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承訓：國家系統治理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新發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大理論貢獻
編者按：國家學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要諦，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指針。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綱領性文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的國家學說，從十個方面勾勒它對國家學說在新時代發展的主要亮點。《決定》深化了國家學說的內涵，拓展了它的外延，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國家長治久安、永葆青春的法寶。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強調，我國四十多年來有兩個歷史裡程碑：“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1]《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本文中凡未注出處的引文均出於此文件），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新篇章，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這一重大政治問題和理論問題。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發展了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依據歷史經驗和新時代實際深化和擴展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內涵和外延，廓清了社會主義長治久安、永葆青春的規律和道路。
一、系統的國家治理理論解決了前人的國家學說所未能解決的重大課題
國家學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核心是無產階級專政，與暴力革命是同一個邏輯體系，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水嶺，是我們黨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然而，以往對國家的理解比較狹義，主要認為它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對敵人的專政和對人民的民主。毫無疑義，這個要諦是不能動搖的。不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很長的時期，除了專政和民主這個最重要的職能以外，還有更廣泛的內容，而且其執行方法也必須與時俱進，整體上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化了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內涵，拓展了它的外延，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其中“制度”“治理”和“現代化”是關鍵詞。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第一次論證了國家的起源、職能、實質和消亡問題，但還未能系統回答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治理問題，因為當時還未有這方面的實踐。而如果重溫經典作家關於國家的論述，實質上也蘊含著治理思想的萌芽。比如，恩格斯指出：“國家（指剝削階級的國家——引者）的本質特徵，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2](P116)“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3](P523)在建立公有制之後，“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3](P634)由此也為國家消亡創造條件，“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人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3](P7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國家，除了“專政”的職能外，還以新的職能、新的方法承擔新的全部社會職能。但從當時的實際出發，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強調的是“專政”職能，還沒有治理整個社會的實踐依據（巴黎公社的實踐十分短暫）。
列寧將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實踐。在取得政權前夕，寫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主要點還是論述暴力革命問題。在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從當時的實際出發，使人民的國家行使更多的社會職能。當時提出“奪得俄國”的任務應轉向“管理俄國”，“目前時局的全部特點，全部困難，就是要了解從主要任務是說服人民和用武力鎮壓剝削者轉到主要任務是管理這一過渡的特徵”，要求“‘協調組織’和專政”並行。[4](P477)特別在新經濟改革時期開始探索一些新的制度，包括領導體制、經濟體制和法制建設等。由於列寧逝世過早，還沒形成系統的國家管理制度。後來在斯大林領導下也積累了一些管理方面的經驗，然而沒有處理好專政與協調組織的關係，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伴隨的是階級鬥爭擴大化，使得這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了重大錯誤，沒有保證社會主義蘇聯長治久安（雖然戰勝了希特勒侵略），以致使領導層後來由極左轉向了極右，導致蘇聯垮臺，這是共產主義史上最大的教訓。
相比而言，中國革命積累的歷史經驗比較豐富，因為全國的政權不是突然奪得的，之前就有20多年的政權建設實踐，在農村建立發展根據地。“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5](P611)當時，實行了“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的許多措施，包括後來管理城市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後從採取“四面八方”政策到“一化三改”舉措的改革配套，再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系統理論和體制，辯證地解決了專政與民主的關係，創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等政治制度，帶有一定的系統性。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之後，借鑑了蘇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學說，特別是劃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深化和拓展了對國內矛盾的認識與處理疆域，發表了《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筆記和談話等論著。所有這些都在理論和實踐上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然而當時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還處在探索初期，後來因脫離實際又過分強調了“階級鬥爭”，以至出現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過失。這是中國自身的經驗教訓。
