲賦,但他覺得那些書讀來不過癮,而後就讀到了《四書》,於是終於讓他明白了理學是怎樣的一個體系。尤其當他讀到了朱熹的《大學章句》,他對這本書特別喜歡,每天清晨起來,他都經朗誦這部書二十遍。這樣的舉措他竟然堅持了三年。


在他16歲時,他的祖父吳鐸到撫州參加鄉試,吳澄也隨同前往,他在這裡結識了臨汝書院山長程若庸,這件事對吳澄很重要,因為程若庸是朱熹的三傳弟子,因為程若庸的老師是饒魯,而饒的老師是黃榦,黃榦又是朱子的正傳,吳澄拜程若庸為師,吳澄就成為了朱熹的四傳弟子。


能夠得到這樣的正傳,吳澄也很是欣喜,於是他以復興理學為己任,在他19歲那年,他做了份《道統圖》,他在文中稱:“道之大原出於天,……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鄒魯,道之利也;濂洛關閩,道之貞也。分而言之,羲皇則上古其元乎;堯舜其亨;禹湯其利;而文武周公其貞也。夫子其中古之元乎,顏曾其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至於周子,則我朝之元也;程張,則我朝之亨也;朱子,則我朝之利也,然則孰為我朝之貞乎哉?未有也。然則其責可以終無所歸哉?”


吳澄根據《易經》中的元、亨、利、貞作為排列道統的不同階段,他首先把道統分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個時期,每個時期再用元、亨、利、貞來分節,堯舜之前是元,堯舜是亨,孔子是利,周敦頤、二程、張載、朱子是貞。以上是吳澄說出的總論。


而按照三個歷史階段做出的分論則為——上古時期:羲皇是元,堯舜是亨,禹湯是利,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是貞;中古時期:孔子為元,顏子、曾子為亨,子思為利,孟子為貞;近古時期:周敦頤為元,二程、張載為亨,朱熹為利,而最後一位的貞,吳澄卻說沒有。很顯然,他認為理學到了本朝的貞是虛位以待,而其潛臺詞恐怕是除了自己,沒人能任此位。


吳澄:理在其中,元不相離(上)韋力撰

吳澄撰《儀禮逸經傳》民國十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張氏照曠閣《學津討原》本,書牌

吳澄:理在其中,元不相離(上)韋力撰

吳澄撰《儀禮逸經傳》民國十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張氏照曠閣《學津討原》本,卷首


由這段敘述可知,吳澄把自己視之為自朱子以來理學的正統傳承人,然而未曾想到的是,因為他觀念的不純正,他在朝中為此受到了打擊。


元至大元年,吳澄被任命為國子監丞,他上任之後就對國子監的教學體系進行了改革,他的改革遭到了國子監內很多人的反對,原因是吳澄在國子監的講演中表揚了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


在這裡,吳澄將陸九淵與朱熹並提,同時他強調朱、陸兩家的觀念比較滯後,而陸的所言似乎更利於教學。在此之前,元代國子監的興起跟許衡有很大關係,許去世後,在國子監內任職的官員大多是許衡的弟子,而吳澄的言論顯然要變革許當年制定下來的章程,吳的做法引起了這些人的堅決反對,所以他在國子監任職兩年多後就辭職返鄉了。


那麼,吳澄的觀念究竟是朱學還是陸學呢?對於這一點,後世有著廣泛的爭論,吳立群先生在《吳澄理學思想研究》一書中對此問題總結出四個說法,第一是“和會朱陸”,這種觀點認為吳澄是融合了朱、陸兩家的觀念,持這種觀點者有日本學者福田殖;第二種觀點則是認為吳澄“宗陸背朱”,文中引用了侯外廬等在《宋明理學史》中的說法:“在饒魯之後,其學傳至吳澄。吳澄在‘和會朱陸’中,比起饒魯來說,走得更遠一些,以至有‘宗陸背朱’之嫌。”;而第三種觀點則是“宗朱兼陸”,徐遠和在《理學與元代社會》一書中說:“從總體上說,吳澄宗朱兼陸,不私一家,不失大家風範。”;第四種觀點則認為吳澄是“後朱子學”,持這種觀點者有方旭東,其在《吳澄哲學思想研究》一文中稱:“在心性方面,吳澄有關性情的看法也浸透了程朱的性體情用思想。”


究竟哪種觀點更接近正確呢?吳立群在該書中做出了三方面的結論,首先說吳澄是朱熹的嫡傳,這就源於前面所談的朱熹四傳後到了吳澄這裡,而吳澄自己也以此自居,並且到了他的晚年,他認為自己的長相越來越像朱熹,他在60歲時請本鄉的劉壽翁給自己畫了幅畫像,他給這幅畫像題了這樣一段文字:“里人劉壽翁為予寫真,見之者鹹曰:‘此朱夫子像也。’其有若之似歟?抑陽虎之似歟?予為此想,識者鑑焉。草廬六十翁始生之日題。”


