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對孔子學說的不足提出了致疑，但對作為民族傳統文化之樹主幹的孔孟之道，還是持肯定態度的。能否這樣理解，孔孟學說[非儒教]是中國“士文化”的代表，2000多年來，“修，齊，治，平”精神哺育了無數志士仁人，前赴後繼地為了建立開明盛世或抵禦外敵入侵，嘔心礪膽，拋頭灑血，奏出了高雅，悲壯的讚歌！
我們今天講繼承傳統文化的精髓，應該是發揚光大這種“浩然正氣”
文明同化野蠻是世界進步的總趨勢。中國歷史上的確多次出現野蠻統一文明的史實。但那是冷兵器時代的事例，不可再現於當今之世。
秦，漢的順序是不可更改的，假設是沒意義的。願意走強秦之路和能否走強秦之路，是兩個不同思路的話題。
和平崛起（自衛，不擴張）應是較現實的路。
現在是什麼主義佔上風？簡單說是實用主義未必準確。物慾至上並非就等於實用主義。但無節制的物慾，會毀掉社會大廈倒是真實的危險。文化價值迴歸，就是要找回在“狼性和羊性之間徘徊”前的民族人格精神，樹立正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找到物質和精神的新的平衡點，使社會步入健康發展之路。
資源問題從古以來就是棘手的。歷史上的戰爭其實質都是在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人類歷史的進化史就是人的動物性和社會性交替，循環的螺懸式上升軌跡。所謂野蠻即人的動物性表現；文明亦即人的社會性特徵。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文明的成分在增強，野蠻成分在減弱。無論對個人，民族，國家來講，這都是總的趨勢。無論個別的逆動者如何阻撓，旋渦，湍流總不能改變大江東去之勢！但我們也不要忽略一點：正如人性具有二重性一樣，文明和野蠻也是相對而言的。
世界上沒有純粹，絕對的文明，美國的虐俘醜聞就是明證。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差別：文明不等於文化。一般說，文明較文化有更寬的內涵。
漢文化是以農耕文化為主體的文化。它在歷史上曾經歷多次變化，遊牧文化，狩獵，魚獵文化的文化都曾對它有影響。說漢文化具有強大的“包容性”即是指上述現象。外來的佛教文化傳入中原後也被其改造，又顯出其“同化力”。但在西方文化傳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既沒有將其“包容”，又難以“同化”，這大概就是100多年來引起思想困惑的重要原因吧。
“以農耕文化為主體”和就是“農耕文化”，顯然是不能劃等號的。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從距今6000千多年起，我們的先祖就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分別創造著不同的文化。北有紅山文化，龍山文化。南有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眾所周知，紅山，龍山，河姆渡，三星堆，不是單一農耕文明，它們或是魚獵加農耕，或是狩獵加採集，更不是遊牧，這是有考古資料佐證的史實。至於安陽殷墟則是比較典型的農耕文化，當然也很難排除遊牧的成份。
純粹的農耕文化在中國似乎難以找到。（日，韓兩國在遠古能否算農耕文化？有待考證。）西方文明起源於古希臘。希臘城邦國家的文化既不是遊牧亦非單一的農耕。後來興起的歐洲民族，如盎格魯薩克遜，拉丁，高盧，斯拉夫等，從來就和遊牧無緣，它們或魚獵加農耕，或農耕加飼養。這是由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的。
突 厥，蒙古，靼旦，阿拉伯及匈奴等才是純粹的遊牧民族。這種遊牧文化一直保留到今天也沒有發展到農耕，這也是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
綜上所述，斷言“人類文明起源於遊牧成熟於農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漢文化是否是人類文明農耕文化的最高成就，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首先應確定“漢文化”是不是純粹的農耕文化。我的個人看法，她只是以“農耕文化為主體”的綜合性文化，而不是單一的農耕文化。
包容性是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大特點。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這一特點，它才歷經幾千年而棉延至今而沒有出現斷裂。但是，所謂的包容性，應是全面的概念。對文明程度比我們差的文化要包容；對文明程度比我們強的文化亦要包容，這樣才能使民族文化不斷進步。
只承認某一方面包容性是錯誤的，不利於保持民族文化膨勃向上的生命力。如何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盡力維護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並將其發揚光大，是我們當今面臨的重大挑戰。
古希臘文化孕育了西方現代文明；先秦文化催生了東方文明。
如果細心留意觀察就會發現一種傾向，在當今世界上，隨著地球村形成，互連網的問世，東西方文化正在出現相互借鑑，相互靠攏的趨勢，古代東方文明的精髓正在為愈來愈多的西方有識之士認同，中—法，中—歐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成果就是明證。
在東西方文明交匯的當今世界上，很多西方的有識之士都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個閃光點，是建立一個和平，和諧的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
如果我們能穿透事物的表面現象去看待“五.四”運動就會發現，的實質就是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歐洲民族不同的是，她是被動而不是主動發生的。保國保種的迫切任務，更使她的主旨在較長的時間內被掩蓋。現在是還“五.四”本來面目的時候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在形式上是倡導西方民主與科學，但它的真正實質，卻是為向全人類在距今3000——2400年前那個“軸心時代”所形成的基本的文化價值觀迴歸而吶喊！而我們璀燦的先秦文化也就是誕生於那個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就是中華民族“文藝復興”的起點。先秦文化和古希臘文化的融合，嫁接應當是“文化價值迴歸”的核心，其實質就是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它不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而這裡的根和木,只能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髓。