回顧歷史，可以理解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有一個深刻的認識過程，客觀上缺乏實踐經驗，主觀上出於對社會主義過程估計過短，有些設想偏於簡單，對於運用國家職能保持社會主義長治久安、永續繁盛，最終通過制度力量戰勝資本主義，尚缺乏全面性、系統性的認識和設計，同時也積累了一些寶貴經驗。總之，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這是前人所沒解決的歷史課題。
我們黨開始提出和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整個社會主義過程的各方面制度化、體制系統化，是從改革開放後鄧小平肇始的。這是歷史前進的必然要求，特別是蘇東劇變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使我們黨必須研究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對這些歷史的必然性，習近平作了精闢的論述，此處不再重複。總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大師所沒有解決的重大課題。
現在需要領會的是習近平是在什麼樣的歷史大背景下運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將又在哪些方面開拓了它的新境界？這應當視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必須認識，習近平發展國家學說不是從書本出發、為學術而學術，而是有明確的針對性、科學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需要。其重大背景是世界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進入新時代，有了改革開放的堅實實踐基礎和客觀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發展積蓄，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風險、新問題。國內改革需要全面深化，國外帝國主義出現焦慮性瘋狂態勢，資本主義的腐朽體制又激起民粹主義風行，又將迎來新的科學技術革命。習近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洞察了客觀實際及其發展規律，提出保持社會主義長治久安、持續高質量發展的遠見卓識和系統的理論、方略，推進科學社會主義國家學說跨入新階段。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同等重要的劃時代意義。
二、系統的國家治理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從國家學說視角考量，《決定》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在新時代應當如何優化和實現現代化的重大問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的國家學說，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十個方面。
1．深化了國家的政治內涵特性，主要是強化優化了黨對政府的領導和國家體系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關係。有些崇拜西方政治學的學者宣揚什麼政府“非黨化”，削弱、否定政府同社會制度的關係，把公共權力與國家的階級性割裂開來，實質上是淡化、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屬性，抹殺社會主義政府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根本區別。《決定》從更深刻的意義上繼承和深化了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強化優化職能（包括對敵對勢力的制裁，取締各類黑惡組織及其保護傘等）。核心是加深了黨中央和黨組織（黨委、黨組）的具體領導，科學地強化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並把堅持、鞏固、發展制度優勢與國家執行力緊密聯繫起來，使國家堅持以人民為主體、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永不變色。蘇聯變質的歷史證明，取消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地位，是其政權性質劇變的突破口和要害，把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政權混同於西方政權。它從反面證明，國家政府一旦脫離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政治性規定，就必然變成資產階級國家，更不要說公開解散共產黨了，即使讓共產黨變質，國家性質也必然變色。這是命根子。
2．拓展了國家職能的外延，把黨領導一切貫穿於政權的全部社會職能之中。以往主要強調國家的階級專政職能，這是極其必要的，必須進一步強化和優化。但與此緊密相聯又必須隨時代需要擴大它的社會職能。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要。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高，相應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1]除加強政治建設（如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制度等）以外，同時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安全、外交等制度建設和職能優化的任務必然擴展，政府必須承擔更加複雜多樣的任務，大量的是以往所沒有或未列入日程的。這表明，國家政權為人民為社會要辦更多的公共事務，是“現代化”的重要具體體現，使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更加豐富、完善、系統。
3．將加強“管理”深化為系統“治理”，是國家職能的飛躍。管理一是強調政府為唯一的主體。二是管理一般指維護既定的制度秩序，治理則要“破”“立”的系統結合，更側重在創立新制度上。《決定》明確區分了三種制度：“根本制度”是指始終必須堅持鞏固的社會主義制度，將來走向共產主義；“基本制度”是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大制度，也必須長期堅持不斷完善；“重要制度”是指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重大具體制度，也要相對穩定又不斷完善。這是一個完整體系。三是國家治理與全面深化改革融為一體，既是治理的動力、原則，又是治理現代化的方向和目標。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要求更系統更協同。這是以往的國家學說尚未涉及的重大課題，體現了社會主義以不斷改革化解各種矛盾、持續自我完善的特有優越性，也是國家自身建設的新時代新要求。
4．國家治理更多地調動社會民主自治職能體系更加完備，彰顯全面調動積極因素並使之制度化、多元化。《決定》要求國家治理“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的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調、公眾參與、法制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1]這就突破了單靠政府行政部門管理的傳統模式，充分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優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一點是做不到的，國家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把人民作為專政、統治的對象，只能馴服，不能成為社會主體，雖然有所謂全民選舉制度，但實際是少數有錢的富人集團藉以爭權輪流執政的政治遊戲，其所謂“民主”“自由”是虛偽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則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同，核心是服務人民又依靠人民，體現在各面參與治理。《決議》規定：“國家行政管理承擔著按照黨和國家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的重大職責。必須堅持一切行政機關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1]“服務型政府”又受人民監督、同人民自治密切聯繫，是社會主義國家全面服務人民又全面依靠人民的重要特徵。