看來不少人都誇讚這幅畫像特別像朱子,而吳澄在題語中還希望自己不但長得像朱子,同時還能繼承朱子所傳下來的道統,可見他對朱子有著特別高的崇敬之心。然而,這裡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的理學觀念得自程若庸,而程又是饒魯的弟子,其實到了饒這裡,程朱理學的觀念就已經不純正,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引用了其他人對饒魯的評價:“雙峰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峰晚年多不同於朱子,以此詆之。”


而全祖望也在該書中的《雙峰學案》中說了這樣一段話:“草廬嘗曰:‘朱子《中庸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鄰於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澄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伯輿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正之。’則雙峰蓋亦不盡同於朱子者。”看來,從饒魯那裡就已經改變了朱子的一些觀念。這樣遞傳下來,到了吳澄時,當然他的所學也就不是程朱的正統。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吳澄對陸九淵也特別推崇,因此,吳立群在其專著中把這一些的題目寫成“私淑象山”。


吳澄:理在其中,元不相離(上)韋力撰

吳澄參閱《通鑑攬要前編》二卷,清乾隆二十五年飛鴻堂刻巾箱本


其實從吳澄說過的話來看,他對陸九淵的誇讚甚至超過了朱熹:“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敬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象山先生語錄序》)


吳澄把陸九淵的心學視之為青天白日,他的這種極端誇讚在朱子之學一統天下的元代,當然會受到太多人的指責。面對這些指責,吳澄不以為然:“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送陳洪範序》)


吳澄說,朱子教學首先是讓人讀書,而陸子的教學則是先讓人實踐,而讀書與實踐其實都對讀書人有用,並且各有各的好處,所以他認為朱學與陸學其實沒什麼區別。同時,吳立群又認為吳澄的思想也“遠契邵、周、程”。吳澄把這麼多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因此吳立群將吳澄的學術觀總結為:“吳澄治學已突破門戶之藩籬,其學術傾向非師承可以範圍。以朱學、陸學或和會朱陸看待其學術思想,是無法理解其思想的複雜性與深刻性的。”


但是方旭東先生則認為吳澄的思想還是更接近於朱熹,他在《吳澄評傳》一書中總結到:“總的來看,吳澄的思想學術,受朱熹的影響最為明顯。在主觀上吳澄也一再以接續朱熹之學自任。可貴的是,吳澄並不株守朱學門戶。事實上,吳澄廣泛吸收了宋儒的其他思想遺產,並加以個人的綜合與發展。”而湯一介等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中也有這樣的認定:“就氣象風格而論,吳澄終是近朱熹,偏於戒慎一路。”


雖然如此,其實吳澄也有著自己的心學觀,但他所認定的心學,應該是廣義上的說法。一般而言,心學都是指陸九淵所強調的一種思想方式,而吳澄則認為,從堯舜開始一直到周敦頤、二程等都有心學觀念,他在《仙城本心樓記》中說:“以心為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也。”


那麼,吳澄所說的心學究竟是怎樣的概念呢?他在《王學心字說》中總結到:“邵子曰‘心為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自然恭謹,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


吳澄:理在其中,元不相離(上)韋力撰

吳澄撰《道德真經注》清咸豐三年至五年南海伍氏刻本,書牌

吳澄:理在其中,元不相離(上)韋力撰

吳澄撰《道德真經注》清咸豐三年至五年南海伍氏刻本,序言

吳澄:理在其中,元不相離(上)韋力撰

吳澄撰《道德真經注》清咸豐三年至五年南海伍氏刻本,卷首


吳澄在這裡總結出了邵雍、周敦頤、張載、二程的說法,他想以此來證明程朱理學的這些正統人物,其實都說過心。然而細品這些人的所言,其實他們所說的心跟陸九淵所強調的觀念,還是有著很大的差異。


而對於吳澄的這個總結,方旭東在《吳澄評傳》中做出瞭如下的評價:“本來,心性論是宋代儒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南宋以來,漸漸形成一種傾向,即把陸九淵之學專門稱為心學或本心學,且毫不客氣地指摘其與禪學相通,連帶之下,一般人往往諱言宋儒之心說。吳澄所做工作正是拔除此流俗之見,使被遮蔽的宋代心學重放光芒。他既肯定孟子學為‘陸學之所從出’,同時又認為邵、張、周、程‘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也正因如此,吳澄也有著自己的理氣論,比如他認為宇宙的形成是陰陽兩氣交合的結果:“天地之初,混沌鴻蒙,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凝聚於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


他的這種說法顯然是受了邵雍思想的影響,而他同時還認為人與自然都有著相對應之處:“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耳目口鼻為首,猶天之日月星辰也;脈髓骨肉為身,猶地之水火土石也。心膽脾腎四髒屬天,肺肝胃膀胱四髒屬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水流,有地之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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