開歷史畫卷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秦以前，諸子學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以孔孟，墨莊學說為主幹的民族文化大樹已經形成。秦以強捍武力統一六國後，焚書坑儒，獨行法家之“馭民之術”，從此開了“走極端”的先例。秦的暴政導致了它很快覆滅。暴政必然引起同樣的報復，於是就有了項羽的“坑秦降卒四十萬”，火燒阿房宮等激烈的行為。後世的封建統治者的施政方略及改朝換代的方式，基本上沒能跳出這個模式。壓迫越重，反抗越烈。統治階級的極端行為激起了民眾的“走極端”。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由此陷入了“週期律”的循環。
，儒學，儒教，各有不同的含意，中華文化不能簡單地和前三者劃等號。文化不能代替制度，但二者決不能截然分開。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由其基本的價值觀決定的，而制度更是價值觀和相應文化的產物。文藝復興的實質就是價值觀的迴歸。
我們就有如下的推論：信奉人性善，相信可在人世間建立大同社會的中國古代先民中，就產生了孔孟學說；信奉人性惡，主張嚴刑峻法的的先民中就產生了商秧，韓非子的學說；認為人性亦善亦惡的先民中，就產生了墨家學說。
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於天下，但主流是儒，法二家。至秦用武力統一，法家學說暫居上風，但暴政必然不能持久。秦滅漢興後，統治者吸取單純實行法家暴政而滅亡的秦的教訓，由董仲舒改造儒家學說—保留儒家“仁”的外殼，塞進法家，陰陽家，名家學說的成分—終成就了統治中國思想界2000多年的儒教。它的實質是一套完整的統治馭民術。後經程朱理學強化，完全成了禁錮國人思想的枷鎖。這種儒教，非常適合當時中國小農經濟的國情。
黑格爾講：“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分配製度的金字塔型，政治結構的同心圓型就是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形態。它“超穩定”存在的前題是：對外封閉，對內愚民，兩個條件同時具備。
民族文化復興確有必要。一個沒有自己文化之根的民族是站立不起來的，但這決不能成為某些人拒絕吸收西方優秀文化成分，妄圖恢復“儒教”理論的幌子。我國先秦時期的民間傳說和孔孟、墨子、老子的學說確包含了民族文化的優秀成分，這是需要我們去著力發掘的。
1.中國要重建符合時代前進方向的價值體系，而這個體系應建立在民族文化復興的基礎上。它不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應是無異議的。
2.諸子百家還包括了墨家，道家，法家[荀子應歸入權謀家或法家的範疇]，名家，陰陽家等等。所以，“中華文化復興”的源頭不應僅限於孔孟。墨家的“非攻”，“兼愛”，“重技”，“畏鬼神”思想；老子的“順乎自然”思想；韓非子的“法治天”下的觀點都是可去粗取精的思想原料
柏楊先生對傳統文化的評價相當偏激，這是大家熟知的。他曾把傳統文化比喻為“醬缸”。如果同樣是比喻，我倒覺得與其把傳統文化比喻為“醬缸”或假想成了傲立的青松，不如把傳統文化看成一處沼澤上的植物群落。其中既有出汙泥而不染的荷花，也有生命力極強的水葫蘆，還有野生的稻穀和藤蔓。
4、從基本價值觀的角度客觀分析，我們先秦文化和古代西方並無根本的差異。“己所不悅，勿施於人”和“你想別人怎樣對待你，那你就怎樣對待別人”有本質區別嗎？“兼愛”和“博愛”不一樣嗎？“畏鬼神”和“敬奉上帝”的只是有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差別；“重技”和崇尚發明創造不同嗎？
5、一個表面的邏輯悖論：一個很早就人神不分，相信“人定勝天”人可“替天行道”，皇帝就是“天子”的民族，在幾千年裡藐視客觀規律，驕傲自大，在科技方面落在世界先進水平的後面，而信奉上帝，敬畏自然的西方諸民族反而走到了文明的前列。我們不該反思嗎？
6、造成這種荒謬結局的重要原因是什麼？是我們的智商低，是我們不夠勤勞？或是我們所處的自然條件惡劣，上蒼對我們特別苛刻？還是因為我們過分的善良而招至強盜的欺侮？恐怕都不是主因。價值觀應是重要影響因素。權利和義務，利與弊，得與失，靈與肉，主觀與客觀，自然規律和人的作用等，是一個民族價值觀的基本組成元素。正是在這些基本前提上，秦及以後歷代的封建的統治階級及其“幫閒‘和“幫兇”扼殺了民族文化的精髓，扭曲了先秦時已萌芽，成長的正確的價值觀。
7、以儒教為核心的思想統治體系雖然存在了2000多年，是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保護了它。遊牧民族的入侵只能造成人種的混合和被它同化的結果。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相對封閉的外界環境，多數國民不識字是這個體系存在的根據。
8、由秦至清，歷代封建王朝為鞏固其統治的需要，利用仕途誘惑和科舉取士制度，軟化，奴化知識份子；不斷壓縮，淘汰傳統文化中的科學，人文成份，實行愚民政策，加上語言和文字的距離—文言文的難度是眾所周知的，特別是斷句難，更容易造成岐義。使人們誤認為傳統文化似乎就是孔孟之道，甚至被歪曲成了“儒教”。其實，我們的傳統文化原來是豐富多彩的。在某些方面，它較之古希臘文明也毫不遜色。老子，孔子，墨子是基本上和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同時代的先哲，其哲學，論理學，邏輯學成就，雖有東，西文化方面的特點，但在學術水平上並無本質的差異。“文化價值迴歸”，就是要把上述傳統文化中的精髓發揚光大，重建民族新文化！
9、正是這種封建的文化體系使我們錯失了14、15世紀發展的最好歷史機遇。我們不能因此再次錯失發展良機。讓我們回到祖先曾選擇的正道上，找回丟失的精神瑰寶，同時吸取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的一切精神財富，重建華夏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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