5．國家經濟職能定位與以往設想的計劃經濟體制有重大差別，使之更完善，更有新的增色。因為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完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職能，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釐清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關係”。這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對企業行施“放（開）、管（理）、服（務）”的職責，重要的是不斷改善宏觀調控和營商環境，而不是包辦一切，也就是旺市場與強政府的有機結合，提高經濟質量。這同以往指令性計劃統領經濟建設有重大改變，體現了協同發展理念，自覺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同時，把創新擺在突出位置，規定“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這又是國家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優勢，更好地執行政府的新型經濟職能，創造性體現和發展了恩格斯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2](P705)
6．“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是以往國家學說中從未有過的理論與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國家對其治理帶有十分複雜的特殊性，既要維護社會主義國家主權的統一性，又要兼顧兩種社會制度治理的重大差別。這是以和平方式和自治的方略處理帝國主義侵略遺留下來的特殊問題，要全面統籌“一國兩制”的諸多社會矛盾並防禦、排除國外敵對勢力企圖復辟的種種干涉，處理好特殊的人民內部矛盾和多種形式的敵我矛盾複雜交織問題。要保證香港、澳門繁榮和穩定需要特殊的治理方式和藝術，應付隨時發生的變數。在這方面，已經充分表現了“一國兩制”的堅定性與策略性。而臺灣問題這兩種國內外矛盾交織更帶有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在國家治理中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更高的謀略實現創新。國家盡一切努力，保持一定歷史耐心，爭取和統一，但也絕不放棄武力解放的權力。
7．國家職能的方法創新。“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執行力的集中體現。”首先是依法執行，“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健全法治是制度化定型化的保證，而不是隨機的、輕易更改的。以前曾流行“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權”之說，那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法制不健全的條件下，對敵人的專政不能受舊法律（即剝削階級建立起的法律）限制。而在新時代則有了制定和不斷健全的法律體系和人民立法程序，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執行社會主義法律，以硬規則指導約束行政權力和規導社會。這是治理方法現代化的標誌之一。同時，運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施展政法執力，包括運用信息網絡、大數據、區塊鏈、智能化等科技手段，使政府更及時更全面把握信息，迅速處理問題，保證安全，提高辦事效率。這是一個不斷提升、優化的過程。當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是國家工作人員具有高素質，不僅政治素質優、政策水平高，而且要具有現代化知識和處理能力。這就要求國家必須是學習型國家，必須適應和引領時代步伐。
8．對外積極防禦又盡力參與國際秩序的治理、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第三節專論）。
9．解破經典作家提出的防止國家從“社會公僕”變“社會主人”危險（第四節專論）。
10．以“現代化”作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標準，並分步實施。這正是新時代的歷史標誌。幾十年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施“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在又增添了綜合性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說要在世界社會總體文明領域走在前面，領先全球，為全人類解放樹立中國標杆，提供中國方案，形成最高尚、最美好、最幸福、最文明的國家治理。這是科學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新飛躍。為實現這一目標，還制定了三步走的規劃，更具有實踐性和執行力，既積極又穩妥。不僅治理手段現代化，而且治理的總水平超出迄今為止的人類一切文明水平，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讓人民全面享有幸福美好安定有序的生活，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成為全人類最終解放的“革命根據地”。
以上概括，僅是簡略勾勒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新發展的若干方面，體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未必全面。下面要重點論述兩個問題。
三、堅持和優化維護國家安全、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職能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國家學說，重點強調的是國內專政（暴力）職能，主要出於當時的階級鬥爭局勢，對於治理世界範圍內國與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尚未詳細論及。現在，帝國主義勢力還有很大的優勢，又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還要不要堅持“專政”職能（包括抵禦侵略）呢？毫無疑問，不僅要堅持，而且要強化、優化，同時還要在堅持、完善國際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深化、擴展國家的內涵與外延，拓寬、提升國家的國際職能，承擔前人未曾預料和需要更加關注的新任務。這也是發展國家學說的必然要求。
首先，強化和優化黨對軍隊的領導和治理。軍隊（包括警察）是國家機器中首要的暴力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社會主義制度鞏固、發展、強盛，其中重要的是有一支堅強而文明的現代化軍隊。中國共產黨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定》發揮這一優勢，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同時進行一系列改革，加快現代化，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本色。不僅能抵禦世界任何戰爭威脅，有效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保衛國家主權；而且保持、維護國內社會穩定（武裝警察），尤其是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種種由“顏色革命”而不時升級的暴亂，維護“一國兩制”的安全和發展。這也是世界上仍然存在並以多種形式迸發的階級鬥爭和維護和平之必需。同時，參與國際安全秩序的建設和維護，進行多邊友好軍事交流活動，拓展了軍隊的國際職能。現在美國為維護世界霸權，在全世界設立300多個軍事基地，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大國防，世界人民安全就無法保證，同帝國主義鬥爭就沒有底氣。所以，強化優化我國國防力量，是世界和平、發展與爭取更好願景的強大後盾。
第二，統籌國內外兩個大局，參與國際秩序的治理，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促進世界和平發展。這一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重要也更艱鉅。因為從整體上看，壟斷資本主義、霸權主義還有一定的優勢，並且變本加厲地不斷搗亂製造動亂，由它們本性所決定，決不會甘心放棄殖民利益、冷戰思維，總是千方百計地製造各種亂局挑戰和平，用多種手段壓迫和剝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維護和平秩序是世界多數國家勞動人民保持獨立所需要的，也是我國發展所必備的國際環境。近期以來，由於我國突飛猛進發展，它們視為“最大的挑戰”，便集中力量遏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施展多種搗亂手法；從根本看，它要推進“和平演變”陰謀，使得蘇東劇變的悲劇重演。社會主義中國除了武裝保衛國家安全之外，更大量的工作是開展多種外交活動，實行對外擴大開放，加強國際合作，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趨勢，在共商、共建、共贏中發展自己。我們的國家職能必然承擔保衛國家安全和參與世界秩序重構的雙重任務。
第三，濟國家經職能面向全球，構建和推進更高水平開放經濟合作交流新體制。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擴張的必然歷史趨勢，是任何壟斷資本不可阻擋的，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逆反這一強勁歷史潮流而動，不可完全靠封閉實現經濟現代化，必定是互相合作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會主義本質是生產力社會化與生產關係社會化的有機統一，對外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策，也是歷史經驗的結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邏輯的延伸。這樣，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必須同世界融合，不僅要主導、治理、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而且要積極適應和駕馭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建立日益擴大的對外開放體制，管控經濟風險，科學地應對多種經濟博弈，推進構建開放型世界。當今時代國際鬥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資本主義的國內基本矛盾已擴張到國際範圍，表現為單邊主義的霸權與經濟全球化（多邊主義）的矛盾，主要戰場擺在經濟鬥爭和與之相聯的科學技術的合作、競爭上，併成為壟斷勢力與反壟斷勢力鬥爭的一個焦點，動輒實施經濟制裁，大搞貿易摩擦，動用行政手段壟斷技術。《決定》使得國家執行和維護擴大對外開放制度化，“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制定了許多具體要求。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大。我們將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持續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一要繼續擴大市場開放；二要繼續完善開放格局；三要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四要繼續深化多邊合作；五要繼續推進“一帶一路”。[6]這一新的國家經濟繁重職能，是以往經典作家未曾論述的。
第四，以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總方針，盡力行使國家的國際義務。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的，實現全人類解放是它的最終目的。然而，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必然有一個從少數國家起始的出發點和根據地。況且，革命不能輸出，不能由一國取代別國。20世紀上半葉，曾有以蘇聯為重心的共產國際組織，歷史地看，它對推動許多國家的革命（包括中國）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不少負能量，而且不適宜國家之間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解體了，現在更不能採用那種方式。但首先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完全丟棄國際義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應時代要求，提出一個包容性更大的科學戰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它的內涵深邃、外延廣闊，易於接受，便於操作，既表達了新時代的歷史進程，也涵蓋了最終目的。這個口號和倡議已為多國接受，成為聯合國制定國際新秩序的行動準則。《決定》特別規定：“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變革。”我國應當塑造更好的制度樣板、倡導中國方案。創建的“一帶一路”就是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平臺。從理論上說，這是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責任提升為新的執行職能，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新境界。
四、回答了經典作家最擔心的難題：防止國家由“社會公僕”蛻變為“社會主人”
在18世紀70年代巴黎公社建立及其失敗之後，馬克思恩格斯著手總結社會主義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最初的實踐經驗，由於巴黎公社僅僅存在72天，許多政策根本不可能實行，但取得許多可借鑑的初步歷史嘗試。馬克思寫了著名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科學論斷：“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3](P52)必須堅持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最擔心的是這個新政權如何能保持下去，特別是自身不變質。20年後，恩格斯提出“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的命題。他認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表明，雖然巴黎公社顯示了一些帶有萌芽性的做法，但此問題遠未解決，這裡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社會根源。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專門引證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國家起源》裡的觀點：國家產生後“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在社會之上……”列寧說：“這裡提出了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的特權地位問題”，提出“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居於社會之上？”除了剝削階級為了自身統治採取許多給予官吏特權和收買手段之外，也還有一個國家人員的特殊權益。[4](P119)十月革命後，他在世期間發現了一些問題，提出反官僚主義、反貪汙，尤其是最後兩篇文章專門對建立監督機制表現關切。斯大林繼任後，比較注重官吏的廉潔問題，自己以身作則。但始終未形成防治官吏特權的機制，又在許多方面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赫魯曉夫等篡奪領導權後，情況急速變化，很快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乃至貪汙腐化成風，最終導致黨和國家變質。歷代官僚階層皆是利用政治權力形成特定的經濟權力，包括稅收、財政和其他行政收入，尤其是利用權力取得非正常渠道的收入（貪汙、搶佔等）。黃炎培先生曾提出改朝換代的“週期率”，“興也勃焉，亡也忽焉”。以往歷史上流傳“五世而斬”的說法，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恩格斯多處揭露過資產階級國家（民主共和制或君主制）的腐敗情景，資本家通過各種渠道對官員的收買，形成官商勾結。現代資本主義所謂“民主政府”，官吏的腐敗是家常便飯，有的國家總統幾乎“前仆後繼”，形成十分龐大的“金錢政治”。
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產生特權階層？蘇聯已經證明。從以往的歷史和現實看，腐敗現象也經常像割韭菜一樣一茬一茬發生。雖然經濟基礎已經是公有制，但掌權的一些國家政府官吏受“升官發財”的慣性影響也追求利益的固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就告誡全黨：這是共產主義還未解決的問題。我國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這是中國共產黨繼恩格斯提出防止國家由“社會公僕”變“社會主人”之後又一重要提示。事實證明，社會主義是否變質，黨和政權最為關鍵。
應當說，我們黨在防止國家變質問題上是一貫的、堅決的。奪取全國政權前夕，毛澤東就特別告誡：我們不能學李自成。實際上，李自成之後還有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就是太平天國，剛剛奪得天京（南京），領袖洪秀全就當了十分腐敗的皇帝，他的重要將領李秀成在蘇州大建官府豪宅，最後這個農民政權維持不到十年就覆滅了。習近平用這些歷史變故教育全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懲治腐敗，挽狂瀾於既倒，堪稱又一次挽救了黨。習近平關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論述，可謂集歷史經驗之大成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經典之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家本身治理系統化、現代化，確保社會主義國家永治久安，根除執政黨變質導致國家變質的內因。
《決定》提出的十三個“堅持”的第一條，就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規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通過完善制度保證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著力防範脫離群眾的危險”。“全面完善從嚴治黨制度。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增強憂患意識，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決定》特別規定了“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強化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鮮明地指出：黨和國家的監督體系是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實現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證。特別要“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並對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約束機制做了具體規定。當年鄧小平說過：“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7](P333)這是對我國曆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百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的總結。習近平提出並解答這個問題，不僅採取全面從嚴治黨的多項措施，而且進一步通過制定這項《決定》，形成制度保證，使之定型化，確實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解決並持續解決當年馬克思恩格斯的擔憂，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國家學說。
這裡要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永治久安關鍵在執政黨的堅強性、先進性，而這種堅強性、先進性與其正確領導是辯證的統一。習近平說：“打鐵必須自身硬”。“打鐵”就是領導國家的執行力，“自身硬”就是自身健壯的保證。這必須靠制度的健全及其持續執行，但也不能完全排斥人治，即通過制度保證“好人”當道、“壞人”出局。其中領袖人物又起著最關鍵的作用。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一個堅強的黨必須有堅強的領袖，否則就有可能走向邪路或出現大的失誤。這也必須有制度保證，以有利於選定傑出的領袖並使其令行禁止。所以處理好群眾、黨政、國家、領袖及其領導集體的關係特別重要。鑑此，《決定》重申：“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時代，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是我們黨我國對應大變革中極其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推進“強起來”的大勢蒸蒸日上的定海神針，不能有絲毫的動搖。我們必須站在當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新維度，深化認識，提高自覺性，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決不能重蹈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搞歷史虛無主義的覆轍，讓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篡奪領導權。這個歷史教訓必須牢牢吸取。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境界。歷史告訴我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後的路還很遙遠，將會有很多風險發生。我們黨既要有堅定的信念，又要有系統防範風險的準備。系統的國家學說新成果是一種重要精神武器。《決定》發展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是我們的指路明燈。現在的關鍵是提高黨和國家的執行力，將《決定》的理論邏輯化為實踐邏輯，將科學的精神力量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使得黨所領導的人民國家永葆青春，無往而不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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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習近平出席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N].人民日報，2019-11-06（1）.
[7]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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